在明媚的温暖的春阳照耀下，伊力哈穆大步行走在通向庄子的道路上。

    七生产队大部分社员是住在大队部这一面的，这里，有正式的国家公路通往伊宁市。但是，七队的农田并不在这里。七队的地，四分之三在伊犁河沿岸，四分之一在北面的雀儿沟。在离国家公路四公里左右的伊犁河沿岸，有七队的一个小庄子，这还是解放前大地主马木提修的。所谓庄子，与汉语“村庄”的含义有所不同，它平常并不住多少人，为的是在农忙期间，在农田附近有一个喂养牲畜、放置农具、车辆，以及临时堆放食粮、种子、牧草之类的地方。或者在农事特别紧张的时候，也可以临时住一些人。过去，这里的农民选择住处的时候更多地考虑的是生活而不是生产，即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商业、聚居与进城的方便，自然向公路这边靠拢，而与农田的位置并不完全一致。这样，七队社员上工，到伊犁河沿，要走四公里，到雀儿沟，要走五公里。他们是靠庄子的存在来方便下地劳动的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从一九五九年起，以里希提书记为首的大队党支部做出了规划，决定七队人员应该逐步向伊犁河边庄子方向迁移。要陆续在庄子一带修建住宅（他们更喜欢用的词叫“居民点”）、仓库、队部办公室、学校、医疗站和供销门市部。大队的计划是，用若干年的时间，把七队整个迁过去。因此，当七队原在国家公路近边的粮库因年久失修需要重建的时候，当时的队长伊力哈穆就决定将新的库房修在庄子。解放以来，庄子那边也陆续盖了一些房子，住了一些人，像库图库扎尔的哥哥中农阿西穆、赶大车的泰外库、失踪的前生产队保管员伊萨木冬、看水磨的俄罗斯人廖尼卡，以及新社员包廷贵、地主婆子玛丽汗等都住在那里，但更大多数社员还不在庄子居住。盗窃犯确定偷七队的粮库，看来是很了解情况、很有算计的。这些坏人，利用了七队粮库偏处一隅，而没有位于稠密的住宅群中这一特殊情况。

    通往庄子的大路，也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希提组织大兵团作战修的，连同栽种路旁林带总共用了三天。大路向西拐通四队，向东拐通七队庄子，向南笔直地通过二队，延伸下去和沿伊犁河通伊宁市的一条土便道相连接（就是盗贼们的大车走过的那条僻静的土路）。

    从库图库扎尔的家出来，扛着砍土镘走在这条已经走过许多遍，但远远没有走够就离开了的大路上，伊力哈穆觉得胸怀宽阔，心情舒畅。五月的正午的太阳，照耀得到处都明亮耀眼，温热炙人。路旁各有六行栽植齐整的杨树，已经长大成林。丰满的枝叶，随风作响，在路上摇曳着缭乱的阴影，散发出一种类似梨儿的甜香。林带一侧，大渠里缓缓流淌着清水。春汛季节过去了，渠水变得洁净而又深沉，只有在经过几个水泥跌水的地方，骤然泻下，击打石底，漩涡翻滚，银花如雾。再把视线放远一点，一望无际的大块条田，乌黑碧绿的冬小麦随风舒适地摇摆着身躯，变幻着表面的形状和色泽。油菜的金花正在盛开，每一朵小黄花就像一滴水，汇集起来成为一片汪洋，招引着蜂蝶。玉米苗还很矮小，为了来日的惊人的长势，它们正在不动声色地深深地、深深地向泥土的深处扎根。只有瓜地还是光秃秃的，只看得见M形的高埂。其实，过不上两个月，那里就会成为遍地藤蔓，结满长长的哈密瓜与圆圆的西瓜的最诱人的地方。阳光、水、风和土地，在人民公社的勤劳的双手的调动指引下，正在进行那万古长青的伟大而神奇的合成，提供着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无限财富。

    “故乡是美好的。”伊力哈穆自己对自己说。他有一个习惯，常常在走路的时候自言自语；平常，他总有说不完的话要告诉别人，又有听不完的话要别人告诉自己。但是，有些时候他也有些话是想自己讲给自己听的，独自走路的时候，便是这样自思自言的好机会。“我们有耕种不完的辽阔土地，我们有浇灌不尽的丰富水源，”他仰头看了看有着在晶莹的蓝天衬托下的灿烂的雪冠的天山群峰，“甚至这里的阳光也比别处充足，从来少有那种连绵的阴雨天。这里的物产富饶，木材、煤炭、皮毛……有哪一样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是伊犁没有的呢？我们完全可以挖掘出更多得多的财富。然而，在旧社会，这一切都被压抑着、糟践着、破坏着，我们的故乡是一个充满了动乱、仇恨、灾祸和贫穷的地方。外来侵略者的十年入侵，屠杀和破坏，国际帝国主义豢养的泛土耳其主义分子、阿古柏、伊犁苏丹和乌斯曼匪帮，从宁夏打过来的马仲英部的烧杀抢掠的骑兵和那次动乱以后大流行的瘟疫，对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令人发指的蹂躏的蒋介石国民党和本民族的虎狼蛇蝎一样的乡约、伯克、龙官；皮鞭、朵耒朵耒，是地主巴依打人的一种凶器，用皮张包着沙子制成。、绳索……在这肥沃的土地和温暖的太阳下面，老百姓并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伊犁的儿女也曾拿起刀枪，在一九四四年，和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一起举行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英勇起义，但是，他们的牺牲和斗争，并没能擦干故乡的妻儿脸上的泪水，人民仍然处于严酷的封建制度的桎梏之下。直到一九四九年底，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大军到来之后，才实现了世世代代的人民的心愿，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涤荡了污泥浊水，开始了亘古未有的新生活。生活在前进，看，这农田的长垅！从五八年以来，机耕种植是怎么地被推广了啊！而解放以前，人们左手托着帽子，帽子里放着种子，右手一把一把地漫撒。遇到大片土地，甚至是骑马撒布的。看，地边的这块木牌，上面写着‘种子田，陕西134’。过去，我们知道什么叫良种吗？现在人民都懂得了，土种是老鼠，良种才是真正的大象。看，这路旁的电线杆子，这也是我离家的时候所没有的，先把有线广播拉到庄子，将来呢？安装在这些木杆上的将是高压输电线。我们正在把伊犁建成真正的乐园。然而，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不能把善良单纯的愿望当作现实，当我们端起香甜的饭碗的时候，却有人恶狠狠地向我们的饭碗里扔砂土。他们不允许我们踏踏实实地种瓜、栽菜。他们总想制造一种混乱的局面，好浑水摸鱼，乱中得利。所以，我们哪怕在睡觉的时候也必须睁大眼睛。我们必须一手拿枪一手拿砍土镘，为了开发和改造土地，首先要保卫住这可爱的国土。国外还有虎狼，国内也还有麦斯莫夫……”

    “站住！回去！你这是怎么了？你苕（傻）掉了吗？你要干什么？”一阵清脆而响亮的喊叫声打破了伊力哈穆的自言自语。他定睛一看，面前二十几步远，在通往四队的岔路口，停着一辆毛驴车，一个汉族姑娘拽住了缰绳，正在叫喊。

    这是杨辉，全公社没有人不认识的县农技站驻公社技术员。五年来，她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走遍了公社的每一块土地，用她那四川方言味道的自学的维语到处讲解着、争吵着，有时甚至是恳求着来推广她那一套又一套的科学种田的措施。科学种田，谈何容易？开始，一些粗暴的人毫不掩饰地贬低和嘲弄她的建议，而一些和善的长者，表面上接受她的那套科学，甚至当面按她的要求做一点样子，但等她一回转身就偏偏照老样子，偏偏不按她的要求办。有时候，她辛勤数月的劳动成果被毁于一旦，譬如，千辛万苦精选出来的麦种却被一个根本不相信选种的必要性的社员无意之中弄混杂了，为了这，她曾经发火，哭鼻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日益受到领导和群众的信赖。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老农称她作“我们的技术员女儿”，就连阿卜都热合曼这样的著名的老农，也常常为一些耕作上的问题主动找她研讨请教。

    伊力哈穆好奇地走了过去。身材瘦小，戴着眼镜，像维族姑娘那样地系着头巾的杨辉这时正是满脸通红。站在她对面，嗫嗫嚅嚅，不知所措，差不多靠在驴车上的是四队的汉族社员老王。

    杨辉顾不得向伊力哈穆周到地问好，她指着驴车说道：“看，他要干什么？”

    伊力哈穆向驴车望去，驴车上堆满了包袱、箱子、条筐，还有水缸、茶缸、铁炉子和炕席。什物上面，坐着老王的一对孪生儿子，两个儿子的眼珠东张张、西望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要搬家吗？”伊力哈穆问。

    “不，不是，”老王结结巴巴，扯一扯衣角，又拉一拉蓝布帽，“我到孩子他姥爷家去走走，他妈已经去了。”

    “走亲戚，带这么多东西？”伊力哈穆更迷惑了。

    “哪里是走亲戚？”杨辉不顾老王的狼狈的求告的眼色，直言揭露说，“这不是发疯吗！他居然也要躲一躲……”

    “躲什么？”伊力哈穆仍然不明白。

    “当然是躲维吾尔人。他怕维吾尔人害他。”

    “不是，不是的，我一两天就回来。”老王负疚地、没有信心地说。

    原来是这样！在这一瞬间，伊力哈穆所受到的刺激，超过了他回家以来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他的心情的难过，超过了在伊宁市客运站门前扶着晕倒了的乌尔汗的时候。老王啊，这是老王！诚实的、友善的老王！和自己以及千百个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塔塔尔族的受苦人共患过难，携手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的老王！今天，六十年代的今天，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居然认为维吾尔人会伤害他，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居然在并没有发生什么大变故的时候就丧失了对兄弟的维吾尔人的信任！看，他的眼神是怎样地惊惶和不安！该死的民族偏见和隔阂：难道你比几十年的同甘共苦，比十几年的党的教育更强有力些？难道仅仅因为民族的区别，血汗凝成的友谊却经不住些微风吹草动的考验？

    伊力哈穆呆呆地注视着老王，与其说他是在责备，不如说他的目光里流露着忧伤。

    这种情绪杨辉多少也觉察到了。这个活泼而爽快的姑娘，放低了声音告诉伊力哈穆：“别处也有这样的情形，但那多半是从关内新来的盲流人员，他们没有觉悟，他们不了解兄弟民族的人民。可这是老王啊！”她严肃地问道：“老王！你难道也听信了那些卑鄙恶毒的挑拨……”

    “那个……这个……”老王不知说什么好。

    是的，杨辉的最后一句话提醒了伊力哈穆，一定有敌人的挑拨。不能仅仅从表面上，什么维族呀、汉族呀来看待这些现象。解开这些复杂的、意想不到的、恼人的现象之谜的钥匙，是毛主席教导的：“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阶级问题。”就是说，民族隔阂，这本来就是反动阶级为了分而治之而培育制造出来的毒瘤和溃疡。伊力哈穆拉起了老王的一只手。

    “至少，你应该和里希提哥商量商量。”

    听到里希提的名字，老王的眼泪几乎流了出来。

    伊力哈穆继续说：“老王哥，你一定听信了哪个人的恶言恶语。俗话说，善言可以劈山，恶言可以劈头。坏人最害怕的是我们各族人民的团结，他们总是在各族人民当中散布怀疑和恐惧的种子。怀疑本身就是魔鬼！而恐惧会使人被自己的影子吓个魂不附体！你难道忘记了给依卜拉欣地主扛活的日子！把我从马木提大肚子的马架子指给马钉蹄铁时拴马的架子。上救下来的，不也有你吗？而里希提哥，又是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下保护了你！即使在旧社会，国民党、马木提和依卜拉欣，也没有能够把我们分开啊！何况现在，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当然，维吾尔族里仍然有坏人、敌人，他们歧视、污辱和仇恨其他民族……”

    “汉族当中，也有这样的坏蛋啊！”杨辉插嘴说。

    “但是，这样的人，太少数了，”伊力哈穆断然说，“他们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公敌！如今的天下不是他们的！我们可不能听这些胡说八道！”

    老王僵在那里了。伊力哈穆示意让杨辉放开驴缰绳。他拉着杨辉闪开了身，平静地说：“你去走亲戚吗？去吧！家里有什么需要照管的吗？早一点回来……”

    老王看看伊力哈穆，又看看杨辉，嘴唇动了动。这时，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的驴子，迈动了蹄子，吱吱嘎嘎地拉动驴车，走开了。

    杨辉整理了一下衣襟，看着渐渐远去了的驴车，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转身对伊力哈穆说：“这么说，您回来了，这个时候？”

    伊力哈穆点点头：“您一切都好？工作，身体？四川的亲人都好？”

    “都好。”杨辉笑了，还是那个老样子，她笑的时候憨厚地微微露出一点上牙花子。即使是未婚的姑娘吧，三年过去了，日月流转，风霜交替，时间也在她的脸上留下了一点点又一点点痕迹。“她大概还没有结婚吧？”伊力哈穆关切地很想问问，又不好意思。于是他问道：

    “您到哪儿去？”

    “到四队，看看他们的稻秧田。”

    “晚上到我家去吧。”伊力哈穆邀请着。

    “晚上么，”杨辉又笑了，“从四队我还要赶到团结大队，今年，他们学习关内的经验，搞了粮豆间作……”

    “团结大队？那还有十公里！您的自行车呢？”

    “阿依木克孜骑走了。”

    伊力哈穆不知道阿依木克孜是谁，当然，这是个维吾尔族姑娘。但他知道，没有自行车，从这里去团结大队是很困难的。他说：“那您赶不及了，到了那儿天就快黑了……”

    “我晚上不回公社了，就住在那边。明天，我还要到雪松台去。再见，伊力哈穆哥，等回来，我要和您好好谈一谈。”

    杨辉转身走了，她走得很急，走路的样子好像一跳一跳似的；她仿照维族式样系在头上的淡蓝色头巾，也在随着步子一扬一扬。她的身后，被踏起了一缕尘土。一会儿是阳光，一会儿是树荫，在她的渐渐小去的背影上交错变幻……在这个动乱的日子里，这个身材瘦小的，二十七八岁还没有结婚的四川姑娘，照样恪守着自己的岗位，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了边疆的兄弟民族的人民，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她不知疲倦，更不知被历史上的反动派造成的民族隔阂，她将步行十多公里到团结大队，她将和她无限爱惜、也是对她无限信赖的维吾尔贫下中农在一块餐单边吃饭，在一盏油灯边研究生产，在一块毡子上入梦。汉族同志常喜欢说，烈火炼真金，在当前的斗争的烈火中，杨辉的那颗赤诚的闪闪发光的心，不正是金子一样的么？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我们还怕任何风浪吗？这样的心，正是民族团结的基石，那些妄想动摇和分离我们的团结的丑类，不是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吗？他多么想追上去，向杨辉说一些热烈的、知心的话。然而，那是用不着的……望着杨辉渐渐隐没的背影，伊力哈穆自己也不知道，他落下了一滴滚烫的眼泪。

    伊力哈穆微笑着，含着眼泪向前走去。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身后的一阵阵喊叫声。回头一看，远远地，老王的驴车已经掉转了头，正在往回飞跑，老王的双手拢成喇叭形，正在向他呼喊。两个儿子也在抖动小手，咿咿呜呜地叫着。他听不清他们在喊叫什么，但是，他已经明白了，他也大幅度地挥着手，示意让他们快点拐到去四队的路上去，现在最重要的是，让老王的驴车快快追上杨辉，追上那个比谁都亲近的技术员姑娘。

    热依穆副队长的女儿，大队团支部书记，体态健康、皮肤白皙的吐尔逊贝薇正领着一组妇女给玉米地锄草。干这个活，不仅需要体力，更主要的是细心，动作熟练，反应迅速，一砍土镘下去，不仅要除净草（绝不能是只剃头而留下根），而且要松土、间苗。维吾尔族的万能工具砍土镘，把铁锨的形状——铲送的作用，镐头的重量和锐利——刨挖的作用与锄头、钉耙的角度——与地面平行三者结合于一体。就用这个砍土镘，可以挖土方，可以平地，也可以锄草。锄玉米，正是妇女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往年，吐尔逊贝薇她们，总要向男社员提出挑战，她们唱着、笑着、叫着把许多男社员落在了后边。她和她的女伴们总是能评上最高一级的工分。但是今天，她的劲为什么没有鼓起来？尽管伊力哈穆的到来（他正在水渠的另一边和男社员一起锄地呢）令人高兴，然而，她的心情仍然是困惑的。

    ……谁注意过小姑娘们的友谊？她们形影不离，梳一样的头发，戴一样的头饰，穿一样的靴鞋。甚至她们当中如果有一个人有某种习惯动作——譬如挤一挤左眼吧，不久，朋友们就都会挤起左眼来。她们在一起眉飞色舞地说啊，说啊，没完没了地说啊，她们的谈话对于最亲爱的生身母亲也是保密的。在小学时候，我们的吐尔逊贝薇、雪林姑丽和狄丽娜尔便是这样的友伴。她们在一起做功课，在一起踢毽子，在一起编织和挑花。如果老师斥责了她们当中的一个，其余两个也会跟着脸红。如果少先队表扬了她们当中的一个，其余的两个也会跟着得意。有主意、有魄力，一拳可以把挑衅的男孩子打翻在地的吐尔逊贝薇；沉静温顺，从来不敢独立做出决定的雪林姑丽；还有那热情、泼辣、带几分调皮的狄丽娜尔，就是这样摩肩促膝地度过了她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晴天一声霹雳，五九年雪林姑丽的继父和继母竟然作主把她嫁给了泰外库，那时，她才十七岁，是虚报了岁数领的结婚证，三个姑娘的眼泪流在一起。从此，雪林姑丽离开了她们，像受了霜的禾苗，她脸上的玫瑰色日复一日地消退着。但是，当她下地劳动的时候，她仍然寻找着她俩，用全副身心谛听着她们的歌声——吐尔逊贝薇的百灵鸟一样的高音和狄丽娜尔的温暖浑厚的女低音。那时候，雪林姑丽的脸上又会浮现出称心的笑意，干起活来也增加了精神气力。田间休息的时候，三个女伴仍然搂在一起。

    吐尔逊贝薇和狄丽娜尔曾经一起商议，决心二十五岁以前谁也不结婚。吐尔逊贝薇是说到做到的，但是，半年以前又出现了一桩轰动一时的新闻：狄丽娜尔和俄罗斯人、棕红头发的廖尼卡结了婚。先不说这两个不同民族的青年的婚事引起了什么风波……反正这三个曾经朝夕厮守的女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吐尔逊贝薇得到的“三好青年”“三八红旗手”“水利尖兵”……的奖状已经挂满了墙壁。她的照片曾经登载在去年五四青年节的《伊犁日报》上。雪林姑丽像场上经年的麦草一样地憔悴而枯黄，她的美丽的、长睫毛的圆眼睛里没有丝毫光泽，她的孩子气的面庞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而狄丽娜尔，完全沉浸在新婚的幸福里。当人们走过水磨坊边俄罗斯人的精致的小房子时，常常听到狄丽娜尔伴着廖尼卡的手风琴唱起伊犁民歌《黑眼睛》和俄罗斯民歌《山楂树》。小两口可能以为，他们将在每天黄昏，用这温柔的情歌去迎接伊犁河面上升起的第一颗星星，直到天长地久，白头偕老。谁又料想得到一声巨大的不和谐音打破了手风琴与男女声的一切和声，风暴吹得他们像落叶一样地漫天旋转。不速之客木拉托夫的到来和消失，公公马尔科夫的出走，廖尼卡的被捕与被释……怎样的耻辱落在了这个骄傲的、任性的姑娘头上，狄丽娜尔的眼睛哭肿了，她不肯见任何人。再回到严厉的父亲、四队的木匠亚森宣礼员宣礼员，即穆安津，又名麦僧，在清真寺屋顶召唤礼拜的人。的身边？娘家的两扇门已经紧紧地关闭了……

    今天，吐尔逊贝薇死说活说好不容易才把狄丽娜尔拉到玉米地里。狄丽娜尔两眼发呆，心不在焉，她锄过的田垄不是留下草就是砍伤苗，或者留下夹生的硬地，害得吐尔逊贝薇不时过来替她找补、扫尾。雪林姑丽呢，咳嗽着额头上出着虚汗。“要不，你回去歇歇吧。”妇女们说。雪林姑丽摇一摇头。难办的是，你和她说十句话，有九句她是用摇头或者点头回答，另一句说不定连头颈也没有任何表示。当女伴们的境况是这样的时候，吐尔逊贝薇又如何去唱歌、欢笑、闹嚷呢？

    各有各的心事。往日，妇女们集体干活的地方本来像喧闹的市场，今天，却冷冷清清，只听得见砍土镘搂土的“嚓”“嚓”响。吐尔逊贝薇把全身精神集中在砍土镘上，她不但负责着自己的两拢，而且照料着、帮助着狄丽娜尔和雪林姑丽。锄吧，快快地锄吧，让砍土镘不但锄掉地里的杂草，而且把心灵上的杂草也剔除干净吧。

    “这是谁干的活儿？”突然的一声大喝，使吐尔逊贝薇吃了一惊。她抬起头来，看见一匹高头大马。骑在马上的，是队长穆萨。虽然还没到盛夏，穆萨已经穿起了俄式乳黄色的崭新的套头绸子衬衫。领边和袖口，绣着花边。他的左袖，挽到了齐肩，露出了快要撸到肘部的手表。穆萨歪戴着帽子，脸上密麻麻的小麻子上挂着汗珠，两撇黑胡子捋得尖尖的向上翘起。他翻身下马，把缰绳往鞍桥上一摔，右手理着胡须，迈着沉重的大步向田间走来。他走到狄丽娜尔的身后，指着锄漏了的小草问道：“这是你的事情吧？”

    狄丽娜尔没有做声。

    穆萨从鼻子里哼了一下，脸上显示威吓的表情。他大喝道：“全都到这里来，全体社员集合！”

    人们抬头看了他一眼，大部分低下头继续干活。穆萨又喊了好几遍，才零零散散地聚拢了一些人。隔渠的男社员也慢慢地走了过来，跟在女社员后面。

    “这是人办的事情吗？”穆萨弯腰从地上拾起两棵小苗，举在头上要大家看，然后，指着狄丽娜尔骂道，“你是吃馕长大的还是吃屎长大的？你以为公社社员馕馍吃起来那么现成，那么便宜？你以为工分是好挣的吗？你们在给谁干活？从前，给地主要是这么干，早就赶跑了。你们以为队长不在就可以胡里麻汤地干吗？我在呢，你们在打什么主意，在转什么念头？想走吗？别做梦了，走到哪里也没有现成的热包子！谁想走，就走吧，中国人有的是，不少你们几个。不走，就好好地给我干，干不好，就不要嫌我说出难听的话来！”

    说到这里，他眼皮一抬，瞭见了靠后站在一边的伊力哈穆，他先是一怔，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他旁若无人地走了过去，伸出手来把伊力哈穆的手轻轻一掐，“您来了吗？好兄弟。这才好呢。帮助我管管这些社员吧，他们的思想问题总是多得很！你看见了吧，他们是怎么干活的？你再看看，他们都用白眼珠看着我，对我不满意，肚子里在骂我呢！”他转脸向大家喊道：“不满就不满吧，骂就骂吧，也行。我当一天队长，你们就得听我的。等到我垮了台，随你们割下我下身的蛋子炒着吃。我没有文化，不会用报上的词儿说话，我要有文化就早不当这个小队长了，兄弟姐妹们，那时候我就会弄他个县长或者州长当当，也有你们的面子！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现在是队长，你们是社员，我是你们的掌柜的，都得好好地给我干！没别的说的！秋收的时候，我让你们每个工分达到两块二毛！至少是两块！只要听我的，一个工两块二，这就是我的计划，这就是我的安排，这就是穆萨队长的好领导！走吧，都干活去！”

    社员们有的摇头，有的叹气，有的暗笑，更多的人却熟知穆萨吹牛放炮的脾性，不予置理。穆萨走到白马近边，拉住缰绳，左脚认镫准备上马。伊力哈穆走了过来，平静地说：

    “忙着走啥？和大家一起干一会儿吧，有什么问题和大家一起商议，不好吗？”

    穆萨陡然变色，左脚从马镫里撤了回来，叫道：“我当不成那种在地里抡砍土镘的队长！我没有时间！几百口子人，几千亩地，需要我操心指挥的事情还少吗？伊力哈穆兄弟，我和你不同，你是党员，我可是党外人士，什么来着？我就是李鼎铭先生！你不能那样要求我，我也没有你那个觉悟！其实我一个人能干多少，指挥好了比什么都强！让我当队长，我就骑着马检查工作。有意见，秋后提吧，到那个时候，可以撤我的职，可以批，可以斗，可以割下我的耳朵用盐腌起来下酒！”

    哇哩哇啦地喊了一通之后，穆萨一骗腿儿，上了马，缰绳一抖，马跑开了，穆萨骑在马上，斜斜歪歪，活像就要掉下来。一阵风，送来了他用维汉两种语言混合着唱的小曲：

    姐姐好啊，妹妹好？

    哪个中意哪个好。

    西瓜甜呢，甜瓜甜？

    哪个可口哪个甜！此曲的旋律传到关内，名《沙里蕻巴咳唉唉》，原为嫖妓时唱的小调。

    穆萨走了，狄丽娜尔哭成了个泪人儿。吐尔逊贝薇跑到了伊力哈穆身边：“伊力哈穆大哥，收工以后找狄丽娜尔谈一谈吧，她要毁了，她的事情可怎么办呢？她的事情我实在解决不了。我代表团支部请求您，关心一下我们的女青年！”

    得到了伊力哈穆的肯定的答复以后，吐尔逊贝薇又跑到狄丽娜尔的身边：“好姐妹，别哭了，伊力哈穆哥已经答应了，收工以后他要到你们家去，他还要找廖尼卡谈谈呢。他会帮助你的，他会给你指出一条道路的。你放心了吧，对吗？”

    狄丽娜尔呜咽着，半信半疑地望着吐尔逊贝薇。

    小说人语：

    谁注意过小姑娘们——西北地区更喜欢用的词是丫头——的友谊？她们形影不离，梳一样的头发，戴一样的头饰，穿一样的靴鞋……呜呼，心细如发，发现了新大陆上的一株小草……天假王手，怎么像个女孩儿写的！

    精彩的杨辉技术员提倡推广粮食作物与豆科作物的间作，因为豆科作物的根瘤菌能增加土地的肥力。本小说里，多有应时应景的却也是事出有因的政治宣扬与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间作。政治的宣扬难免没有明日黄花的惋惜，生活实感则用它的活泼泼的生命挽救了一部尘封四十年的小说。理论、主张、条条框框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绿，生活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