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伊力哈穆队长，哎，伊力哈穆大哥。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到我的家来，你还肯到我的家来。我知道你回来了，在磨坊里，什么消息都能听得到的。我想，你也许能见我的？不，我想你不会来的，在这样的时刻，谁会愿意跑到伊犁河边来看望一个刚刚被拘留的俄罗斯人？有些人到现在不敢和我说话，不敢和我握手。但是我想，你会来的，你不是普通人，你是共产党员，你是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就是说，你们的心里装着整个的世界，装着整个的国家。在伟大的中国有个新疆，在新疆有个伊犁，伊犁河边就有我这么一个孤零零的俄罗斯族人，所以，你也会管我的事的，你也该管我的事的，是吗？

    不，您先别说，您等我把满腹的话讲完。我是孤零零的。有一个时期，那时，那些仇视列宁和斯大林、仇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流浪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白俄是孤零零的。现在，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国”去了，我却孤零零地留在这里。

    先从我的父亲说起吧，马尔科夫，今年六十三岁。十月革命的时候，他十八岁。他和我的爷爷从海参崴跑到了朝鲜，又从朝鲜跑到了中国的东北，在哈尔滨和长春流浪，还到过青岛和上海。我的爷爷是什么人？是旧俄的贵族，是沙皇的军官、密探，还是屠杀远东的非俄罗斯民族人民的刽子手？我不知道，我没见过我的爷爷，我父亲也从来不说他。但是我知道，我的父亲怀着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刻骨的仇恨。一看到红五星，父亲的癫痫病就会发作；而且我们家不许用月牙形的镰刀，因为共产党的党旗上有这样的标志。三十多年前，我的姐姐死在上海，我的父亲被一个中国商人所雇用，随着骆驼队走了半年来到新疆伊犁。我是出生在伊犁的，生我以后，母亲因为产后受风而死去，是一些善心的中国妇人的乳汁贴补了我，使我没有因为丧母而死。也许，正是中国妈妈的乳汁，形成了我的某些性格。当然，您不信这个，这样说是不科学的，但是，我永远忘不掉这一点。

    三十多年来，我的父亲（后来还有我）在伊犁什么事没有干过？我们养蜂，我们抓鱼，我们养荷兰纯种奶牛，我们酿造格瓦斯，在这里它与啤渥即啤酒。混同起来了，伊犁人都将俄罗斯式的格瓦斯称作啤酒。我们烤长黑列巴（面包）和圆列巴，我们造水磨和看磨坊，我们粉刷房屋——在伊犁，俄罗斯女人刷房子是出了名的。但是有一条，所有我们这些白俄和白俄的后代，一不在工厂做工，二不在农村种地，为什么是这样呢？可能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知道一条原因，那就是我们随时准备离开，我们并没有准备定居。

    我父亲在伊犁生活了三十多年，三十年来他生活得像一个等候换车的旅客，伊犁对于他只是个大候车室。从我记事的时候，一阵子他说要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有我的一个什么表姐；一会儿又说到阿根廷，阿根廷有我的一个什么舅舅。还有去加拿大，去美国，去比利时的各种说法，反正就是不去苏联。后来呢，过了一阵子，表姐来信了，他们全家正在失业，靠救济金生活，劝我们不要去。又过了一阵子，阿根廷来信了，可能是说移民当局不批准。大概还有各式各样的信，比如说是正在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中的入境很可能被怀疑为一方的间谍……总之，他哪儿也没有去成。

    最可怕的是，有一阵子说是苏联宣布了，欢迎十月革命中流亡到各地的俄国人回苏联去，说什么绝对不追究他们的父辈与他们在外面的政治表现……许多我这样的家庭回去了，回去不久就失踪了。噢，我知道，您不相信，没有关系，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祝福全世界一切角落的俄罗斯人。

    噢，伊力哈穆哥，你不知道我多么羡慕你们！你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锡伯人、东干（回族）人和汉人，你们不会理解这种把自己当作陌生人的，随时准备离去的“候车室生活”会把人变成什么样的怪物！你们活着、奔跑着、忙碌着……有时候顺心、高兴，有时候难受、悲哀，因为在你们的近旁，有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森林、河流和天空……一句话，有自己的祖国。你们的哭和笑，爱和恨都是有所为的，绝不仅仅为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周围的一切，对于他都是毫不相干的、无所谓的，那时他将怎样过日子！他吃了一口是甜的，这又有什么意思呢？他告诉谁这是甜的呢？谁又和他分享这个“甜”呢？他吃了一口是苦的，除了他自己的胃，又有谁知道他的这个“苦”！我们活着，仅仅和我们的胃在一起，我们忙着，仅仅是为了侍候我们的那个胃。我们不再是人，而只是一个蠕动着的胃。我的父亲在伊犁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说过哪一个人好，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怎么会有什么“好”呢？他也从来没有说过哪个人坏，同样，对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又哪里有什么坏呢？我们总不会议论银河系里的哪一颗星好一些或者哪一颗星差一些吧？我们至多知道哪一颗星对于我们亮一些，而另一颗星可以用来辨别方向。我的父亲也只知道从哪一个人身上可以用哪一种方法多赚一点钱，而另一个人，却得用另一种方法来赚钱。赚钱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胃罢了。在伊犁，白俄商贩的名声是不怎么好的，因为他不和也不需要和任何人讲信用和情面。

    您也知道伊宁市西大桥边卖莫合烟与杏皮子（杏干）的俄罗斯小贩吧？他是全伊犁州啬皮即吝啬的符号。

    但是我不同于我的父亲。伊力哈穆哥，你是知道的。我出生在这里，从小，我吃的就是这块土地上打出来的粮食。我熟悉伊犁河的水，夏天，我敢越过湍急的流水游到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对岸再游回转。我熟悉伊犁的风，我知道什么样的风带来阴雨和寒冷，什么样的风带来温热和晴明，我还知道什么样的风吹过麦子就会黄熟，蒙派斯苹果就该收摘。我的维吾尔语比俄语说得好，我的汉语也马马虎虎。我不但用维语交际，而且用维语想事情。我看到5的时候先想到的是拜西(维吾尔语5)，之后才会想起别丫唧（俄语5）……

    最主要的是，我爱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一切。小时候，我看着银花盛开的苹果树，一两个小时都不舍离去。每听到维吾尔人的歌声，那从载负着重压的心灵深处迸发出来的千回百转的歌声，我就泪流满面。我和你们一齐过麦西来甫，出席婚礼，祝贺婴儿的出世。我亲眼看见正是在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到来之后，在清除了国民党、霍加、巴依伯克之后，在实行了减租反霸、土改、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这里才真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光明、更美好。当你们唱“把天下的水都变成墨，把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也写不完毛主席的恩情”的时候，我也屡屡应和……而且，我爱上了狄丽娜尔……

    你们维吾尔人的谚语说：“夸奖自己是头号傻瓜，夸奖自己的老婆是二号苕料子。”好吧，我本来就傻哟。我还是要说说狄丽娜尔。在伊犁河边，谁没有听到过狄丽娜尔唱歌？她唱起来的时候，燕子都不再高飞，羊儿都停止了吃草。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长着她那样的长眉毛和圆眼睛的姑娘。我早就注意到她了，但是，事情是从那天去伊宁市开始的。去年春天，青杏子像豆粒儿那么大的时候，那天我去伊宁市办事，我骑着自行车在公路上飞驰，突然，背后一颤，一个姑娘跳到我的自行车的货架子上，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有打。那就是她，她时而用一只手扶一下我的后背，一会儿撒开手，让我老是担心她会掉下来。于是，我心花怒放，车蹬得飞快，我记得车一直紧跟着一辆解放牌大汽车飞跑。到了伊宁市，背后突然又是一震，等我回过头来，她已经消失在西沙河子的白杨林里。真是精灵一样的姑娘！

    ……为了她，我一夜又一夜地拉着手风琴。为了她，我挖掉了年年可以获利的伊犁特产紫皮大蒜，在房前种了那么多鲜红的玫瑰。有一天她和她的女伴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到伊犁河岸去玩，我也追了过去，当着她的面，我突然一个猛子扎到流势十分凶猛的伊犁河里，她吓得大叫起来。一分钟以后，我冒出来了，手里抓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您知道她的父亲吧，四队有名的木匠，刻板的宣礼员亚森，当他知道他的女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气成了什么样子，我委托旁人向他解释，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等于是亲戚，我早早就割了包皮，我从小又不吃猪肉……但是，对于我的请求，他的回答是把狄丽娜尔关在房子里。狄丽娜终于跑了出来，跑到我这里。我举行了加入伊斯兰教的仪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社发给了我们结婚证。里希提书记和其他一些头面人物也找亚森大伯做了思想工作，但是亚森大伯仍然不准狄丽娜尔回家，也仍然有一些老顽固对我们侧目而视。为了我，狄丽娜尔她……

    呵，这些说得太多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忽然，出现了一个灾星，一个戴眼镜的毒蛇，一个两条腿的狼——木拉托夫。四月初，他来到了我们家，和父亲谈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谈“人和人是同志、朋友和兄弟”，谈“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他和我父亲悄悄地谈了许多许多。父亲的腰杆挺起来了，眉毛挑起来了，嗓门也变大了。几十年来，父亲好像一条晒干了的咸鱼，木拉托夫的到来好像把咸鱼泡到了温水中，它膨胀了、灵活了，虽然仍是没有活鱼的灵魂。我的父亲告诉我：

    “准备好，回国去。”

    我问：“回什么国？”

    他答：“苏联。”

    我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二十六个年头里，他差不多说遍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字，但是从来没有提过苏联，甚至没有说起过“俄国”，没有提到过俄罗斯或者乌克兰，他的所谓回国，使我大吃一惊。您知道，我长年看水磨，很少参加政治学习。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我也是听磨面的顾客说的。但是，我的并不愚笨的头脑却可以判定一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苏联成了我的父亲的“国”，就不怎么像我的国。父亲心灵的冷酷正和我的心的软弱一样登峰造极。再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能想象离开中国，离开伊宁市的金顶寺和伊犁河岸的马兰花，更不要说离开伊犁河谷的乡亲们。至于我的妻子，她对祖国的忠诚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无缺，清澈照人。她在我们的新房里贴上了从《人民画报》上剪下来的天安门广场的图片，这大概是父亲如此厌恶自己的儿媳妇的主要原因。半年来，他没有理睬过狄丽娜尔，狄丽娜尔也不与他讲话。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对父亲说：

    “不去！”

    “什么？”他火了。

    “到苏联去干什么？苏联那里有我的什么？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是中国人……”

    “狗崽子！”他骂起来，而且扬言要杀掉我。我呢，也攥紧了拳头，瞪大了眼睛。后来，他一个人走了。

    以后是四月三十日的大风之夜，那天白天，地主婆子玛丽汗对我讲了一些讨厌的话。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风声之中我听到一种响动，我推开门，走了出去，响声是从库房那边传来的。我向那边走去，结果挨了一棒子。

    县公安局把我抓了去，我想：完了！还是玛丽汗说得对。我在县上蹲了五天，这五天的拘留生活，是我上的最珍贵的一课。公安局的同志严肃认真、实事求是，耐心地向我讲解政策，我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办事是这样公正、合理、实实在在。我家里藏着小麦，本来我认为这是个有口难辩的说不清的问题。当我说明了情况并且提出了可作旁证的人的名单以后，县公安局痛痛快快把我释放了。临走的时候，他们和我握了手，教育我做一个好公民、好社员，并且说希望我协助把这个案件搞清楚。要我协助政府破案，这是上级第一次给我提出一项政治性的任务，这使我第一次意识到除了磨面和抓鱼以外我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做，因为，我是中国的一个有权利也有义务的公民。我是兴高采烈地从县上回来的……

    但是，狄丽娜尔不理我了，她的眼睛哭肿了，她不听我的解释。她一个人搬到我那间小小的放工具和杂物的贮藏室里，睡在地上。我想，她这样做也是应该的。我没有主动向组织揭发我父亲贪污和私藏粮食的事情；我没有积极汇报木拉托夫的活动，我理应受到国家和人民——包括狄丽娜尔的处罚。

    还有什么问题吗？

    是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没有眼花。那架马车就是队里的，泰外库拉洪赶的那辆，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木拉托夫过去我们不认识。他不会说俄语。他在这里活动了十几天，到处跑，这个……我说不上他都到过什么地方。

    玛丽汗吗？这个……在磨坊里，她对我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将来，你会后悔的。”她还说了许多歪曲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挑拨民族关系的话。

    我现在想什么吗？狄丽娜尔怀孕已经三个月了，不能让她这样苦下去，要不……你们和亚森大伯说说，让她回去。如果，我使她感到羞耻……

    廖尼卡哭了。这个虽然重视友谊往来，却从不参加社会生活，不介入政治事件的看磨坊者，这个聪敏的快乐的利己的但也是克制的俄罗斯青年呜呜地哭起来了。伊力哈穆沉默着。怎么办？相信还是不相信？

    一种经验世故提示他，在这种场合，最好说：“你们的这些我都听到了。我不大了解情况，你的问题我可以反映一下，研究研究。安心工作吧，不要胡思乱想……”冠冕堂皇，不痛不痒。但是，他不惯于这样待人和说话。

    那么，廖尼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参与盗窃的嫌疑吗？公安部门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结论。库图库扎尔说，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了犯罪，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犯罪。能不能这样论证一个人的犯罪嫌疑呢？如果按照这种论证方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为了证明自己无罪而首先提出证据呢？是不是人人都是被告，都是嫌疑犯呢？

    但他是俄罗斯人……这又怎么样呢？

    会不会日后又揭露出他的新问题来呢？库图库扎尔说：“先放出来，以后需要抓起来再抓，这还不容易。”这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被“抓起来”的准备，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权要做好随时把人“抓起来”的前期工作呢？不假定廖尼卡是罪犯，又如何谈得上“抓起来”呢？如果因为害怕日后廖尼卡或有可能暴露什么问题就先期加以怀疑、排斥和打击，这难道是公正的吗？

    最主要的是，对廖尼卡这个人，我了解不了解？群众了解不了解？他方才讲的话，和他二十多年来的表现符合不符合？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和大多数，要加强敌情观念，提高革命警惕性。这二者是一致的还是相互割裂的呢？如果因为要提高警惕就要怀疑一切人，结果，只能使真正的极少数的阶级敌人混杂在人群中，使阶级斗争的一个个回合，变成一笔笔糊涂账……

    伊力哈穆站立起来，廖尼卡以为他一言不发就要走了，他的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但伊力哈穆只是推开门，喊了一声：“狄丽娜尔妹妹！”

    从那间小小的贮藏室里，狄丽娜尔迟疑地走了出来。伊力哈穆让她进了屋坐下，她艰难地坐下了。

    “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不在，现在，补着来祝贺吧，正像俗话说的，好话（好事）是永远不嫌晚的……”

    两个人呆望着他，好像听不懂他的话。

    “为什么不祝贺呢？”他说，“你们生活得和睦，你们生活在太阳的光辉底下，生长在祖国的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忠于祖国的人从来不怕任何风云变幻。狄丽娜尔，为什么不倒茶来？廖尼卡，拿你的手风琴，让我们一起唱几个歌儿……”

    ……终于，手风琴拉响了。从小声的、试探性的单音渐渐变成了热情饱满的长声。从伊力哈穆一个人的轻轻的哼哼，渐渐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的合唱。

    生命渐渐地回到了狄丽娜尔的眼睛里。热情，渐渐回到了廖尼卡身上。歌声越来越有力量……

    “廖尼卡和狄丽娜尔，祝你们幸福！”临别的时候，伊利哈穆拉住他俩的手，“祝你们即将来到人间的孩子幸福！但是，躲在小屋子里唱《黑眼睛》和《山楂树》的幸福是渺小的。如果时代的风雨冲毁了这种脆弱的幸福，这丝毫也不值得惋惜。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真正的幸福，我们面前的斗争还很艰巨。让我们并肩战斗吧！”

    “我？并肩战斗？”廖尼卡问。

    “当然。俄罗斯族，也是我们多民族的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见，廖尼卡，你今天看磨坊是夜班吗？”

    “然而，您真的相信他了吗？党能够相信他吗？”狄丽娜尔怀疑地问。

    伊利哈穆笑了，他说：“只要你们相信自己。只要事实上你们无愧于人，又怕什么！”

    伊利哈穆走了几步，廖尼卡追了上来，他说：“谢谢你。”

    “不必的。”

    “我，还有两件事要告诉你，”廖尼卡口吃地说，“今天下午，玛丽汗趁狄丽娜尔不在的时候到我家来了。她估计我这里是好人不来的地方，所以她就大胆地来了。她说，伊力哈穆回来了，因为乌鲁木齐和全国各地的工厂大批倒闭……”

    “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她不是卧病在家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她说，没有苏联援助，中国的经济就会破产。她还说，我的处境很危险，狄丽娜尔也再不会被信任了，要想尽一切办法到那边去，最好把亚森大伯一家带走……”

    “这个老妖婆！你谈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如果我们批斗玛丽汗，你敢不敢当场揭发？”

    “……我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发过言。”

    “那就学着讲一回吧？好不好？嗯，这是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呢？”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廖尼卡的口气突然吞吞吐吐起来，“这个这个，就是说，那个木拉托夫也去过玛丽汗的家，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

    看来，这第二件事，廖尼卡又不想谈了。廖尼卡不是声称自己的脑袋并不是愚笨吗？他的一些事情，办糟就糟在这个“并不愚笨”上。过急了，反倒达不到目的。刚才如果不提大会上发言的事，或许他不至于又把第二件事咽了回去。他伊力哈穆毕竟是阔别三年，刚刚回来呀，他的斗志昂扬，是不是太过分了，会不会其效果是适得其反呢？呵，他生活在一个何等斗志昂扬的时代！

    “那好吧。”伊力哈穆走了。在路过乌尔汗家门的时候，他看见库图库扎尔的老婆，胖胖的帕夏汗正从乌尔汗家出来。

    “帕夏汗大姐！您去看望乌尔汗姐了吗？”

    “啊，这个，我去借一件东西，顺便……”善于言辞的帕夏汗不知为什么话说得断断续续。

    “乌尔汗姐的情况怎么样？”

    “还好……啊，不太好……”

    伊利哈穆看了帕夏汗一眼。晚上还要开会，他来不及去探视一下乌尔汗了。

    小说人语：

    即使大是大非上紧跟反修大计也罢，写起俄罗斯族人来仍然那样多情和美丽。而且，小说人在伊犁乡村，也有过这样地骑着骑着自行车，突然蹿上来一个维吾尔大女孩的经验。呵，那突然的一跳，那唧唧咯咯的喧哗，那大笑后的突然无迹……请问，谁能摧毁生活？谁能摧毁青春？谁能摧毁爱、信赖和友谊？谁能摧毁美丽的、勇敢的、热烈的中国新疆各族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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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