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府。

    河间府本是秦代之上谷、钜鹿郡，南北朝时后魏在此设立瀛州，此名便沿袭至熙宁年间。熙宁间石越、司马光并路、裁并州县，才将瀛州升为河间府——这个名字来自于汉代，汉代在此设立过河间国。河间也属于关南之地，是周世宗从契丹手中收复的地区之一。宋初在河北东面抗御契丹，是以高阳关为根本布局，因此，直至仁宗时，瀛州也属于高阳关路。但是，澶渊之战，契丹南下，围攻瀛州，结果在此城下，丢了三万具尸体！最终不得不绕城南下，自此以后，瀛州，也就是河间府便越发受到重视。因为河间府地处水陆冲要，舟车通利，转运方便。周围又全是富庶之地，东临沧州，兼有农田海盐之利。契丹若南下，占据河间，则进可攻退可守，深入河北、京东，来去自如；而宋朝若要谋取燕蓟，河间府也可以成为前进基地——从河间府到雄州，不过一百三四十宋里左右，之间又有河北路最重要的官道。因为其地理位置较之高阳关更加优越，慢慢的，河间府便取代了高阳关的地位，宋朝在河北路，形成了西有镇、定，东有瀛、鄚的钳形布局。

    绍圣以来，司马光、石越经营河北防线，便是以真定府、河间府一西一东为据点，皆是池深城高，屯驻精兵，若北方之敌敢深入大名府，则此二镇之兵，便可断其粮草，攻其后背，将来犯之敌歼灭于大名府防线之前。所以，实际上，在司马光与石越的布局中，真定、河间，才是大名府防线之关键。若无此二镇，则大名府防线便成了单纯龟缩死守的一条防线。

    也因为如此，真定、河间府驻扎的，乃是河朔禁军中，最为精锐的两支部队：武骑军与云骑军。

    自石越得意以来，大宋枢密院、兵部，遍布出身西军的武官或者亲西军的文官，虽然收复河西后本来塞防重点已经转移到河东、河北，但事实上却是，一切兵甲配给，西军总是会暗中得到照顾，连禁军征募，那些看起来孔武能战的，也是由禁军上军与西军先挑，然后便轮到河东军，到了河朔禁军，就只有挑剩的了。其余诸如前往讲武学堂培训、各军校卒业之学员分配，样样都是上军、西军为先，河东军次之，河朔禁军与东南禁军最后。两府虽然曾经有意裁减部分西军，或者将一些西军调防河朔，但也是因为西军在枢密院、兵部的庞大势力，最后不了了之。

    可以说，除了火炮配置、城防构筑这样直接由两府宰执决策的事情外，河朔禁军事事皆受歧视。

    河朔禁军中，惟一能得到平等待遇的，便只有武骑军与云骑军。这也是河朔禁军中仅有的两支纯马军。自从有了河套、河西之地后，虽然仍免不了要屯田养兵，但宋廷仍极注意保护那里的牧场，一方面以轻税鼓励汉人经营牧场，一方面对当地的番人也只征极轻的赋税，朝中战马来源，由赋税直接征收的只保持两三成，而七到八成则采取购买之方式——虽说官府之和买，总免不了要压低价格，但是绍圣以来，宋廷政治还算清明，且当地并非发达地区，物价较低，宋廷又严格控制和买比例，因此这十来年间，的确是大大促进了当地畜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自从宋朝有了稳定的战马来源后，而且对与宋朝进行马匹贸易抱着极不乐意、百般限制的辽国，态度也转变了。再加上与西番、西夏的马匹贸易，宋朝的战马十数年间，就翻了好几倍。

    以武骑军与云骑军来说，不仅配备了一人两马，此外，还配备了上千头的骆驼、骡、驴组成辎重营。这两支马军装备也远较其他的河朔禁军精良，它们既不是重骑兵，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轻骑兵。针对契丹骑兵以轻骑兵为主，配备少量重骑兵，战斗技能不仅仅长于骑射，马上格斗冲锋、近战也很出色的特点，武骑军与云骑军的骑兵们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搭配。每军中，有两个营的马军装备长枪、短枪、配剑、圆盾、手弩五种兵器，他们身穿一种特制的轻甲——胸前由一大块钢板防护，但手臂与大脚则几乎不受保护，戴着钢制头盔，战马则披上纸制马甲，短枪被用来投掷，长枪则用来冲锋，配剑用于格斗。另外三个营的骑兵则以骑射为主，他们只穿着纸甲，戴着很轻的头盔，战马则完全没有防护，配备弓、箭、手弩、短剑、小圆盾，还有五枚霹雳投弹。他们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法将自己的骑兵训练得如同契丹人一样全面，因此只要求骑兵们掌握一两种战斗技能，比如弓骑兵就几乎不进行马上格斗训练。

    这样的效果的确更好。

    至少新任的云骑军都指挥使田烈武是这么认为的。不管怎么说，从训练上来看，他的弓骑兵熟练地掌握了马上骑射的几种姿势，而且射程也能达到要求，只是命中率低了点，只有不到三成的骑兵能达到五中三，大部分骑兵只能五中二。另外两个营的骑兵，从力量上看，也能让他满意。

    对于田烈武这样的宋军马军将领来说，他就只能要求这么多了。培养精锐骑兵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汉朝骑兵之盛，不仅仅是因为汉武帝在长安组建了常备军，更是因为在民间，特别是关中地区民间有大量马匹，关中地区的“良家子”，虽然不能如塞北匈奴一样完全生长在马上，但也是从小就习于骑马射箭，这就保障了可靠的兵源供应。唐朝的骑兵之盛，除了国家拥有大量的牧场外，府兵制的存在，至关重要。当府兵制败坏后，大唐真正的骑兵，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以胡狄为主。所谓的汉人骑兵，大量的其实只是骑马之步兵。田烈武对这些典故并不清楚，但他已经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马军将领，他知道大宋的马军，大多战士从应募入伍后，才开始学习骑马，要精熟骑射之术，已属相当不易。若要让他们如契丹人一样全面，那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如十余年前的西军，在打了近百年的仗之后，拥有的少数几支马军，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真正的精锐敢战之士；还有选拔标准更加严格，对天赋要求更高的上军……宋军中马匹的短缺是这十余年才开始改善的，朝廷鼓励民间养马，宣布对每户养马五匹以下不征赋税，是更近的事。也许再过十五年，大宋的马军也能拥有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供应，生长于中户与上户，打小骑在马上打猎、耕地、拉车，只有当这样的人多起来，大宋的马军，才会真正强大起来。

    至于现在，田烈武甚至不敢期待如今的西军马军也能如契丹人一样全面，虽然他相信西军仍值得信任，因为如今掌握着西军的，依然还是那些经历过战阵的校尉、节级。

    所以，云骑军已经令田烈武十分满意。

    他手握一万骑兵，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虽然他是新官上任，对部下还欠缺了解，威信也未建立起来，而且这支部队从未有过实战的经历，但当四月十日他收到辽军入侵的战报时，他仍相信，他有足够的领兵经验，完全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大有作为。

    四月十二日，他见到了由归信城一路南下，前来求援的使者。他本来已经在考虑发兵北上增援，因为据使者所言，辽军的兵力不多，若依托于瓦桥关、归信城，他完全可以与辽人一战。虽然河朔禁军经常有将领坐拥大军、避战不前而见死不救的事情，但这可不是西军的传统。西军许多失利的原因与河朔禁军正好相反，他们是在前去救援的路上被人设伏以待。虽说战败皆无荣耀可言，但相比而言，田烈武也是宁肯败在救援的道路上。况且，归信城的战况、使者的忠义，的确也让田烈武为之动容。

    但是，当天晚上，雄州传回来的战报，却让田烈武不得不告诉那位使者一个坏消息——归信已经陷落。而他的上司，河间知府更是直接拒绝了他想救援雄州的要求。而知河间府在战时，的的确确是河间府内所有驻屯军事力量的最高长官。

    幸运的是，十四日，他迎来了一个新上司。新任判河间府，正是刚刚罢相的前兵部尚书章惇！章惇是在上任的路上听到了辽人南犯的消息，便抛下从人，自己单骑快马前来，接掌河间府一切军政事务。

    章惇到任当日，便答应了田烈武北上增援的请求。

    田烈武已经整装待发，然而，当天晚上，从鄚州又传来紧急军情——雄州陷落！柴贵友、赵隆生死不明。

    局势仿佛在顷刻间坍塌。

    从十四日起，从雄州、莫州南下的难民蜂拥而来，附近的百姓也纷纷涌入城中——如束城镇这样的小城不能给他们安全感，无数的百姓向河间府涌来。

    但河间府只是一座城周十二里的城市而已。它能承载的人口是有限的，很快，街道上到处都睡满了逃难的难民。对于粮食的压力更是陡然增大。

    十五日，辽人兵锋进入鄚州境内，鄚州北面的鄚镇被洗劫一空。

    十六日，辽人绕道攻入鄚州东面的长丰镇，在长丰镇放了一把火，将该镇烧了个精光。

    当日更是传来谣言，风传霸州也已经陷落。因为霸州音讯隔绝已经许久，雄、霸之间，辽军遍布，章惇与田烈武一商议，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假定霸州的确已经沦陷。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辽人在攻下雄州后，一直没有直接攻打鄚州城。二人猜测也许是攻下雄、霸，让辽人损耗太大，他们不得不休整数日。

    章惇开始更加雷厉风行地整顿河间防务。他下令禁止难民再进入河间府，迫使更多的难民不得不继续南下，一面则在沿途而来的难民中，招募习练过弓箭、武艺的青壮，充入巡检。又派人带了一大堆忠士、锐士、守阙忠士、守阙锐士的空白告身，前往河间府各县、镇、村，颁给各地之忠义社、弓箭社的头领，让他们听令于河间府巡检，平时互相联络，定时向河间府报告消息。又颁下赏格，鼓励他们在辽军进入河间府后，敢于攻击小股辽军。驻扎河间府的宋军，原本除了云骑军外，尚有神卫营第十六营以及河间府巡检三百余人，章惇大举募兵，兼之河间府本是作为重要军事据点经营，府库之中，兵甲堆积如山，数日之内，他就把河间巡检扩充到了六千余众！

    有了这六千余巡检，再加上城墙上那二十余门火炮与整整一个营的神卫营，章惇与田烈武一合计，与其坐等着拥有火炮之利的辽军从容攻下鄚州再兵临河间城下，倒不如北援鄚州，维持着鄚州不被攻陷，也可减轻河间府的压力。兼之据此前雄、鄚传回来的战报，辽军骑军只有数千人，显然只是先锋部队。于是，十七日，田烈武便亲率三个营五千余骑军，北上君子馆。君子馆北距鄚州州治任丘县四十里，南距瀛州城三十里。田烈武无论北上增援鄚州，还是南撤回瀛州，以骑兵之速度，半日可至。

    然而，让田烈武纳闷的是，他在君子馆待了三天，一直等到二十日，除了发现小股的辽军斥候外，韩宝并没有对鄚州发起进攻。辽军的前锋，只推进到鄚镇，便停了下来。

    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商议了数次，都没能猜到韩宝到底在想什么，辽军究竟发生了何事。

    契丹发动这场战争，必然有其目的。田烈武与他的参军们能想到的，不外乎四个——其一，灭亡大宋；其二，报复大宋终止条约，试图通过突然的战争，迫使大宋重订城下之盟；其三，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夺取关南之地，或固守，或迫使大宋用财货赎回；其四，报复大宋，但报复的方式是如历代塞北胡狄所做的，劫掠大宋的沿边州郡，既能抢夺财物，亦能令大宋不堪其扰，最终不得不求和。

    而且，只要战争获利，辽人便能再次确立对大宋的优势地位。

    除了第一个战争目的，其余三个目的，皆有可能。田烈武的参军们虽然事先想不到辽人真的敢于南犯，但当战争开始，他们倒是很容易地理解了战争的原因——既然是岁赐确立了宋辽的百年和平，没有了岁赐，自然就不会再有和平。

    顺理成章。

    只是他们不知道辽军的战争目的，不知道辽军究竟开始了一场多大规模的战争，他们就只能去猜测辽军的想法。

    没有几个人相信辽军只是小打小闹，仅仅是想劫掠沿边。辽国已经不是一个蛮夷国家，而且大宋如今国力正盛，绝不可能对辽军的劫掠忍气吞声。劫掠沿边等同于邀请宋军去收复幽蓟，无异于将辽国的南京道与西京道也变成战场——这样一来，双方的损失是相当的，而这对辽国显然不利。

    而且，辽军南犯之前隐蔽得如此之好，又选择四月进军，如此煞费苦心，亦非小打小闹的迹象。明显是想打宋军一个措手不及。

    既是如此，他们便应该迅速南下，在两三个月内，西军驰援之前，突破大名府防线，击溃河朔禁军，迫使大宋签订城下之盟——如若河朔禁军果真在西军到来之前就被击溃，西军数千里赴援，孤军作战，亦难有什么大作为，而且若西军急于复仇，反而可能被辽军各个击破。总之，若能如此，辽军至少能牢牢掌握着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宋军想要复仇至少也将是几年以后的事。

    若其目的只是夺取关南，亦当及早攻取鄚州，才能集中兵力，围攻河间，以便在宋军援军赶到之前，先攻取此城，避免腹背受敌。占据关南之后，便可取得先手，利用关南之积聚，与大宋争雄于河北。如此一来，大宋整个河北皆沦为战场，势必损失惨重。而契丹国力所受损耗则能减到最小。河北腹地利于骑兵驰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契丹将能尽得地利。

    其实，即便辽军仅仅是想劫掠，也应该马上南下。他们既然攻得下雄州，自然也攻得下鄚州。抢城市总是收获比较大的。雄鄚之间相距不过六七十里，骑兵一日可到，没有任何理由放过鄚州。

    因此，韩宝突然按兵不动，实是让人大惑不解。就算他是在等主力或者其他部队合兵，他既如此轻易就夺了雄州，完全可以趁势先取了鄚州，在鄚州会合主力，再来攻河间——这不正是先锋该做的事吗？

    莫非，雄州出现的，竟然不是辽人的主力？

    这倒是有可能的。韩宝装出主力先锋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一支偏师，来牵制河间府的宋军。而他们的主力，则由镇、定南下。契丹若能攻取镇、定，将比占据关南更加有利——非止是河北，连河东也将陷入被辽军夹击的境地——雁门、瓶形天险，立时便化为乌有。

    但这一切都只是猜测，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所知少得可怜。他让主管情报的参军向雄州、霸州、高阳都派出了细作，但要等这些细作带回来情报，还需要时间。

    在此之前，田烈武所能做的，只能是等在这里。

    四月二十日。

    保州，满城陵山。

    陵山位于满城西南三里，满城东距保州州治所在保塞县仅四十里，西距北平寨也不过三四十里。在唐代天宝年间，这里曾经设立过满城县，然而，历五代以来之战乱，每有契丹入侵，满城总是首当其冲的地区之一，因此户口减少，至宋代，便已并入保州。宋初之时，满城犹是重要的军事要地，但到了绍圣年间，这里便只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废城，以及居住在城中的千余户居民。这既有和平日久的原因，也有司马光、石越重新规划河北战略的原因——过去在河北沿边密布着上百的军事要寨，因为司马光、石越要将兵力集中起来，遂致无兵可守，因此被废弃的，占到十之八九。

    大宋河北边境，大体上是以保州为界，保州以东，池塘水泊数百里，这水泊与江淮不同，都是深不能行舟、浅不能过马的塘泊。保州以西，则多有层峦列嶂，处处都是小山，但这些小山都极为低矮，几乎无法阻挡步骑通过，所以宋廷才在此广植林木，以阻隔敌骑。因为一旦辽军到了保州东南，便是地势平坦得连这些小山都没有了。段子介的飞武军此时驻扎的陵山，便是这样一座低矮的小山，相传此山曾经是古代帝王的陵墓，当地百姓便叫它为“陵山”。

    段子介驻军于此，实属迫不得已。

    辽军——从燕子林之战俘虏的辽人手中，段子介已经知道这支辽军的统帅是辽国宿将萧阿鲁带，据说有六万人马攻入镇、定。六万骑兵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算上家丁就是十余万人，如此大军，与段子介目前观察到的情况大不相符。段子介与他的参军们猜测，可能是正军连家丁一共六万，实际上应该是两万骑左右。这也符合他此前的猜测，以及保州知州张绪提供的情报，当日出现在保州城外的，最多不过三千骑，领兵者，正是萧阿鲁带本人！

    几乎可以断定，萧阿鲁带分散了他的兵力——这也是今日之辽军最可畏惧者，因为长期的战争，今日之辽军，拥有数不清的出色的中低层将领，萧阿鲁带可以随意地将他的部众，分成百人队、千人队，四散出击。相比而言，河朔禁军中，以镇、定地区而言，敢于统率三千之众出城寻找战机的将领，屈指可数。而以战斗力而言，段子介率三千之众，即便是乐观地来看，实力也只能与辽军千骑正兵加上两千家丁组成的千人队相当。

    段子介十四日抵达保州，将解救出来的百姓与辽人俘虏全数交给保州知州张绪，因为十二日萧阿鲁带才从保州撤围而去，张绪与保州军民正是惊魂未定，见到段子介，无不大喜过望，当即杀牛宰羊，犒劳定州援军。张绪满心想让段子介替他守保州，或者至少留点兵力给他，不料十五日即传来保州东北的安肃军遇袭军情，安肃军军使胡沱遣使告急，段子介便即准备离开保州，前往救援这个“铜梁门”——因保州有神卫营第十八营的第一个指挥驻扎，段子介便想向张绪借一百名神卫营士兵，谁知张绪算盘打空，不仅一口拒绝段子介的请求，还担心引火烧身，反而连萧婆典的尸体与萧继忠这个俘虏也不肯接收。气得段子介七窍生烟，几乎与张绪翻脸。

    段子介负气出城，一怒之下，竟打算直往，在那里杀了萧继忠祭祖，慌得他的参军们苦苦相谏，这才作罢。原来这保州三陵，乃是赵家祖陵。宋廷在那里也部署了一个步营护卫——此营直隶殿前司，并无军号，其职责就是守卫三陵，便是遇上战事，也只有保州救三陵的责任，没有三陵守军救保州之义务。原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天下间这等荒谬之事却是甚多。萧阿鲁带率军过境时，竟然遣使前往三陵拜祭，而三陵守军也只是婉谢使者，其余任凭萧阿鲁带围攻保州也好，大模大样途径三陵也好，竟全当没看见。

    张绪只想自扫门前雪，三陵守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最荒谬的是，最后说将起来，三陵守军还会占着理。因此，段子介休说在三陵杀不了萧继忠，便真让他做了，惹得萧阿鲁带报复三陵，最后此事往朝廷一报，凭他段子介多大的后台，也逃不脱个死罪。

    但如此一来，段子介与张绪便是彻底闹翻了。

    他最后也没去成安肃军，离开保州才半日，段子介便在路上又遇上胡沱的使者，原来辽军只有千余人，围了一日，因安肃县实有两城，夹河而筑，两城互相联系支援，辽军围南城见占不着便宜，在城外放了半日的火，便撤围往南去了。军使胡沱见辽军远去，引军蹑其后击之，两军战于徐水之畔，宋军虽伤亡过百，然亦斩首十二级而还。

    段子介见梁门无忧，遂引军而西，他不能再过保州，便想取道满城而回北平寨。谁曾想，从保州至满城虽不过四十里，段子介却走了整整四天！

    便在保州西北二十余里处，段子介竟然遇上了自遂城南下的一支辽军。这只辽军显然是在遂城大战之后，没占到什么便宜南下劫掠的，虽然有千骑左右的正兵，然挟裹着上千名宋朝百姓与财物，显是极为轻视保州宋军，招摇过市，全无防范。双方前锋各百余人率先相遇，猝不及防之下，一阵混战，而后双方主力皆以为是遇上了小股敌军，竟不约而同地一股脑涌了上来。一番乱战之后，双方都大吃一惊，辽军本来极轻视张绪，万万料不到有数千宋军出现在保州与自己野战，而且以骑军为主，更不知宋军来了多少人马。段子介猛然见着至少上千的敌骑，一时也摸不清虚实，不知道附近还有没有更多的辽军。他毕竟领兵经验不足，若非辽军见他这么不知死活的乱战，误以为后面还有大队的宋军主力，先行怯了，慢慢地且战且退，脱离战场，段子介还不知道要把这场乱战打上多久。

    但就是这样的一次短短的遭遇战，段子介又损失了近四百余人，算上燕子林之战的伤亡，他的三千人马，数日之内，竟已经折损了四分之一。辽军一转眼便撤了个没影没踪，段子介也不敢追赶，草草清点了战场，便护卫着辽军留下来的数百名百姓，向满城转移。

    然而，段子介又犯了个大忌，就在他清点战场、携带百姓转移的这点时间里，辽军已经回过神来，他才走了十里路，这支辽军已如附骨之蛆一般，如影相随地跟了上来。段子介战也不是，走又不敢，只得找了处小高地扎寨固守。那支辽军试探着攻击了几次，见段子介防守严整，便也大模大样地在几里之外扎营，与段子介僵持。

    段子介此时真是哑巴吃黄连，此处距保州城不过三十里，张绪肯定早已知道消息，但他绝然不会出城相救。而他更不知辽军何时会有援军到来。

    于是，就在离满城不过十里远的地方，段子介与辽军僵持了三日。双方互相忌惮，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直到第四日清晨，段子介一觉醒来，照旧派出一小队人马去试探着攻击辽军，才发觉那支辽军已经在晚上悄悄地拔营走了。想来是辽军分散出击，各部之间联络不易，那支辽军等了三天，等不到附近有辽军出现，也不敢继续这么僵持下去，因此先行走了。段子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护送着百姓进了满城。他的部下皆是初历战阵，虽未遭败绩，但不到十日之内，两次交战，全都累得筋疲力尽，兼之伤兵众多，段子介本想在满城休整两日，再回北平寨。谁想满城守将早已知道他与张绪闹翻，无论如何也不敢得罪上司，好说歹说，就是不肯让段子介部在城内休整。段子介百般无奈，不得不在陵山扎营。

    直到此时，段子介才真正领教了张绪这等人的无耻。即便是国难当头，也不见得人人都能同心协力。他们好心来救保州，数百人死难，换来的却是这般待遇。段子介巡视营中，便见麾下将士都是一肚子的怒气，骂不绝口。

    好在这数日两战，段子介虽然指挥、判断，都并不完美，却终究是建立起了他在军中的威信。河朔禁军百年未有战事，对辽军不无畏惧之心，段子介两战辽军，未遭败绩，的确是让他的部下树立起了难得的信心。在陵山休整这两日，他又亲自带着医官，查看伤兵伤情，煎汤敷药——段子介本就颇有豪侠之气，与士卒相处，皆以兄弟相称，因此满营将士，对他都十分爱戴。须知自古以来，将领对士兵，纵然爱护，讲的也是“爱兵如子”，因此将领只有称士兵“孩儿”、“儿郎”的，极少有称“兄弟”者，这上下阶级之分，不管何时都清晰得很。如段子介这般，不仅嘘寒问暖，而且不问阶级，年长者称“兄”，年幼者道“弟”，众校尉虽然看不过眼，但于士兵，却颇能收心。于是这一两日之内，竟是满营军士，无不交口称赞“段定州”是个好上司。因此，虽然众人对张绪多有怨气，却倒也并无兵变之虞。

    让段子介忧心忡忡的，却是他的飞武军战斗力太差，以及对于战场形势他完全两眼一抹黑这两件事。

    他坐拥两千余已经有过实战经历之骑兵，面对辽军一个明显是大战之后的千人队，以两倍之兵力而不敢攻击！他在自己的国土之上，与辽军作战，却完全不知道此时辽军在哪里，未来将在何时何地可能会碰上辽军……

    前者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战斗之技能，只能在一次次与辽人的短兵相接中去磨炼，除此再无他法。但后者呢？到达满城后，段子介立即解除了主管情报的行军参军之职务，虽然也许不能对他太苛责，但是，几天前的遭遇战，让段子介意识到了这个职位对他的军队来说是事关生死的，他无法再容忍任何颟顸无能者占据如此重要的职位！

    既然他的飞武军打不了遭遇战，那么他就要尽量避免打遭遇战。他是在定州、保州作战，朝廷花费数十年，配合此处之地形构筑的林寨，已然给了他极大的空间。他是主军，他应该熟悉地形，了解何处可以设伏，何处地形对自己有利，辽人会出现在何处……便以几天前的那场遭遇战来说，若他事先知道有这么一支辽军会南下，他的地图上显示，至少有三处树林与小山他可以设伏以待！

    虽然在保州遇到如此待遇，但段子介绝不会因此就退回定州的城墙之内。对段子介来说，正因为这个国家有张绪这样的人存在，他这样的人才应该更加努力，只有如此，他才对得起死在浐水之畔的向安北。既然他判断辽军只有两万骑入侵镇、定，而且他已经知道辽军是大举入犯，那么这里的辽军就不是主力，按着过往的战例，这支辽军应该大举深入，一路烧杀抢掠，然后在大名府一带与其他各路辽军会师……所以，段子介也深信，虽然萧阿鲁带分兵四出劫掠，但这一路所有的辽军，必然会在大致的时间，往某处聚合，然后继续深入，与主力会师。而他要做的便是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萧阿鲁带得逞！

    他要让辽军明白，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宋军。站在他们面前的，绝不是那支只会消极防守的军队。他要让萧阿鲁带的分兵付出惨重的代价！

    这两天之内，他让定州巡检张庞儿兼任了他主管情报的行军参军。因为燕子林之战，保州的一些忠义社纷纷前来投奔，他将他们全部划入张庞儿麾下，而张庞儿则将这些忠义社的人遣散回去，让他们联络各村各镇之忠义社，刺探辽军动向，传递情报。他让保州境内之忠义社，将刺探之军情，全部传至吴和尚与吴三儿处，由二人再送往北平寨。虽然如此传递之军情，多半难以及时，但若能将定、保州附近之军州忠义社全部联系起来，他就能大致弄清楚辽军活动之范围，各部大致活动之脉络，最终他就能知道辽人将出现在何处。

    只是此事必须尽快。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萧阿鲁带会在何时聚合他的大军，继续深入。所以，在十九日，段子介便遣出张庞儿，让他带着自己的数封书信与全部巡检，分别前往定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安肃军、广信军，乃至深州、赵州。

    此外，他又采用李浑的建议，让李浑从军中挑拣出这数日两战之中，犹为勇武的战士共三百余人，别立一指挥，让李浑任指挥使，担任自己的亲兵牙队。下次再遭遇辽军，他便让这支牙卫承担冲锋陷阵之重任。

    对于这些举措，段子介其实心中也忐忑得很。他并不确信是否会有结果，特别是倚重忠义社——辽国通事局经营已久，万一忠义社中有辽人的奸细……段子介总是会忍不住这样想。士大夫们是很矛盾的，他们以百姓的保护者自居，却并不是很信任百姓，在他们的心里，百姓是“小人”，而“小人”则不讲节操，容易被“利”收买，且易被愚弄与操纵。况且，孔子还说过，用不习于战阵的百姓出战，等于是抛弃了他们……段子介也是个士大夫，尽管他是武举出身，但究其内心，他到底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士大夫。他愿意为百姓出头对抗权贵，甚至愿意替百姓下狱坐牢乃至冒生命危险——这些对于段子介，不会有半点的犹豫。但是，若要他相信百姓，却并不如他发布命令时所表现的那么容易。

    实际上，那很困难！

    但他知道张庞儿与李浑所献之策，是他改变自己对辽军一无所知现状的惟一办法。

    除了信任忠义社，他别无选择。

    <hr />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