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一是“三大战役”国军惨败精锐尽失，二是被“内部人”赶下总统宝座，三是号称“铜墙铁壁”的国都一夜易主……这复兴岛上的“复兴”梦不知还能做多久？重返大上海，蒋经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上海物资大搬运。汤恩伯耐不了性子。蒋介石认为：共军正在犯当年日本人犯过的错误。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他就不得不违心地宣布下野，这是他个人历史上的第三次下野。放弃权力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不啻是要他的命。不久，人民解放军第三、第二、第四野战军以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共军要过长江，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自始至终从未想过要去与自己的死对头共产党搞什么“和谈”。

    但是共军一夜突破被他视为天险又严密把守的千里长江，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尤其当他听到江阴要塞顷刻瓦解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提起江阴要塞，蒋介石曾经寄寓了多大的希望！他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自诩为“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他也曾一再叮嘱部下：“江阴要塞，是长江的门户，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屏障，万万不能丢失，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可就是这个江阴要塞临到战事发生时，不但未起到抵抗共军进攻的堡垒作用，反而将枪口转向了自己这边，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感到气愤和痛苦。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都”的失陷对蒋介石来说又是一沉重的打击！

    4月24日中午，“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他的确该走了，百万解放军过江以后，正在江南大地上摧枯拉朽般地追击他那已溃不成军的军队，他如果再不走，极有可能在乱军之中丧失掉他的那条老命。

    4月24日中午，蒋经国将妻子蒋方良及儿女送到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4月25日清晨，蒋氏父子就到慈庵墓庐与蒋母告别。然后双双走上凤凰山顶，对故乡作了最后一次眺望。蒋介石此时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但此时的蒋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父子两代均未能实现誓言。

    下午3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以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了家乡。这个家乡观念极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家乡或祭祖上坟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乡看它一眼。

    车到象山港时，“太康”号兵船早已停泊在那里。蒋介石登上军舰后，下令坐舰驶往上海。同行的人这才明白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1949年5月21日）。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战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政策与主张，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听到这儿，蒋介石怒不可遏：“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低声问：“是否还读下去？”蒋介石点了点头，于是蒋经国又继续念道：“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苛，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死，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则八条固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二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仁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己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绝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以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

    蒋介石再也听不下去了，霍地站起来，大叫：“战报！战报！”

    途经宁波时，蒋介石命令稍作停留，他惦念着宁波城里一座自己的住宅。

    提起宁波城里的这所住宅，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蒋介石回忆。这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全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他带着原配妻子毛福梅到宁波伴读，当时的蒋母既盼孙心切，又希望年长的儿媳能拴住倔强年幼的儿子的心，蒋介石与毛氏租赁这所房间住了约半年时间。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便买了这所住宅，并将住宅修葺一新，还扩建了花园。 1921年至1923年，蒋介石又经常与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不断上升，花园修建也日益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花园住住或玩赏。

    但这次蒋介石却没有上岸光顾自己的住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抵达宁波。不得已蒋介石特意派人去把为他看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请到“太康”号军舰见面，详细询问了花园情况后，他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100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26日上午，蒋介石的座舰驶进了上海吴淞口，宽阔的水面逐渐变窄，远处隐约可见上海一幢幢林立的高楼大厦。

    下午1时，船泊上海复兴岛。

    复兴岛位于上海东南角，是个三面环水、一面联结上海市区的半岛。蒋介石的“行宫”是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原先是海关为外籍海员度假休闲所修建。蒋介石到达前一天，岛上宣布戒严，原先设在岛上的渔业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体职工都在蒋介石到来之前被清除出岛。

    如果说蒋介石重返上海，有太多的打算、太多的野心，那么对于同行的蒋经国来说，重返上海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几个月以前，蒋经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那时的蒋经国颇有热血，颇有豪情，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料想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已病入膏盲，财政危机已积重难返，最终蒋经国以失败告终，往事真不堪回首。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5个法令。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在10月20日前收兑正在通用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汇率是法币300万元，流通券30万折合金圆券1元；10月31日前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必须前往银行兑换成新币，法令还宣布南京政府将准备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制，把工资和物价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平。

    财政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二天，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会见民意代表和京沪地区的财经界人士，宣布为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设立由王云五、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及蒋经国等人组成经济管制委员会。

    21日南京当局又宣布，在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广州、天津设立经济督导区，分别由俞鸿钧、宋子文、张厉生担住督导员，蒋经国、霍树宝、王抚州分为三地协助督导。督导员除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之权力。

    于是蒋大公子以“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双重身份前往金融、工业、商业中心上海市。上任之初的蒋经国干劲十足，他慷慨激昂地说，“在过去真正守法的，多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则往往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因此他明确宣布，此行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为了“打老虎”，蒋经国设总指挥部于中央银行，组建了“欺建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为了造声势，在上海复兴公园，蒋经国召集了万人大会，喊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

    8月23日、27日，蒋经国又指挥上海市金管局，警备部稽查处，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6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各市场、库房、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违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法令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接着蒋经国又召开了青年军人联谊会。在会上，他说：“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好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污官吏相勾结，因此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种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又在全市设立了几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举报线索、查究违犯处分令囤积物资，扰乱市场，哄抬物价行为和犯法分子。

    很快，蒋经国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于是蒋经国就一本正经地处决了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他人财物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处决了因套汇违纪的商人王春哲。

    经过这三件大案，蒋经国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自8月19日过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37300万美元。蒋经国不无得意地说：“政治力量是解决经济混乱的主要条件。”

    可是好景不长。上海一地物价虽然稳定，但全国物价仍狂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大大减少了，上海出现了物资缺乏的紧张局面，市场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萎缩了。尽管蒋经国仍一如既往地三令五申，不准商人囤积居奇，凡发现者一律没收，但上海已处又一次物价狂涨的前夜了。

    蒋经国“打老虎”行动失败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一条还是因为他打不动真正的“老虎”。

    9月底，根据举报，蒋经国带领“老虎大队”、警察突击、检查了扬子建业公司，发现该公司囤积有大量商品，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情报抢先于“封关”前进口的百余辆汽车，500多箱英美尼绒，200多箱西药。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主办的大“官倒”公司，宋美龄拥有其中一部分股份。蒋经国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并下令逮捕公司老板孔令侃。

    蒋经国的壮举惊动了身居南京的后妈宋美龄。宋女士立即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告状，要求蒋介石出面取消蒋经国的命令，释放孔令侃。

    10月1日，宋美龄又亲自飞沪，在痛斥蒋经国六亲不认后，公开从监狱中接走了孔令侃。

    一时间，蒋经国在上海的声誉陡跌，丢尽了太子的脸面，“老虎”打不下去了。上海市民讥笑他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打虎赞》：“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埔”，“雷声过后天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打虎”失败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在物价上涨的风暴中，四川《工商导报》上曾刊载了一首《虞美人。寄调金圆券》的词：“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优涨风，币制改革不堪回首改革中。全国标准应犹在，只是价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币制改革失败了，一度神气十足的蒋经国，最后只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11月26日，蒋经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蒋经国称：“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今天，我除向政府请求处分，理应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这并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谅……”很想赢得政治声誉的蒋经国，一场“老虎”打下来，“本”“利”赌光，这不能不让蒋经国感到委屈、窝囊！但这场币制改革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快，经改革收缴的黄金白银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秘密运往台湾基隆。蒋经国的“打虎”为老蒋的日后搬运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可是他当初始料不及的。

    4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在复兴岛，他分别接见了由南京撤退到上海的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党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

    蒋介石于危急时刻来到上海，不为别的，只为了督促部下：“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

    上海，在蒋介石心目中太重要了。

    上海，是蒋介石的早年发迹地。1916年，军队中混得不顺利的蒋介石负气离开部队，来到上海，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经营证券交易。

    混迹于证券交易所的蒋介石比他在军队中得心应手很多，“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伊然富商矣。”不仅发了财，而且蒋介石还结交了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蒋介石不久就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也是在这些人的支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了无数革命人士，不久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革命政权并进而窃取了全国的政权。上海于是成了他反革命政权的支柱，江浙财团尤其是上海财团成了他倚重的对象。也正是在上海，1927年12月蒋介石终于得娶追求7 年之久的美貌又曾留过洋的宋美龄女士为妻。

    尽管此时的宋女士已达30高龄，但对于新郎来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新娘的二姐是孙中山的夫人，新娘的家庭在上海颇有影响。婚礼的举行，使蒋介石得意非凡。为婚礼，他曾写下《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第一次遇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的确是“非寻常可比”！“婚礼”与其说是蒋宋二人的结合，还不如说是蒋介石的政治宣言。蒋宋成婚等于是宣布蒋介石已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在比较重视家庭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下，蒋作为国民党的实际控制者，有国民党缔造者、国民革命之故领袖孙中山作为连襟，这无异增加了正统性和可行性，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时“婚礼”也宣布了四大家族形成。宋、孔组合完成于宋蔼龄和孔祥熙结婚之时；蒋、陈组合完成于辛亥革命前后，蒋介石为感谢陈其美的扶持，重用其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当时主要控制中央党务部门和调查科，成了蒋介石在党务方面的代理人；现通过蒋、宋联姻方式，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正式形成。四大家族成了蒋氏政权又一重大支柱。

    上海，还有大量的战略物资没有抢运走。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其实，抢运物资的工作始于蒋介石下野之前。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搬运，他一直耿耿于怀，提起来就生气。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呼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竞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营企业”，拥有职员3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以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所以资源委员会成了蒋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他决不能把这些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个大厂一分别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孙越崎拗不过蒋介石，只好调了一艘8000吨的大船——新华轮，停泊在下关码头，先拆了一部分设备装船。正当孙越崎拖延搪塞之时，蒋介石下野了，于是停止装船。

    当时李宗仁一再派张治中、陈仪等人去溪口催蒋出国，报纸广播也竞相转发消息，大造蒋介石出国的舆论。孙越崎认为，蒋介石已不管事，要去避难，于是就自作主张把已装船的设备卸下来又运回了厂子。

    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火冒三丈。立即电示淞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催孙拆运。

    很快，孙越崎就接到了汤恩伯的电报：“奉层峰命令，你部应速将五厂迁台湾，盼电复。”

    孙越崎态度鲜明：“工厂不迁，电报不复。”并且直接请示代总统李宗仁：“报告代总统，这5 个厂千万不能搬啊。如今外界都知道你正策划和共产党和谈，如果我们现在就大规模迁厂，共产党和舆论会怎么看？这只表明我们政府方面对和谈没有信心，没有诚意。搬厂是蒋先生的意思，可外人不明真相，搞不好，你、我要承担不利于和谈的责任。”

    李宗仁一直蒙在鼓里。蒋介石要大“搬家”，这不明摆着拆自己的台？！

    他不禁骂道：“这死老头，真阴险！”随即果断对孙越崎说：“这5个厂不拆了，就说是我的命令。”

    溪口的蒋介石听此消息，不禁暴跳如雷，但此事既己为李宗仁知道，他也不好硬性拆迁了。

    这一次拆迁的不顺利并没有阻止蒋介石要大搬运的决心，只是以后更加谨慎，更加保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共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这以后，每当夜幕降临时，经常有神秘的兵舰停泊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船上烟囱冒着烟，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实行严格管制，任何船只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这就是蒋介石偷运国库金银的情景。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个月，蒋介石的偷运工作达到了高潮。这时蒋介石偷运的不再仅限于黄金、白银、美钞，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甚至化学原料、药品等。总之，一切有用的东西他都想搬。这期间，他从上海抢运了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

    直到5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已打到市郊临近市区了，蒋介石仍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蒋经国飞回上海再抢运一批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己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爆炸后的烟尘，飞机无法降落。

    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归，并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只好缩手。

    为了这项工程巨大的搬运，蒋介石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不惜血本，甚至包括不惜牺牲南京。

    南京刚刚失守时，顾祝同、汤恩伯等在上海召开国防部作战会议。

    刚从南京撤到上海的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长在会上大骂道：“我简直不知这仗怎么打的！上几次会议我一再说，共军一定由获港渡江，我军主力应放在南京以西、可是当指挥的毫不采纳，反而把主力向上海调，现在南京丢了，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来于什么？是准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说到这儿，蔡文治怒发冲冠，猛地用力扯开军服下襟，五粒铜扣立即四下飞进，接着蔡大哭：“我不干了，我再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愕然。

    顾祝同等则把眼光直直扫向汤恩伯。

    早已憋着一肚子气的汤恩伯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只见他涨红着脸拍案而起：“你蔡文治小孩子懂什么东西？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有总裁手令，不信你们看！”他一气之下，宣读了一份他本无权泄露的蒋介石亲笔手令。

    这份手令的大意是，责成上海市府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长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有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抢运台湾。在这批黄金、物资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不得有任何差错，否则将拿两人是问。

    面对这份手令，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汤恩伯为何如此拙劣地布置江防。

    汤恩伯继续诉苦道：“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因怕来不及运走，每船装得重了一点，结果满载金银‘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了，我和初如还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

    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的这次大“搬运”意义非凡。关于这一点，蒋经国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政府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国家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将这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当我到上海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向父亲建议，据我知道的情形，这箱珠宝已经用去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以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将这批珠宝搬出来。”

    死守上海，对于蒋介石来说还有一层战略上的考虑。

    上海，自1842年6月16日，76岁高龄老将陈化成亲率全体士卒战死在吴淞口西炮台之后，就落入到帝国主义手中。上海成了帝国主义这条巨大蚂蝗在中国瘦弱的躯体上吮血的最大吸盘。蒋介石清醒地知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岂肯轻易地从土海撤出？何况当时的美国已经在蒋介石的内战赌注上押下了60亿美元，眼看要输光，难道会罢手？欧美各国在上海还有巨额的投资，英国在上海一处的不动产，约计两亿镑，还有无法估计的英国对华不平等贸易的价值。上海的外国资本，占在华外资总额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海守备战打得越持久越激烈，对上海的破坏越大越好，最好是内战化为国际战争，把英美尤其是美国拉下水。

    蒋介石做这样的美梦已非一日了。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蒋介石就指望美国人能出兵干涉，然而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整整3 天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观望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态度，然而美国什么明确的表示也没有。不仅如此，共军在渡江时，重创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一向傲慢的英国虽然也骂骂咧咧，最后却没有敢动硬的；共军占领南京时，一些官兵冲进了美国大使馆，对司徒雷登言语粗暴，违反了国际条例，而美国也仅仅是形式上表示了一下“抗议”。更令蒋介石伤心的是，南京政府此次南迁广州，各大使馆人员都相继随政府去了广州，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依然留在失守的南京城内。并且据可靠消息，司徒雷登正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同其在中共的老同学黄华联络。尽管有这些不如人意的消息，蒋介石仍认定“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而且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在渡江战役前在上海曾声称过：即将以运输舰运海军陆战队运沪，扬言：“在沪市，国民党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再说在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直接出面绞杀中国已不止一次，在上海更是有先例可循。因此，蒋介石对把西方国家拖下中国内战的泥潭充满信心，但前提是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必须死守一阵。

    历史的渊源，现实的利益，战略上的考虑使蒋介石下定决心，死守上海。

    4月27日，复兴岛，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在上海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蒋介石以老校长的身份告诫：“党国成败在此一举，黄埔学生必须以全力应付民族危难。”大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召集起来，达到收拢嫡系的目的。

    但他的命令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行之有效了。很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未到会。黄埔系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开会当天上午离开了上海，回到广西老家。

    这之后，蒋介石连续召见三批驻上海守军的团以上军官训话，内容不外乎要他们坚守上海，并给他们“打气”。

    “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是当今世界最凶恶、阴险的共产党。共产党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面临，是国际问题，因此也不是我们一国的力量所能解决，要解决需要依靠整个国际的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能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只要你们坚守上海6个月，我们的二线兵团就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上海是国际都市，影响非常大，位置非常重要，国际自由人士不会不管的，只要他们援助我们，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那将是最终埋葬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仗！”

    “这次共军渡江，国军失利，问题就出在戴戎光这个浑蛋一炮未发就投降了共军，让共军轻易过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战斗就溃退，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否则，共产党是没有办法渡江的。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各位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完全都是做对了的！”

    蒋介石的一番说辞，对那些不明真相的高级军官们颇起到了些强心作用。他们私下里说：“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国人出面就有办法！”

    蒋介石接着鼓励下属“守上海与抗日战争相比，优势在我们这一边。当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本凭借其海、空军优势，想在很短时间里占领上海，迫我们订城下之盟，结果我们守了3个月，日本报兵折将，没有达到目的。今天的情况和那时相反，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从这个事实看来，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至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八十八师的一个副团长谢晋元带一营人守四行仓库，仅仅一个据点，日本人就拿他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都要向谢晋元学习，这样我们一定会胜利。”

    “最后，我可以向大家断言，共军眼下的胜利，正是重蹈当年日军南侵之覆辙，共产党和当年的日本犯了同一个错误，渡江南侵，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除了给下属“鼓气”，蒋介石认为稳定民心也十分重要。

    4月27日，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宣称：“为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同时，在这个谈话中，蒋介石特意把反共战争改说成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目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极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灭。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

    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下，广大的人民群众何曾有过民主？有过自由？连起码的生存权利，在火箭式飞涨的物价面前都难于保障。

    4月28日，蒋介石亲巡上海市区。这一天，当蒋介石在上海街头公开露面时，上海的各家报刊都发表了注明“溪口27日电”的《蒋总裁告全国同胞书》，称：“今日的严重局势，失败不在于匪的实际力量如何强大，而在于我们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使共党匪徒有隙可乘，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在前方军事和后方民众中埋伏间谍，散布失败主义，以瓦解士气和人心，因此，国军有优势兵力反遭挫折。中正对于过去政治、经济的缺陷，剿匪军事的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同胞遭受共匪的蹂躏和残杀，坠入共产主义的铁幕，来过这样一种黑暗的地狱的生活，这是我个人德薄能鲜，应该负其重大责任。但是，我决不动摇救国救民的信念，相信我们必能从共产党铁幕下拯救我国同胞，重登自由康乐之境地……”文章最后，蒋介石大言不惭：“11年前南京政府的撤守，正是我们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政府的撤守，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

    训话，打气，稳定军心，固然重要，但此刻蒋介石心里最想知道的是物资抢运工作进行得如何。

    4月28日，蒋介石召见了陈良，未等陈良开口，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初如，上海待运的物资还有多少？”

    陈良：“报告总裁，中央银行金库中的金银已安全启运台湾，现只剩下20万两黄金以维持市面周转，而一旦从上海撤离，这笔钱也将如数带走。目前正开始抢运物资，但因物资太多，现在又加上各机关撤退，交通工具更缺，所以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很难将这批物资运完。我这儿有一份清单，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清单仔细端详起来：

    甲——疏运物资种类：1.中纺公司及该公司已交国防部尚未运出之纱布；2.中信局之敌伪珠宝及中央银行寄存该局之日本赔偿铜元；3.中央银行业务局之德孚颜料；4.中央造币厂铜块及日本赔偿铜元；5.交通部之通讯器材及铁道器材；6.资源委员会之化学原料、金属器材及矿属油料；7.物资供应局之紫铜锭及其它贵重物资；8.美援花纱布联营处之纱布；9.卫生药200 吨及吉普车；10. 社会部国际儿童奖金救济物资500 余吨，布10万匹及卡车20辆；11. 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之重要物资。

    从陈良的清单中可以得知，目前已经运走的物资吨数不到总量的五分之一，即便将已装妥待运的加上也仅刚过二分之一。

    蒋介石合上清单，问：“还有这么多呀？你能不能再快一点？”

    陈良：“报告总裁，这已是超负荷了，最好能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蒋介石说：“行！”

    但到底汤恩伯能否坚守上海一个月，蒋介石心中没底，他必须马上召见汤恩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