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统一整编，第三野战军诞生。穷途末路，国民党乞求“和淡”。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执行领导渡江作战职能。粟裕对渡江作了三种估计。1949年4月20日晚8时。千里长江夹岸火红。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日历掀开到4月23日。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其残余兵力有220万人，但正规军只有146万人。由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全面失败，这时已丧失向解放军进行进攻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不能作战略上的有效防卫。而人民解放军已在战争中发展400余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国土。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已摆在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面前。为此，1949年2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人民军队进行统一整编，将野战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五大野战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二十一军（含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二师），滕海清汪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含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含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含第一零三、第一零四、一零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二十四军（含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含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含第一零零、第一零一、第一零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谷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军（含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风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含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含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八军（含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含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含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五大野战军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筹划下，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政府出现动荡。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此时己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己成定局，这不是美国的力量所能扭转的事情，即使此时派兵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恐怕仍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但美国政府极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的到来，仍幻想有一天国民党会出现什么“新局面”，从而出现“扭转潮流”的奇迹。

    1948年10月，即辽沈战役开始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负责，不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曾夜访李宗仁，闭门进行长谈，表示愿意支持李宗仁取蒋而代之。对于李宗仁来说，这是他多年求之而不得的事情。他兴奋地表示，只要美国政府能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能获得美国政府对他“毫不含糊”的支持，他李宗仁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李宗仁官瘾大，但比蒋介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但蒋介石不愿下台，而且以蒋介石嫡系力主的国民党死硬派也千方百计反对。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期望能获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

    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并要美国派一高级军官直接参加指挥“和共军的作战”。社鲁门作出了使蒋介石大夫所望的表示。当月底，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国进行游说乞援，但效果也十分不如人意。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但还想做个好人，在12月中旬，“主动”地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下野”的方式来促成“和谈”。而在此时，桂系首领白崇禧首先抢过“和平”的旗子，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和共军进行“和谈”，对蒋施加压力。

    同时，在白的授意下，湖北的国民党参议会、河南省政府等机关及其头面人物，则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蒋介石“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国民党又在玩“假和平”，必须揭穿它。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 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8日，国民党政府乞求美、英、法、苏4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遭到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虽“隐”而下退，仍暗地里一心一意用和谈争取时间，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战争到底。李宗仁成了一个实足的傀儡代总统，难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但另一方面，李宗仁虽然承认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但他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并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平、津、徐州不守，但国民党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而且西北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省份仍然完整，如能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依靠长江天险，有可能成功地保卫江南。在此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共和谈的指导原则是：“和谈心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其核心是“守江谋和”。而且，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伤军事为重”的旨意，积极备战，力求阻止共产党渡过长江。

    李宗仁得到蒋的同意，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谈判团赴北平，和共产党进行了14天的谈判。

    这次解放战争后期的国共和谈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和谈相比，虽然两党及其军队的强弱倒换了位置，两次谈判都达成了书面的意见，但对国内的和平都未产生实际的作用。这两次谈判，都是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导致和谈最终未谈和。两次和谈，两次失败，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身上。这种历史事实，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敌人不缴枪，我们就叫他灭亡。我们党在大战后，在力争和平，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基础上，一直没有放弃解放全中国的准备。

    中央军委指示：原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领导渡江作战的职能。

    刘怕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率领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纷纷南下长江北岸，开始整训和渡江准备。

    2月9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了会议，对各部队的南下路线、集结地段、作战地点都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汇成向南挺进的洪流，千军万马渡过黄河、淮河、汉水，越过大别山、霍山等崇山峻岭……

    已告别游击时代的人民解放军，此时已初步形成一支有一定机械化作战能力的大兵团。如令，在山谷和羊肠小道上南进的行军行列，除了精神振奋的士兵，大批的骡马、炮群，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坦克，这些庞大的怪物给艰苦行军的解放军官兵带来了无比的新奇和自豪。

    在行军路上，啦啦队宣传队员手中的“呱嗒板儿”，仍发挥着它传统的作用——同志哥哎，你真棒，两天一百八，整天山上爬。

    山高你不怕，路滑也不怕，行军当英雄，打仗顶呱呱。

    喂，快快行，前边就是英雄岭，英雄岭上有棵松，松下站着咱司令。

    司令说：“谁英雄谁好汉，英雄岭上比比看！”

    百万大军的行进队伍绵延在长江以北的土地上，仿佛给江北水道纵横的黑土地又增添了无数道流动着的阡陌和河道。

    江南的荠莱花在一阵阵春雨的催促下烂漫地开了，开得清新、雅致，像无数粒白色的小星星。

    3月上旬，百万大军陆续到达长江北岸，开始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训练工作。

    3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这大半是土墙茅屋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首先发言：“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谭震林说：“据前线指挥员报告，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的增加土地面积等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时常迁移。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不可靠了，不应当全靠图上实施作战作业，而应依实地侦察修正地图来指挥布置。”

    邓小平对谭震林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紧接着说道：“这一点希望引起在座的重视。特别是各兵团的司令员，要尽可能地亲自去前线看一看，渡江之前一定要派出侦察，详细地了解江岸的情况。最好要将侦察员派到江南岸去。”

    邓小平讲完，粟裕接着说：“过去我们渡过黄河，黄河是‘面恶心善’。特别是南京以东，水的流速很大，又因长江水受月亮吸引地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再说，长江上还设有敌人的许多要塞据点。”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能不能迅速地登上对岸。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之间为宜。”

    陈毅说：“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我登上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又分析道：“我们渡江成功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有4种可能：一是收缩兵力于芜湖、南京、上海、杭州、镇江、无锡诸要点，阻绝我东、西会合，尔后利用浙赣铁路机动兵力，或在南京、上海间，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或在浙赣沿线与我决战；二是放弃沿江一线阵地，退守浙赣线和上海、杭州沿海地带进行顽抗，或作有秩序的撤退；三是在退路被我切断，无法撤退时，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等要点。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什么处置手段，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形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总前委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几天的研究，最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拟制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中关于对渡江作战的布置是：“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八、十两兵团主力，共6个军，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箝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七、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七、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棕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黄湖之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八、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沪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包围，并协同八、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七、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二野由棕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管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布置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各部队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邻兵团渡江，各部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总前委会议结束的次日，即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离开蚌埠，移至合肥东南的瑶岗村。

    粟裕作为总前委的成员，担负着参与领导和指挥渡江战役的重任。

    这次渡江，对于粟裕来说已经是第四次了。从前三次渡江的情况来看，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部队从江南向江北渡，往往是处于劣势，是为了保存势力；如果部队由江北往江南渡，则必定是处于主动，部队有一个大发展。

    第一次渡江发生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反动派却“煮豆燃萁”，掀起反共的高潮，想把新四军赶到敌后，好借日本人的手，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当时，江南的新四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但是项英并没看出来蒋介石的阴谋，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陈、粟眼见皖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2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2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的山区全军覆没。

    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渡江由南向北。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尔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没有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游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我军的战略意图，后果不堪设想。

    粟裕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行动很困难。

    这一天，他们赶到了离江边只有15公里处的地方宿营。

    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的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的关系，所以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这次渡江是由北向南。

    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此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蒋介石要与人民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9月19日，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伪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而且，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此次是由南往北渡。

    粟裕从前三次渡江的经验来看，长江并不是敌人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千里江面，防不胜防，顾东顾不了西。更何况这第四次渡江是在敌人走向全面失败，人民军队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刻，这更有利于人民军队的顺利渡江。

    尽管据守江岸的国民党军队多为屡败之师，我军的渡江能力大大地得到提高。但浩荡奔腾的长江毕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所谓“投鞭断流”云云，也只是志大才疏的秦王符坚用以吓人的狂言。归根到底，过江还是得靠舟船摆渡。那时的解放军，不但没有现代化的渡河登岸器材，甚至在部队刚到江边时，连木船也被国民党破坏或抢劫到南岸。而且在这百万大军里，“旱鸭子”居多，有许多甚至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水面，这都给我军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

    为了征集木船，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士，协助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深入的动员下，许多渔民船工驾船报名参加运送大军渡江的船队。我军付给参战船工一定的报酬，每个船工不但有自己一份工米，还可以领到家属的救济粮。管理船队的干部与船工平等相处，关心生活，亲如家人。这和国民党军队抢船抓夫、烧船、抢掠、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所及，各地群众纷纷向渡江部队提供船只，有些渔民船工甚至全家驾船从百里之外赶来参战支前。“保送大军，子孙万代光荣”，成为船工们发自内心的口号。在拥有现代化的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面前，人民解放军赖以强渡长江天堑的，竟是这些渔民船工驾驶的原始木船，这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此，历史真应该大书一笔。

    长江北岸各船队，开始时还在远离江岸的河道、湖泊进行检修、演习，在渡江日期迫近时，必须将船全部运抵江边，这就需要挖凿和疏通河道，劈坝修渠引水运船，有的地方为了防止河水内港不能挖开堤坝，就只好将船只从堤坝上拉过去。那些较小的舢板还好拉，而重量数十担以至于上百担的大船，要拉过高坝就十分困难。担任突击的部队，每个军约需80条到100条船，中突击集团自芜湖到贵池一段，将有4个军参加突击作战，再加作为二梯队的两个军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也都需要掌握相当数量的船只，合计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整个运船工程的浩繁是可想而知的。数以万计的军民，冒着绵绵春雨，日夜奋战，终于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到4月中旬，渡江工作准备基本就绪，只待命令一下，百万大军将万船齐发。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0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与此同时，在合肥东南瑶岗村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在中集团指挥官谭震林的司令部里，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的时刻的降临！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无线电话筒，雷霆万钧地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

    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

    接到发起渡江作战的命令，长江北岸机阳至溪口第三野战军担任中集团突击段，霎时间万炮齐发，天地震颤，火光映红了天空。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有过三种估计：一是敌阻我西路军前进，切断我东线部队，夹击我军于沪宁之间；二是宁沪之敌全部东撤，破坏上海，挑起第三次世界战；三是我军猛进，切断宁沪铁路，将敌东西截断，敌无退路，被我围歼于京、沪、杭地区。

    渡江战役发起后，我军对这三种情况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渡江作战的第一步正在节节取得胜利。

    千里江面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我部突破安庆芜湖线，占领繁昌、铜陵、青阳！”“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我部顺利登陆：正向敌人之纵深楔入！”“我军进入无锡、苏州、常州、镇江！”“两浦守敌仓促渡江南逃，我各师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正向南京攻击前进！”“国民党海防第二部队林遵部已和我军取得联系，林率其部军舰9 艘、炮船16艘，于南京附近笆斗山江面起义！”敌人夹击我军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我军全力猛攻，势如破竹。敌人闻风丧胆，已经全线崩溃。

    东集团在粟裕、张震的指挥下，于长江下游渡江，直接攻取南京，攻击汤恩伯的重点防御地带。

    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渡江作战要实行靠前指挥，战斗部队过江1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1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在先头团大部刚一登陆，就急忙上船南进。一小时后，他让通信员送回北岸一张纸条：“我已胜利地踏上了江南的大地。聂凤智。”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部队渡江的第二天凌晨，决定立即过江进行指挥。他对韦国清说：“政委，你留下同兵团部一起走，我先过江。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员要求我随第一梯队登陆，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

    韦国清说：“我同你一起走，让参谋长带着兵团行动。”

    两人一同上了准备好的木船，朝南岸驶去。

    一路顺风，叶、韦二人5点多钟在江南岸登陆，接着率部向预定二十八军渡江后占领的村子走去。到村子前，天还未亮，叶飞让一个参谋去联络，免得发生误会。

    这个绰号“小广东”的参谋进村后，找到了一个哨兵，三言两语一问，发觉情况不对。哨兵原来还是国民党兵，这里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

    “小广东”很机灵，急中生智地说：“师长到。请你去给他带路。”

    叶飞见“小广东”回来，就问：“联络上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还没来？”

    “小广东”说：“来了。”

    叶飞一看是国民党兵，十分诧异，问道：“你怎么在这个村庄？”

    国民党兵回答：“报告长官，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月了。”

    “解放军打过来了吗？”

    “打了一晚上的炮，长官说解放军就要到跟前了，让我们多小心。”

    “我们就是解放军！”

    “好险！”叶飞在心里暗叫一声，“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不当俘虏也会被打得稀里哗啦！”于是，叶飞带着大家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一里路，才找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

    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渡江后，亲率部队追击敌人。听着耳边嗖嗖飞的子弹，眼见硝烟弥漫的战场，陶勇深深为胜利的前景所鼓舞，为战斗的气氛所感染，不禁独自率领警卫营的一个排，乘上缴获的汽艇，由金坛河南下溧阳，在董家舍、古渎附近用冲锋枪、手榴弹同西岸敌人进行战斗。等到师长谭知耕亲率部队赶到接应时，陶勇早一路打一路走地乘着汽艇沿河而下了。

    解放军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官与兵生死在一起，这是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只顾个人利益，在作战时你等我看，不能协调一致地配合作战，这是它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起了攻击，最先夺取的是江浦，然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浦镇前进。

    占领浦镇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敌人在遭到包围后，进行疯狂的反扑，坦克、装甲车轮番向解放军冲去，双方在浦镇以北的山地上，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夜，22日清晨，敌人才向江边逃跑。

    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扫清了江北守敌，积极找船，准备越过长江，追歼逃敌，从北面向南京发起进攻。

    就是在此时，南京下游的国民党江阴要塞于4月22日起义，叶飞率十兵团已渡过长江，切断了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联系。南京在长江防线上已经成为一座孤城。

    此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队大员，大多已逃之夭夭。

    4月23日晚，解放军首先从南京东面的和平门进入南京。第三十五军一零四师进占狮子山、清凉山制高点；第一零五师沿中山北路前进，经过新街口到中山门，占领中山门、城外高地，光华门外机场和市中心区。24日凌晨 点：国民党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战士冲了进去，降下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的上空猎猎飘扬。

    陈毅随后赶到了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坐过的总统办公桌后边的巨大椅子上，使劲颠了颠，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

    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

    吟毕，陈毅要通了北平的长途电话，在总统府向毛泽东报捷。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

    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

    这篇电讯稿是毛泽东亲手所写。当毛泽东接完陈毅的电话后，十分兴奋，情不自禁，也吟诗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9日，即将赴任的南京市长刘伯承也来到了“总统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会合以后，从原蒋介石的办公室给粟裕打去电话，要粟裕从速率部赴上海方向组织指挥淞沪战役。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不顾鞍马劳顿，马不停蹄地奔向淞沪地区，准备解放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