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29日

    亲爱的父亲：

    现在看来我的确很乐于给你写信，昨天已经写过一封，今天又再写给你。因为写信给你，我不得不让我的女朋友等我——她具体是谁，这几天我会告诉你的——但她可不是一个愿意久等的人。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多说一些关于我同福尔特斯的会见情况，我需要你就他的可信度给我一些意见。

    首先，我来简单说说福尔特斯的外貌。三年前我在蒙得维的亚招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很惹眼的帅小伙，身形修长而且肌肉匀称，很受异性的欢迎。但成为一名间谍之后，他的改变简直是极具戏剧性的。体重骤涨，还长出了滑稽的八字胡，活脱脱的一个懒汉形象。

    现在在迈阿密，他依然体重超标，而且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穿着三件套的西装，戴着顶巴拿马草帽，抽着哈瓦那雪茄，看起来比古巴人还像古巴人。

    然而对于鲍比·马休的记忆力我不想评说什么，我相信现在我给你提供的信息都是足够准确的（准确率能达到90%），因为在福尔特斯说话的时候，我做了笔记。

    我必须说他对我们以及我们要干什么的了解程度让人很不安。他天生就是交际能手，频繁出现在各种咖啡馆和饭店，范围遍及卡拉奥乔的大街小巷。他不仅对流言有着敏锐的觉察力，还是个情报工作的天才。那天我邀请他去了安全屋，他竟然知道9月19日是我们建立危地马拉训练营的日子，还知道地址是tRAX，以及我们四百人的训练目的。

    他轻而易举地就向我们建议纳入tRAX的社会成分，他告诉我90%的受训者应该是中产阶级的学生和教授，剩下的10%是工人、农民和渔夫（他说得相当正确，我就是负责人事招聘的）；他甚至还能够详细说明受训者的相貌和武器，他们是如何头戴棒球帽手持黄油枪地与疲倦作斗争。他说得全部正确。他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信息的呢？好吧，我们都明白，对古巴人来说，革命是一个家族的事，在一个大家庭里，人与人都彼此诉说与聆听。

    福尔特斯接下来说的话让我很惊讶。“我计算了一下，”他对我说，“入侵爆发的那一天只会有不到1500人参战。”

    我对他笑了笑。我自己是没有一点线索的，但我故意跟他唱反调，我说：“这不可能，就这么点人是拿不下古巴的。”

    “能的，”福尔特斯告诉我，“如果卡斯特罗不再是民心所向。而且，毕竟巴蒂斯塔也不受爱戴。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

    他继续对着我侃侃而谈。卡斯特罗退居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时的医疗条件十分恶劣，每2000人才有一个医生。“古巴的老话里说只有牛才需要注射疫苗。”他告诉我，接着便是一场偏左派的介绍（我相信他的数据，只是就礼仪方面我有些怀疑，但他的数字还是吓了我一跳）。在巴蒂斯塔的统治之下，4%的古巴农民是经常吃肉的，2%吃蛋，3%吃面包，11%能喝上牛奶。他们不吃绿色蔬菜，大米和豆子遍地都是，岛上一半的家庭都没有厕所。然而，在哈瓦那，交通堵塞时有发生，电视机也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做一位哈瓦那居民就是要去相信古巴是一个先进的拉丁美洲国家。他说：“你们流亡运动的精神领袖是哈瓦那，不是古巴；他们全都是中产阶级。”

    “你听起来像个拥护卡斯特罗的人。”我对他说。

    “不，”福尔特斯说，“我的心一直都是四分五裂的。”我必须警告你，他不是没有拉丁人的倾向。“这种一生都困在左右手斗争中的人，内心世界总是密封的。”他严肃地说。

    “为什么你不支持卡斯特罗呢？”我问。

    “因为他会摧毁我想要的自由。像我这样身处哈瓦那的人，没有自由就只剩死路一条了。”

    “那，你为什么不反对他呢？”

    从这里，他便就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展开了一段有趣而冗长的探讨，听完绝对能让你热血沸腾。

    福尔特斯说，资本主义实际就是精神错乱，它只不过是暂时存在的，它的长久只能建立在损坏自身生命力的基础之上；所有更大的道德问题则是代表了爱国主义、宗教或者精神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位资本家，”他说，“因为我是个精神病患者，因为我很贪婪，因为我想快点得到顾客的满意。如果我有精神疾病，要么我会去找我的牧师，得到他的赦免；要么我会花钱请一个精神分析师，花上好几年时间来使我确信我的贪婪就是我的病根。我可能会对我的自私感到抱歉，但我会尽量改正的。对于如何维护一个发达社会，资本主义算得上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解决方案——它能一剑击中我们的权力欲望。”

    到目前为止你一定已经了解，他这个人坐在椅子里、喝着小酒的时候，是很装模作样的。他采用了我从未想过的二分法——呆瓜和傻瓜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很深远，”他说，“呆瓜在智力上是弱势群体，这很悲哀但也无可更改；而傻瓜却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决定而变得愚蠢，他们践行的是有意的消极，他们满足自己需求的手段是隔断别人的欲望。在共产主义之下，现实为未来作牺牲，傻瓜们却堵住了所有工业‘毛孔’，他们以懒散和低效为乐。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个贪婪的傻瓜将会面临一个痛苦的抉择——只要他一直这样愚蠢下去，他就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因此，他经常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致富之道。所以，在共产主义下郁郁不得志的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变得富有又圆滑。”

    没停顿多久，福尔特斯又接着说：“另一方面，卡斯特罗离不开共产主义者的支持，没有他们的话，他的革命将会溃不成军；有了他们的话，他就有机会锻炼提高他治理国家的政治才能。”

    “那你是说共产主义并没有对古巴不利是吗？”

    让他集中在一个话题上真是困难啊！“我没这么说，”他说，“我不确定。六个月前我去过那里一趟，那里的女人让我印象深刻。你应该去看看她们穿着红衬衫黑短裙组着队扯着嘹亮的歌声大步往前迈进的样子，共产主义对她们来说就是团结一致。”

    他的话也令我想起了霍华德向我描述这些女人的时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霍华德称呼她们为“一群不守规矩的母羊”。

    “确实，”福尔特斯说，“这些女人实在是让我很感动。她们拥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自我存在感。卡斯特罗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为不同的受众提供相应的服务。这就是当巴蒂斯塔在1958年底战败逃离古巴时，卡斯特罗没有赶去哈瓦那的原因。他从马埃斯特腊山脉启程，然后在沿途的每一座大城市留下一次时长四个小时的演说。演说时他的头顶上方会盘旋着一架黑色直升机——这真是够轰动一时的，仿佛头顶上方悬着代表自由的死亡天使。死亡在他的革命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女人们也都会懂的。按西班牙人的思维，我们此刻在地球上的流血与牺牲是天赐的。如果恰好有更多的医生、教育和更好的经济发展，那对拉丁人的革命来说，就是鲜血、死亡与进步的三位一体了。”

    “为什么不和流亡等同对待呢？”我问他，“他们可不像是巴蒂斯塔的左翼分子，但他们也是为自由而战。”（我不得不承认，在佛朗迪待久了，我听起来都有些不谙业务的样子了。）

    “是的，”福尔特斯说，“不采取暴力手段的话怎么能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展重大的改革呢？卡斯特罗的答案未免有些消极，他认为只有暴力才是比贪欲更强的力量。如果流亡者回到古巴，我敢向你保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贪官将会交织成一张贪欲的网，他们会比空想家获得更多的胜利。”

    “所以你是和卡斯特罗一起回来的吗？”

    “我没和任何人一起，我自己一个人。”

    我们接着讨论了薪酬。他狮子大开口，要求是包括红利在内一周三百美金。但我相信他是值这个价的。福尔特斯喜欢同时居住在两个世界，但如果他有意向玩双面游戏的话，我觉得我还是能掌控住他的。

    等候您的意见。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信封上写着：EYES ONLY ROBERt ChARLES（罗伯特·查尔斯亲启）——

    已收到9月29日的交流记录。

    你手下的那个乌拉圭人听起来像是个久经世故的老共产党员，而且还像个彻头彻尾的两面派。但他是个很腐败的家伙，金钱就是他的软肋。我建议你遵循以下的基本程序：

    1）不要再和他进行政治讨论了，他会研究你的态度并通风报信。

    2）锁定目标。我会给你派发具体的任务，不要让他跑题。本来你想要的是洗碗机，但他偏偏就给你一个厨房水槽。所以，要让他集中注意力到洗碗机上来。当然，我也会利用合适的机会试探和考验他。

    3）永远不要太喜欢他。我不关心你有没有救过他的命。

    4）案件负责人该有的礼仪绝对不能疏忽。在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之前，绝对不可以让他同赞尼特或者情报之眼中的任何人有联系。

    5）第一个目标就是利用他接近带你去吃晚餐的那个古巴胖子，就叫他REtREAD。

    6）确定BONANZA是你那滑头朋友的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