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创办于1921年，是南洋商人陈嘉庚独资兴办的。经过十来年的苦心经营，厦大理科已经初具规模，在国内略有名气。林文庆接手以后，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的第一把火就是兴办国学院，打响文科的名头。

    按照国外的办学经验，请知名教授，发挥名人效应，是一本万利的发展模式。林文庆把国内的学者仔细考量一遍后，林语堂进入了他的视线。林语堂是福建人，有文名，和文化界的人关系也好，厦大有了这颗大树，还愁没有地方可乘凉？他派自己的儿子林可胜做说客，游说林语堂来厦大做文科主任。

    廖翠凤第一个赞成。她一直提心吊胆，每晚做噩梦，就怕语堂哪天出去了就回不来。现在有了去厦大的机会，正好可以避避风头。她对语堂说：“你就是不考虑自己，也得想想刚出生的女儿！”

    林语堂也觉得是时候离开了。北京的形势太坏，他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说是保护，其实就是监视。

    语堂的二哥玉霖在厦大做教员，兄弟俩好多年没见了。玉霖一连发了好几封电报，催弟弟南下。

    基于这许多层面的考虑，林语堂欣然接受了林文庆的邀请。

    林文庆求贤若渴，他把权力下放，让林语堂多引进知名教授，薪资可以开到400银元一月，而且决不拖欠。

    在北京，教授们的工资经常被政府扣作他用，几个月不发是常有的事。教授们要养家糊口，只能辛苦地爬格子。林语堂也深受其苦。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林语堂刚刚走马上任，就大规模地招兵买马了。

    鲁迅是林语堂第一个接洽的。鲁迅原本打算去广州，他的爱人许广平已经先出发了。在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中，鲁迅和这位笔尖锐利的急先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语堂又几次上门，诚恳地极力相邀，鲁迅终于松口说愿意去厦大看看。

    《语丝》的领头羊答应了，孙伏园、沈兼士等语丝精英也相继来到了厦大。

    在其位，谋其政。林语堂放开了怀抱，只要是有利于厦大文科发展的，他都网罗进来。现代评论派的顾颉刚和鲁迅有过龌龊，可他是中国古史权威，林语堂也毫不犹豫地引进。此风一开，现代评论派也陆续到来。

    厦门大学成了第二个北大。

    林语堂同时引进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原是为了兼听则明，学习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没想到却埋下了祸根。

    一下子来了众多文化界的名人，远离文化中心的厦门大学热闹起来。

    学生们奔走相告，“林语堂任文科主任了！”“鲁迅要来了！”校园里拉满了横幅，各色的彩旗迎风飘扬，大字报贴满了每个墙面，像过节一样。

    国学院第一次师生见面会安排在厦大新修的大礼堂里。林语堂事先就考虑到，可能有外系的学生参与，就让校务多摆了十几个凳子。没想到离开会还有一个小时，会场里就坐满了人。还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往里涌，过道里，门外，全站满了人。

    整个厦大都出动了。

    作为文科主任，林语堂先做了个简短的发言。“同学们……”刚起个话头，下面就响起一片热情洋溢的掌声。接着，他每说一句话，学生们就鼓一次掌。短短十几句话，竟然用了半个小时。语堂既自豪又无奈，可学生的热情还真有点令他吃不消。

    他灵机一动，把难题抛给了鲁迅。“厦门大学很重视文科的发展，我们重金礼聘了几位知名教授。第一位，就是大家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有请他发言！”

    鲁迅站起来，欠身半鞠躬。

    掌声持久而热烈地响起，礼堂的吊顶似乎都快被震翻了。很多同学拿出准备好的条幅，“鲁迅，厦大欢迎你”的字样到处都是。不知道是谁先发起，学生们开始有节奏感地喊起“鲁迅！鲁迅！”来。

    语堂回家后，对翠凤讲起见面会的趣事，翠凤啧啧称奇。大女儿凤如（林如斯）已经睡了，二女儿玉如（林太乙）却颇有乃父之风，夜深了，兀自声音洪亮地大哭不止。语堂抱着她，推开窗，欣赏厦大的夜景。南普陀寺隐在黑幕里，轮廓隐约可见。深蓝色的海此时变成了暗褐色，海浪拍打着海岸，百折不挠。咸湿的海风吹过来，林语堂像吃了人参果般心旷神怡。这里有他的家，有坂仔的气息，他要为父老乡亲们好好干点事！

    在林语堂的带领下，国学院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学研究部就提出了十本颇具分量的著作计划。林文庆很高兴，大笔一挥，批下了巨额的研究经费。

    有厦大的学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林语堂：“当时林先生只有三十上下。经常穿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俊秀英惠之态，不仅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我当时是18岁的一年级学生，看见院长，头都不敢抬，心中暗暗赞美和羡慕。”

    文人从政，本多是一时义气，遇着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多大的学问也得败下阵来。

    就在林语堂热火朝天，一门心思为兴办国学院忙碌的时候，有人眼红了。

    文理相轻，在每所大学都是。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一山难容二虎，理科部主任刘树杞兴风作浪起来。

    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翘起来了。

    林语堂心思单纯，还真以为是因为学校宿舍紧张所致。他好几次找刘树杞理论，要求解决鲁迅的住宿问题，刘树杞表面上一口答应，可背地里却我行我素。

    鲁迅正在写《小说旧闻钞》，烟抽得很厉害。许广平又不在身边，他的三餐都成了问题。有时候，只是吃白水煮火腿，就当作一顿了；要不，就买点面包和牛肉充饥。实在太苦闷，他就找来孙伏园，就着花生米，喝点绍兴黄酒。

    林语堂看在眼里，万分的难过。鲁迅是自己硬拉来厦大的，却过得这么凄惨，他感到失了地主之谊。语堂交代翠凤，以后做了好菜，就叫鲁迅过来吃。他还经常陪着鲁迅坐汽船到集美学校演讲。

    因为上任不久，语堂不想与人结怨。再者，他生性乐观，待人办事总往光明的一面想。刘树杞却以为人善好欺，越发过分了。

    国学院的大楼还在修建，所以暂时借用生物系的三楼办公，文科的一举一动就落入了刘树杞的监视之内。有一次，一个教员因为不舒服，迟到了几分钟，刘树杞借题发挥，向林文庆密告，说林语堂枉顾纪律，狠狠地参了他一本。

    刘树杞气势嚣张，底下的人也不把文科的教授放在眼里。国学院的考古学会购置了北邙明器，理科的人竟然当面说：“这也配算作国学！”考古学会一干人等气得七窍生烟。

    到后来，刘树杞干脆以国学院领导自居，越俎代庖拆阅了所有国学院的研究文件。林语堂上传下达的言路完全被切断，文科主任成了个空架子，除了日常事务，其余事情，一概不得过问。林语堂这才意识到刘树杞的居心叵测，他气愤地质问刘树杞，刘树杞起初还冠冕堂皇地应酬几句，后来连应酬都省了。

    林语堂只得向林文庆求救。

    没想到，林文庆的态度也转了180度的弯。林语堂刚来之际，林文庆是有求必应，对国学院的教授照料有加，可现在林语堂还没开口说话，林文庆就推说不舒服，下了逐客令。

    林语堂一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怎么也想不明白，还是执着地往校长办公室跑。有个教员看不过眼，拉林语堂到一旁，说：“校长的心思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是忌妒国学院太红火，抢了他的风头！”

    林语堂苦笑着长叹了一口气，他想起鲁迅说过：“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果然是至理名言。

    “最坏的恶意”又一次发生了。开学不到两个月，林文庆突然下通知说要取消国学院的研究经费。

    文科教授们受到理科排挤，早就不满，只是碍着林语堂的面子，没有声张。通知一出，林语堂就收到了好几封辞职信，其中一封就是鲁迅的。

    林语堂气得七窍生烟，他闯进了校长室，直呼林文庆的名讳，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林文庆似乎早有准备，说校主陈嘉庚的生意出现问题，缩减了对厦大的支援经费，他还假惺惺地说：“语堂，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你去跟教授们说说，要出的著作先停下来，等经费充足了再出也不迟啊！”

    林语堂学精明了。他知道林文庆是不会说真话的，他到财务室仔仔细细地查了收据，赫然发现，林文庆依旧每个月向陈嘉庚公司领国学院经费5000元，只是挪作他用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林语堂递交了辞职信，以示抗议。但他只是辞去了国学院秘书，保留了文科主任之职，他对厦大恋恋不舍，对这位同乡校长也还抱有希望。

    林文庆见事情闹大了，赶紧召集文科教员开会。他惺惺作态地演起了苦肉计，哀叹学校经费之不足，当校长之艰难。鲁迅不吃这一套，态度强硬，直接站起来说，要是学校不恢复文科经费，他立刻南下，还拿出了广州大学的来信。早前，沈兼士因为厦门“交通之不便，生活之无聊”离开了，孙伏园也走了，厦大就剩下鲁迅在撑门面，要是鲁迅也走了，刚刚兴建的国学院就等于是空中楼阁。林文庆扛不起这么大的罪过，权衡再三，只得妥协了。

    鲁迅肯留下来，是为了林语堂。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人事的倾轧，语堂还可以勉强应付，可是国学院的窝里斗，太让人心寒。文科教授们十之八九都是林语堂推荐过来的，旁人看来还以为国学院众志成城，林文庆对此也颇为忌惮。可实际上，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脚跟都还没站稳，就酝酿起北京的对峙习气，密谋赶走鲁迅和林语堂。林语堂因为佩服胡适，所以对胡适的朋友不偏不倚，结果是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洞悉人情的鲁迅看得很透彻，多次劝语堂去广州。林语堂凭着一股子热情，想为家乡做点事，不愿意无功而返。反过来，语堂还劝鲁迅留下，为改善目前的局面做点努力。

    国学院的内部斗争越演越烈，刘树杞又处处刁难，鲁迅呆不下去了，决定去广州大学。

    知道鲁迅要走的那个晚上，林语堂吸了一夜的烟。他没有心思欣赏海景，只看到了厦大周围的一大片坟茔。他不相信世界上有鬼，可这两年来，他见到了太多活着的恶鬼。杀死刘和珍、杨德群的刽子手，那些文妖们，还有军阀，厦大争权夺利的小人，哪一个不比鬼更可怕？北京、厦门，哪里又没有鬼的世界？他想哭，可这个心地纯洁的山乡孩子已经哭不出来。林语堂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冢国絮语解题》，把黑暗社会比作“冢国”、“鬼蜮国”，“喜欢瞌睡的人尽管瞌睡下去；不喜欢瞌睡而愿意多延长一点半生不死的苦痛的人，也就在冢国里谈谈笑笑。”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要走，揭竿而起，发动了学潮。昏昏欲睡的厦大发出了醒来后的第一声吼，学生们振臂高呼，要求驱逐刘树杞，“重建新厦大。”

    刘树杞机关算尽，总算赶走了鲁迅。可高兴了没几天，自己也被赶走了。

    林文庆逃去了南洋，请陈嘉庚出来主持大局。他诬赖说，是因为文理科的相互倾轧导致了这次学潮。

    林语堂心中十分明了，刘树杞逃走了，自己作为文科主任，是惟一的替罪羊，林文庆是不会放过他的。而国学院内部，性急的人甚至已经拟好了林语堂走后的新班子。

    这还真是一个鬼冢的世界！

    林语堂怀着满腔服务乡梓的热情而来，却落败而去。

    然而，他还是停不下来，下一战，是革命的武汉。

    1927年3月，林语堂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

    当时，国民革命正值高涨之际，北伐军势如破竹，一路凯歌，打得北方军阀屁滚尿流。普通民众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大家都勒紧了裤带，省下口粮，誓将军阀走狗一网打尽。

    在北京，军阀的荒淫无耻，林语堂见得多了，北伐军的胜利，他“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他为革命的热情振奋不已，在厦大冷却的热血又一次沸腾了！

    在陈友仁的邀请下，林语堂毫不犹豫地来到了武汉。

    来武汉之前，蔡元培劝他：“宁汉对立的局面已经相当明朗，玉堂，你就不要去趟这滩浑水！”

    蔡元培是林语堂最敬重的前辈之一，可林语堂犯起倔来，十头骡子都拉不回来。他看到的只有国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爱国热诚，对隐藏的暗流涌动毫不觉察。林语堂一厢情愿地以为国民革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他要参与其中，让这股历史的洪流洗涤一切的丑恶。

    顾不上旅途劳累，语堂一下船，就加入了陈友仁争取租界的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斡旋，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真是大快人心！武汉的民众敲锣打鼓，欢庆难得的胜利。

    林语堂却高兴不起来。几个月的“衙门”工作，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投机分子。前一刻称兄道弟，后一刻大棒相加，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向政敌摇尾乞怜，可以出卖盟友、亲人。比起这个浑浊的泥潭，他欲逃之而后快的厦大实在是太干净了！

    而他信任的国民政府干起大屠杀来，比军阀有过之而无不及。“分共”、“清党”一声令下，成千上万战斗在第一线的工农群众就成了刀下冤魂，杀红了眼的军人连手无寸铁的妇孺都不放过。

    平时满口高调、大义凛然的革命家们却不知道哪里去了，只有宋庆龄一介女流之辈，大无畏地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反对宁汉合流。

    林语堂把她当成了李香君，终生敬仰这位伟大的女性。他说：“她（宋庆龄）是我所奉为中国女界第一人。”

    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汉。距他到任，刚好6个月。

    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

    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

    北京是回不去了，厦大也回不去了，前进的路已断，后退的路也没有了。但是，天地之大，终归有容身之所，就这样，林语堂来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