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开放指数：怎样激发自己的想象力
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
——张亚勤
王坚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的简历中，有一连串辉煌的头衔：“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中国
人类工效学会理事”，还提到，“他曾经主持完成了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八六三计划、国家各部委以及与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合作的项目。”在来到微软之后的5年中，他的头衔少多了，只不过是个主任研究员，还是一个研究小组的主持者，但他成为十几项国际专利的发明者。他还是“数字笔”的创始人和一张照片的拥有者。前者看上去和普通的圆珠笔没有什么不同，但却被张亚勤称作“划时代的发明”；后者拍摄到他和比尔·盖茨在一起讨论“数字笔”的情景。画面上，比尔把他的眼镜摘下来，用牙齿咬着眼睛架，神情专注，仔细打量面前这个神奇的小东西，看上去完全被迷住了。
这支“笔”在开始的时候相当笨拙，还很粗糙。“我都不好意思拿给比尔看”，他笑着说。但他还是拿去给比尔·盖茨看了。比尔大感兴趣，要他继续干，还说无论他需要多少钱都没有问题。两年以后，“数字笔”焕然一新，再次摆到微软公司高级主管的会议上，那位“世界上最聪明和最富有的人”一眼看出其中奥妙，当即跳将起来，兴奋得把脚上的鞋都脱了，一跃而起，跳到椅子上。
“个人计算机历史的第一个25年，是从比尔·盖茨开始的；第二个25年，有可能要从王坚开始了。”王坚的同事这样说。
大多数人都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但至少比尔·盖茨是认真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也是认真的。他在谈到“王坚的核心技术将改变世界，我真的没有想到他这么了不起”时，一点开玩笑的意思都没有。还有王坚的8岁的女儿也是认真的，她在那张照片的下面一笔一划地写了几个字：“比尔叔叔和爸爸。”看来美国《商业周刊》也注意到一些重要的事实，所以它的有关王坚的一篇采访笔记说，王坚“虽然不懂英文，却是比尔·盖茨的技术顾问。”这话前半句错了，后半句不是夸张。
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最初两年里，发表了90多篇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论文，获得了7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至少12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在那以后的三年里，他们把研究人员增加了一倍多，又发表了大约800篇论文，获得130多项国际专利，还把几十项新技术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这一切超出研究院的创建者李开复和里克·雷斯特的想象，超过了比尔·盖茨的想象，也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同行的想象。在这数百项成功当中，王坚的“数字笔”也许是最令人激动的发明之一。
当你拥有一支“数字笔”的时候，计算机就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它只是一支笔和一张纸。这支笔是黑色的，看上去很像你现在手上的普通圆珠笔，而这张纸是真正的普通书写纸，它可以是单张的，也可以是一叠。你用这支笔在纸上随意书写，就像计算机时代之前你的工作习惯一样，可是你写下的任何东西，都将直接进入一台远距离的电脑终端，变成电脑可以处理的信息。显然，你仍在使用电脑，但你的面前已经没有主机和显示器，没有键盘和鼠标，也没有“视窗”软件操作系统。
王坚把他的“数字笔”视为珍宝，但是他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从事改变历史的工作，他只是说：“我喜欢想天上的事情。”
王坚生长在杭州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你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一点奇异的光彩。少年时代的老师如若知道他今天的成就，准会跌破眼镜。
事实上，王坚从小学到中学都很难说是老师心目中的那种好学生。他的功课平平，从没得过什么名次，从不参加什么竞赛，甚至没有进过什么好学校，没有读“重点高中”，也没有读“名牌大学”，直到博士毕业之后，他的母校杭州大学被并入浙江大学，让他终于和“名校”沾了边。不过，他一直不认为自己和这所大学的荣耀有什么关联。
“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我是哪个学校的。”他笑着说。这话听上去是谦虚，其实了解他的经历的人都明白，那正是他的独到之处。
他15岁那年第一次表现出来的独到之处，就是“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不去读“重点高中”。
进入“重点高中”是我们国家大多数初中学生的梦想，不知道为什么，王坚就是没有这个冲动。他的成绩本来属于中等，在重点高中的第一轮考试中落选，但他通过了第二轮扩大招生的考试，并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
那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全家人都陷入一场情感上的大跌宕。儿子能够进入“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大学。对妈妈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儿子忽然说，他不想去读那所“重点高中”。妈妈先是惊讶，接着失望，后来渐渐平静下来，决定尊重儿子的选择。
“你可要想好了，”妈妈把最坏的前景告诉儿子，“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那就要下乡了。”
王坚选择留在自己原来的学校里读高中。这学校就在他家门口，是杭州城里一所很普通的学校。但他喜欢它：“它有很长的历史，校风也好，只不过升学率不高，感觉上不如‘重点学校’那么风光。”
直到很多年以后，王坚还能记得那一天家里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做主，又是那么大的一个决定。家里人都有些不高兴。我妈心里可能不同意，但是我特别感谢她尊重了我的选择。”可是日后想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有点后怕：“现在很难想象，我会做出那样的决定，其实我的压力也挺大的，如果后来考不上大学，那可真的惨了。”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很难说王坚的决定有什么特别动机，也许是因为那时候刚刚
恢复高考，无论孩子还是父母，都还没有意识到“重点学校”的意义，但更有可能是这孩子的性格中那种不愿“随大溜”的意志发生了作用。
我这人好像和别的人不太一样。读书的时候我很轻松，我不在意成绩、名次之类的东西，不在乎是不是名牌学校，也不在乎别人对我的成绩、名次或者学校怎么看。我在小学的学习成绩其实挺差的，每次考试之后妈妈不骂我就算不错了，还记得有一次分数太差了，只好去找老师作检讨。我曾经当过班长，但那也不是因为成绩好。初中毕业那年，大家都在争夺“重点高中”，我第一次感觉到分数的压力，后来想一想，其实也是可上可不上。
上了高中以后，王坚迷上办报。那是一张油印小报，他自任主编，实际上把记者编辑美术设计甚至印刷工人的事情全都做了。自采自编，自己刻钢板，自己印报纸，他为此花了很多时间，但却乐在其中。他在这样一种心情中度过了三年。高考之前的几个月里，老师天天给学生分析形势，掐着手指计算出，全班50个同学中能考上大学的人也就七八个。王坚一看成绩单，明白自己不在老师的名单里，因为他只能排到20名之后。那一刻他忽然明白，“当初不上重点高中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别人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心急如焚，要么破罐破摔，只有王坚依然我行我素。高考在即，同学们都在日夜苦读迎接挑战，他却依然和他的小报难解难分。老师对他说：“再不把报纸停下来，你就完了。”他想想也是，决定让他的报纸有个光明的结尾。于是坐下来，用全部感情来写他的最后一篇文章。他的语文老师后来说，这是他整个中学期间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文章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天，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爬杭州城外的一座山，这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偏远荒凉。众少年攀登到半山腰上，天黑了，周围升起恐惧的气氛，而且越来越浓，谁也不敢预料前边有什么。有人开始怀疑自己的行进路线，犹豫着不敢继续前进。但是王坚相信道路没有错误，目标就在前边，那是山顶上的一座庙宇。于是大家彼此鼓励，满怀信心继续前进，终于找到那座庙。大家一阵欢呼，既兴奋又疲倦，纷纷倒在满地竹叶上，和衣而睡。就在这时，茫茫夜色中出现一个和尚。和尚递过一盏油灯，灯光如豆，在黑暗里燃起一片光明。
这是王坚给他的中学同学讲的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了，他才想起，现在他的目标不是山上的庙宇，而是大学。尽管老师的排名表上没有他，但他觉得那盏油灯依然在前面引导着他。
高考的结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也超过了他自己的估计。这个一向排在20位之后的学生，居然考了全班第三，真是前所未有。不过，这成绩仍然不够好，比他希望去的浙江大学分数线还少30分。结果杭州大学心理学系录取了他。这不是重点大学，但他仍然很高兴，觉得自己运气好，因为班里很多同学平时的学习成绩总是比他好，却都没有考上大学。
他在杭州大学完成了本科学业，然后继续读硕士和博士。他有很多次机会换到更好的学校去，1984年考研究生时是一次，但他仍然选择杭州大学；1986年考博士生时，又是一次，他还是选择杭州大学；1989年出国进修，是第三次，他又回到杭州大学，做了一个教师。过了很多年，他的学校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的一部分，他终于有了一个名牌大学的头衔，还成了心理学系的主任和教授，这是多少人渴望的“牌子”啊，居然像天上掉馅饼似的，掉到他的手里。但是，就像我们在《追随智慧》里面曾经叙述过的，他不喜欢学校扩张之后那种大而化之、不做实事的风气，他放弃了他的名牌大学的光环，辞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职务，跑到北京，在微软研究院里做了一个普通的研究员。
王坚的很多行为让旁人无法理解，连老师也感到奇怪。比如大多数学生的分数都会跟着考试的难度起伏，他却是个例外。有一次考试，题很难，全班50个同学只有三人及格，他是70多分。不久之后又一次考试，题很容易，大部分同学都是90多分，他还是70多分。老师望着这学生有些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自己也无法解释，只是说：
有些人考了很高的分数，却有可能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相信我学过的东西，一定是学会了，我不会把我没学到的东西放在肚子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根本不需要在考试中证明我自己的能力。不需要通过排名来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大学毕业了，他想报考研究生。他是文科学生，按照考试规则，必须选考一门理科课程。别的考生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选择自己擅长的内容，而他竟选择了自己最差的高等数学。
他填好报名表，回家一看数学参考题，居然全都不会。这个一向不为考试发愁的学生，现在也不免着急。距离考试还剩三个月，他一算时间，决定采取超常规手段。他向学校团总支书记借了一间宿舍，把门一锁，每天不干别的，只做数学题。
那时候他正在争取入党，党组织的领导来批评他，说“一个争取入党的积极分子怎么能天天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呢？”但是他顾不了这些，依然沉浸在数学世界中，拒绝任何
人来打扰他。
“我只是觉得应该去学学数学，不然以后没有机会学了，可能还想挑战一次自我。”他后来这样形容自己的那一次经历。“没想到我差点就把自己给毁了。”
结果他没有毁掉他的研究生，事实上他的考试成绩相当不错，可能是那届考生中最好的。不过，为了这次孤注一掷的行动，他的入党真的被推迟了。
看来，这个学生不仅“完全不跟考试的指挥棒走”，还“完全不跟大多数人的标准走”。这样的学生极为少见，还很容易被人低估。只有一个老师发现事有蹊跷，渐渐对这个学生刮目相看。
“王坚这个人，”那老师有一次这样说，“如果将来有所成就，那就在于他的独立性和想象力。”
直到今天，每当突发奇想的时候，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王坚还能回想起他学生时代的那种种情节，不禁感慨万千：“一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他受教育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我相信想象力每个人都是有的，会不会随着环境而改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本质上还是，你敢不敢让你的大脑走到那里去？”
这故事写到这里，我们已有可能列出“大脑开放指数”的公式如下：
大脑开放指数=想象力×独立性
大脑主动指数：主动和被动大不一样
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成绩啊、考试啊、名次啊，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那么考试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学就不重要了。
——胡耀华
胡耀华是在一种沮丧的心情中走进大学的。他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可惜没有成功，
结果落在“第二志愿”。那一刻，他觉得是一只凤凰掉在了鸡窝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微软会对他发生强烈的兴趣。
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耀华几乎都是在希格玛大厦里度过的。那是2001年，他作为实习学生来到这里，题目是编制一套程序，然后在电脑屏幕上合成出各种形态的水。要么是浩瀚大海，要么是涓涓细流，要么是风吹皱一池碧波，看上去比摄影机拍摄下来的真实的水还有生命力。这一技术很快被用到微软公司的产品中，行销全世界。如今，每天有亿万人在使用他的发明，而他本人也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一个助理研究员。
微软亚洲研究院有着强烈的“名牌大学”情结，他们自己大都出自名牌大学，所以特别注重学历，特别青睐博士。胡耀华在这座大楼里面是个例外，他既不是博士，也不是出自名牌大学，他是北京工业大学电子系的本科生。这学校虽然也是重点大学，但是那些稍微优秀一点的高三学生，都像微软员工一样崇尚“名牌大学”，他们心中的目标是清华和北大，而北京工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他们中间失败者的去处。不幸的是，胡耀华正是这样一个“失败者”。他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主要课程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在班里只能算中等，参加过很多数理化的比赛，却从来也没有得过奖。高考的时候又再一次失手，望着他心中的“北大”叹息不已。
1997年秋天，耀华进了北京工业大学。这所学校愿意接受那些从清华北大的志愿上掉下来的考生，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行动。但是这些学生跨进校门来的时候，几乎都有一种耻辱感。他们中间有些人就是因为无法忍受这种感觉，不来了，宁愿在家里复读一年重新考试，或者千方百计寻找出国读书的门路。耀华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他不会失败，而在于他面对失败的想法不同。
但是他仍有至少一年的彷徨。他选择了电子工程系，这不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专业。事实上他喜欢的是计算机。他在读初一的时候就喜欢计算机了，那时候90年代已经开始，计算机虽然还不普及，但已经不是稀罕东西。他在学校里面参加计算机小组，去机房编制自己的程序，然后参加比赛。后来他有了自己的电脑，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电脑上。这让他在课堂上的考试成绩总是不大好，但他并不在意。“我那时候认定我对电脑有兴趣，但是还没有认准以后就干这行。”
报考大学时选择专业，对于这个孩子仍是一件难事。就像大多数高三毕业的学生一样，他完全不了解大学里五花八门的专业都是干什么的，只是自己玩计算机已经6年，实在想不出大学计算机课程还能给他什么新东西，于是他给自己选择电子系。“人家告诉我，在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这三个领域中，电子是一个更基础、覆盖范围更广泛的专业。我想这也不错，就挑了它。”
但是学习刚刚开始他就发现情况不对。他总是提不起精神，上课时脑子总是往别的地方跑，下课时心情一下子好起来。成绩总是不高不低，中不溜，看到同学比自己强，他也不着急。一年级还没结束，他已无法摆脱那种消极情绪。他去找老师，要求转到计算机系，老师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他相信有很多办法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过去的6年里，计算机一直是他的兴趣所在，从现在开始，他要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无论学习什么，主动和被动大不一样。自从进入大学以来，耀华第一次有了喜欢学校的感觉。他开始系统学习计算机课程，完全不管学校设置的课程是什么，只完成自己的计划：一年级学习基础，二年级学习网络，到了三年级，他就开始学习图形学。
这个领域里的一切东西都让他欣喜若狂。他如饥似渴，希望得到更多的资料，可惜大多数学校很少涉及图形学，只有浙江大学还能入门，而在他自己的学校里，只是作为选修课。他没有选，他不相信课堂上能给他多少有意义的东西，他选择的方式是自学。
他的自学能力很强，上中学的时候，他总是在开学之前把课程先学一遍，等到人家开始学了，他就去玩电脑。所以尽管他的学习成绩常常不如别人，但是他学会了学习。现在，他故伎重演。他的“教室”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他的“老师”是全世界图形学领域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整天泡在学校图书馆里，先是一本一本地看，速度很慢，但是他很投入，速度也越来越快，后来是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看。图书馆里几百本计算机领域的书都被他看完了。
没有谁给他留作业，也没有谁给他出考题。他用了极大心血去学习的东西，通常都不在学校的考试和学分范围之内，他并不在乎这些。而学校设置的课程，他只在一些最重要的基础课上花时间，比如高等数学，其余大多数课程，他只在考试之前突击一下，拿到学分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拿不到学分，他也不在意。“我关心的是我到底学到了什么，考试多少分我从来都不关心。”
有时候你想起学校的情景，一定会很奇怪。大家生活在同一个教育环境里，似乎没有人能改变教育的环境，但是你只要改变对教育的看法，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到了大学的最后一年，耀华已经进入这样一种境界。尽管他在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中成绩平平，但他在计算机图形学领域中的知识和能力，不仅非一般本科生可以相比，即使那些硕士和博士生也很难超过。
正是这个事实让微软对他发生了兴趣。
“走进微软的时候，我很自信。”这个连本科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这样说，“我不认为那些硕士或者博士比我强。”
对他来说，在微软的实习是一个新阶段。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在大学三年苦心学习的图形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研究中。那些天一想到他的“数字水”，耀华就特别兴奋，深夜睡不着，白天不吃饭，脑子里面不断冒出新想法，一有想法就忙不迭地跑到计算机前去试验。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构成“大脑主动指数”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热爱和激情。其公式如下：
大脑主动指数=热爱×激情
有一天，有个记者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他有些腼腆又有些得意地说：“如果把我的学习时间算一算，那么我在计算机上花的时间，要比其他所有科目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你总要完成学校的课程，通过考试呀？”
“相比之下，我更关心自己的实力，至于考试什么的，我不是特别在乎。”
“聪明的学生不一定都有自觉的意识，但是很自觉的学生一定是聪明的。你认为你很聪明吗？”
“不。我就怕人家说我聪明，至少那些考上北大的学生比我聪明。如果你今天要我谈论什么天才，我可一句也说不出。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天才不重要，能力强不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动，是进取，是把潜力发挥出来，才能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
“事实上这也需要勇气。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成绩啊、考试啊、名次啊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做自己要做的事，而不是别人要你做的事，那么考试就不重要了，名次就不重要了，名牌大学就不重要了。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主动精神。”
“你很幸运，没有名牌大学，没有很高的学历，却找到了好工作。”
“是啊，像我这样的人很少。这样做的风险的确很大。当初我也没有怎么细想，要是细想想，有多少人敢这样冒险呢？”
胡耀华长叹一声，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为什么学习越好的孩子主动性越差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
——朱文力
“西方有一种说法：A等生是被人管的；B等生是管人的。”朱文力说。
同样的意思，在中国有另外一种表述。爸爸对儿子说：“你们班上学习最好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家庭教师；学习最差的那个同学，将来是你儿子的老板。”
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会说，这是那些学习差的人在自我安慰。可是朱文力讲这话的时候，那副表情与其说是在“自我安慰”，不如说是在“自我反省”。微软的另一个研究员，张黔，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开心得大笑：“真有这个可能。我们家就是证明啊。我二哥的学习成绩比我差远了，可他现在自己开了好几家公司，做得很好。我妈妈都愿意到他那里去住啊。”
朱文力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女性。尽管你在微软公司很难找到性别歧视的证据，但它在全世界的几百个研究员中，女性的确很少。所以你可以相信，文力一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她不仅不是“差学生”，而且还是她自己所说的那种“A等生”，是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下一个优秀学生的经典之作：严格而且细腻的家庭教育、父母心中的好孩子、老师心中的好学生、门门功课都是5分、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然后是清华大学。
她的外表有点像她的名字，端庄、文静，轻轻地覆盖在一种力量之上。她很年轻，但她在希格玛大厦拥有一个单间办公室，表明她在研究院里已经有些资历。她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业，又在美国的公司里做过几年研究员。为了帮助别人理解她的一些想法，她总要提到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还不由自主地拿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做比较。她相信“每个孩子心中都有自己的愿望，都想去实现它。”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孩子总是很害羞，不能主动地去表达自己，主动地解决问题，主动地去开辟新的道路？”
她的想法在很多经历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中引起共鸣。大家把自己的经历纷纷凑在一起，居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中国，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越差；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可能主动性还要好一些。”然后她就解释她的理由：
没有人逼你去做，是你自己要去做。这就是主动性。这里面也许有一个性格的问题，还有周围环境影响的问题。你的性格里是叛逆的成分多一些？还是顺从的成分多一些？叛逆的成分比较多的话，就可能对学校的教育不以为然，也不把老师放在眼里，当然也不会把全部精力放到课本上，可能会去追求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大学里面经常逃课的学生，都是脑子比较活的人。比如比尔·盖茨，干脆退学了。所谓“好学生”，其实就是把父母和老师让你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其他的事情都不去想，主动性自然就差一些，也就是我们说的“五分+绵羊”，比如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孩子。
文力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个企业的计划人员，都是那种典型的知识分子，家教极严，对这个女儿尤其严格。文力小时候是那种聪明乖巧的女孩儿，人人喜欢。像所有小女孩儿一样，她爱跳舞，爱洋娃娃，爱看童话故事。但是父亲自己是学习自动化的，认定女儿也应当像他一样。女儿刚刚进入学龄，他就要求女儿在家里学习英语。
父亲对女儿的一切都很放纵，惟有学习必须一丝不苟，他要女儿按时收听收音机里面的英语课程，绝不能有任何懈怠。文力小学毕业进入中学的那一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所有敏感的父母都意识到孩子的命运将要发生转折。这个父亲当然不例外，他开始要求文力学习数学，还亲自讲解数学题。
文力既不喜欢外语也不喜欢数学。“除了做作业，还得学英语学数学，我特别烦，觉得这是多了好多事。”实际上她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童话故事，看中国的《李自成》，喜欢写那种抒情散文式的作文。但她是个乖巧听话的孩子，不会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父亲让她做什么她就去做。
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吃饭，到了做功课的时候就做功课，到了睡觉的时间就睡觉，到了起床的钟点就起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从不怠慢。爸爸让她学什么，她就学了；爸爸不让她学的东西，她就不学。因为外语学院附中不是重点中学，爸爸不让她去读，她就不去了。爸爸看中了一所重点中学，让她去考，她就考上了。
“我这一辈子，至少在我出国之前，一直都是在我爸的逼迫之下学习的。”她在长大以后这样说。
她成了班里的好学生，上课很认真，作业也都按时完成，考试总是第一名，大家都说她聪明。对她来说，学习并不费劲，但是她从来没有过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从来没有去探索。没有任何一个人给我这方面的引导。我只知道完成学校的课程，考个高分数，考个好学校，就这样一步一步过来了。”老师们都在教她参加各种各样的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竞赛，就是没有一个老师问过她，“你的长处是什么？你的短处是什么？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你将来打算干什么？”也没有哪一个老师对她说，“你将来一定要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事业，你从现在就要开始探索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些同学可能自己想过这些问题，有些同学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文力一边极力回忆当时的情形，一边说：
我呢？开始的时候还是想得挺多的，总是幻想自己将来会干什么，但是后来这些念头全都被考试和分数埋起来了，挖都挖不出来！我们的教育从来不鼓励学生的主动性，不鼓励你去认识你自己，不鼓励你去发觉你的长处，不鼓励你去培养你的兴趣，这些都没有。大家都
是“随大溜”，要上大学都上大学，要说计算机专业好，大家全都去报考计算机，没人问你是不是喜欢计算机。我毕业的那一年，是“生物热”，学校号召大家都去学这个，就是不问学生有没有兴趣。
到了高中二年级，学生要选择自己的方向：文科还是理工科？这是中国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面对的第一次选择。文力其实还是很喜欢文学。两个要好的朋友都是爱好文学的，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小说。她也很喜欢艺术，到美术馆去看各种各样的展览。“实际上要是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可能就奔这条路了，也许我现在就是个评论家之类的，去研究文学。”
但是她选择了理工科，一点也没犹豫，想都没想自己会读文科班。父亲并没有强迫她，但她知道父亲一直希望她走上理工科的道路。他不喜欢文，看到女儿在看小说，就会说，“都什么时候了，还看闲书？”社会的舆论也不看重这个，不仅不看重，还认为只有那些数理化成绩不够好的学生才去学文科。老师也对她说：“既然你的数理化那么好，当然应当选择理工科。”
“大家都觉得，谁进了文科谁就是弱者。如果一个学生数理化很好却去学文，就让人感觉吃了大亏。”文力说，“所以，说是让我选择，其实是没有什么选择的，自然而然就上了现在这条路。”
按照通行的标准来衡量，毫无疑问，她是一个好学生，但她不是一个有自主意识的学生。她是在进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以后，才开始考虑自己到底对什么最感兴趣。
“这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学士、读完了硕士、读完了博士，已经30岁了。”她说。回过头想一想自己的整个学习经历，忽然有了一种“自我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