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那边，先是泛出朦胧的鱼肚色的光亮，不大一会儿，一轮橘色的月亮就在沙坡顶上悬起，徐徐地散射出黄澄澄的光华。前方那片小树林，一边沐着月光，一边蒙着浓厚的阴影，看起来神秘而又绮丽。古道上的车辙，在月光的斜照下更显得凹凸不平，更显得漫长得没有尽头了。

    有一阵子，田野和荒滩一下子变得寂静肃穆，像惊讶地向月亮表示敬意一般。随即，黄河那边吹来了一股飘忽的、温暖的夜风，传来了水声和闷雷似的沙岸崩塌声，并且更加清晰，更加震撼人心了。

    毛驴车蹈蹈地走着。驴也有夜眼，老一辈人是这么说的，就是它左前腿内侧的那块灰黑色的疤瘌。所以人坐在驴车上不用赶，它自己会认识路的。

    他躺在栏板上，默默地聆听着河水发出的一切音响。他甚至能听见河滩边上漩涡冲刷苇叶的沙沙声。那声音细微、急促，而又连续不断，使人不能不敬服苇叶的耐力、刚毅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话不假。连河边生长的草草树树，都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唉！但是，说来惭愧，作为这个民族的个人来说，却不总是如此英雄的。譬如吧……想到这里，他收起了笑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事情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

    开始是，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天，仍然是那样的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云彩，小鸟啾啾地还在空中飞……似乎一如既往。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热度、亮度和力度仿佛都减弱了。人的眼睛如同害了眼病，糊了一层厚厚的眵目糊，眼前所有的东西全蒙上忧郁的阴影……

    果不其然，让尤小舟说中了，一场建国以来从未经过的困难来临了。

    就在这样的一天，在县上开完整风整社的“三干会”，县委书记贺立德把他叫到办公室。

    “情况虽然很严重，但我们还应该有信心，而且，我们还是有办法的。今年，我们还是要争取‘开门红’；要打破旧风俗，旧习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你这个先进大队，一定要带头哟！”

    贺立德微蹙着眉，坐在办公桌后面，虽然看起来这位县委书记也忧心忡忡，但说话的口气还是想鼓舞人心的。他坐在贺立德面前闷头不响。还怎么过“革命化的春节”呢？生产粮食的土地，好像遭到一场可怕的龙卷风的扫荡，在一夜之间刮得精光；听说，一车皮一车皮的吃食，运到庄户人听也没听过的叫啥“伯亚”的地方。门口贴的那副“放开壮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红对联还没有褪色，即使是魏家桥大队的食堂里也只能每天供应两顿米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听到什么“先进”、“带头”的话，简直不寒而栗。

    “嗯，怎么不说话，同志，可不能右倾啊！老实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可是要犯错误的哟。尤小舟的教训咱们都应该吸取呀。”

    他慢慢抬起头，接触到贺立德严厉的目光。霎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头跳了一下。果然，贺立德问他：

    “你们大队，现在谁表现得最坏？”

    他避开贺立德的眼睛，装作在考虑问题，脑子里却记起尤小舟那话：要时时刻刻保护好自己的乡亲……

    “嗯，这个……现时都够坏的，叫谁出工谁不出工，出工也是不出力，说是害了浮肿病，干不动……”他闪烁其词地回答。

    “嘿！魏天贵同志，老实说，你这种思想是十分糊涂的啦。什么浮肿病？那纯粹是阶级敌人造的谣！”贺立德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不过还是耐心地开导说，“整风整社，首先就是打击坏人坏事。越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阶级敌人就越猖狂，这是个铁的逻辑。老实说，不打击坏人坏事，我们就不能领导群众度过困难。这是次运动哩。当然，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有极少数。你想想，谁的表现最坏？嗯？”贺立德把重青放在“最”字上。

    “要说坏嘛，各有各的坏法。”他仍然不点具体人的名字，“富裕了，人人都不错。生活一困难，那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哩。”

    “哎呀！”贺立德被他搞得烦躁起来，“你一向精明能干的，这会儿怎么这样糊涂了？这场运动，我还准备先从你们大队试点，然后在全县铺开哩。同志，要争取走在运动的前头呀！”但是贺立德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干部，他把面前的文件往旁边挪开一点，压了压自己的急躁情绪，又恢复常态说，“魏天贵同志，上面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五是地富反坏右和各种各样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阶级敌人。老实说，我们这个省又比较特殊。解放前我们省不到一百万人口，可地方军阀的部队、政府里的公职人员就有十万。所以我们省比例就更大些了，‘双打’的任务就更重了。我们不按百分之十，也不按百分之五，最保守的估计，百分之二三的坏人总有的吧？你老实说，一百个人里头有没有两三个坏人？对呀！这你也承认有吧。按这个比例，你们大队四百多个社员，难道就没有七八个坏人？你好好想想。”

    “嗯……是不是都得送去蹲劳改？”沉默了一会儿，他试探地问。

    “这个嘛，那不一定，像你们这个一向先进的大队，当然不必要都送去劳改，挖出来，管制住就行了。但是，极坏的一两个，还是有必要法律制裁的。不这样，打不下坏人的气焰。”

    看来，再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了。他开始认真动起脑筋来，想着把谁送去蹲劳改合适。那“挖出来，管制住”的，不必操心，随便拿谁顶个数都行。管制不管制，在他手上哩。

    全大队四百多个社员，他了如指掌：地主王海早死了，子女都在外面，有的教书，有的还当了干部。几户富农和他们的家属，现在胆子比兔子胆还小，干起活来比驴还听使唤，也不能昧了良心说人家坏。其余的都是贫农、中农。他扳过来、拨过去，觉得把谁送去蹲劳改都不合适，最后，精明剽悍的眼睛竟茫然起来。

    “嗐！”贺立德又烦躁了，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掌在文件上一拍，“这还用想么？老实说，就你庄子上的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差一点就是土匪了！还有管制分子韩玉梅，到现在还拉社队干部下水。这都是摆在你鼻子底下的，还见不着么？你就把那两个坏家伙抓起来！唉，你平常主意蛮多的，在关键时刻却倒退了，魏天贵同志，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思想哩，老实说，最近一个时期，也不知道你怎么搞的，右倾得厉害。幸亏你不是国家正式干部……”

    他挨了一顿批，骑着自行车从县上回来。寒风凛冽，砭人肌骨。月光晦暗，其色惨淡。前车轮在一块冻土疙瘩上一颠，车把一歪，他连车带人翻倒在路边的沟里。幸好，哪里也没有摔伤。他就势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开了心思。

    魏德富，是他自小一起打驴仗的小伙伴。青年时代，他们又一起渡过黄河，逃到了内蒙古。魏德富本来是不用逃的，他没有犯法，只不过为了送他。那天凌晨，魏德富一面划着羊皮筏子，一面唱着：“我说当兵的，没个好东西！一把把我拉到高粱地呀，我说当兵的……”过了河，把筏子一扔，说了声：“我也跟你走吧，到大草原上开开眼界……”就跟他走了。到了内蒙古，魏德富也不给山西人的羊柜好好放羊，整天在草原上东游西窜，在蒙古包里吃饱喝足，临走还要顺手牵羊。家乡解放了，他们俩一起回来。土改分地以后，魏德富安安生生地捏了几年锹把子；娶了妻，生了子，老老实实地当了庄户人。可是，自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这个人的老毛病又复发了。

    他何尝不知道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魏德富从不动魏家桥大队的一草一木。再说，他五个娃娃，就像春天在河滩上插的柳栽子一样，高矮上下差不了多少，最大的一个才九岁。不偷，拿什么养活他们呢？

    黄河冻结了，听不到哗哗的水响。但他仍不沉默，还在以冰层威严的拆裂声不可抗拒地显示着自己的伟大、永恒和内在的生命力。“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耳边好像又响起了尤小舟的歌，歌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因而失去了雄伟壮烈的神韵，变得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他深深地低下了头去。

    “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这话不假。但是，贺立德的话也有他“铁的逻辑”。不是吗？第一，阶级敌人完全可能趁咱们困难的时候来捣乱。这时候不捣乱，还等啥时候？第二，全国有百分之五的坏人，决没有估计过头。反过来说，这百分之五的坏人也不会只在书本上，在报纸上，也肯定在自己的周围。那么，按百分之二三的比例层层分配下来，不是很合理的么？魏家桥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说不定更多哩！

    月亮下去了，寒风刮得更厉害。那阵子，农村连报晓的公鸡也给宰了，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总快天亮了吧……他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了一晚上，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应付的办法。

    第二天晚上，他到魏德富家里去了。

    魏德富的土坯房盖在庄子东头，房后是一条大路。和一般农户的土坯房一样，有个前后院，前院栽了几株杂树，后院是露天的厕所和自留的羊栏，羊栏里的羊早宰了吃肉了，堆了些分来的柴草。“低标准”开始，魏德富马上在临路的后墙上掏了个洞。这个洞就是他晚上出入的后门。

    “嚯！大书记来了。难得难得！”他一进门，魏德富含着隐约的敌意斜睨着他。“咋？今天是来看你大哥发了财，还是来看你大哥的苦光阴的？”

    说着，魏德富掀开锅盖，铲出一个掺了树叶的糠饼子递给他。

    “吃吧，好歹是个客。”

    “算了吧。”他知道现在一个糠饼子的价值，小心翼翼地把糠饼子放在锅盖上——要是撂重了点，饼子就会散成一摊碎未。“我吃了来的。”

    “吃吧，没啥！”魏德富十分慷慨，“嘿，一顿饭、两顿饭我还管得起。有人说我魏德富一晚上能偷八十只鸡，那是瞎话，反正只要我出去，总不能空手回来，别看刮得精光，咱们这儿，可遍地有黄金呀！”

    他在炕沿上，挨着一串娃娃的脑袋坐下。土墙上挂着一盏直冒烟的油灯，烧的绝不是花钱打来的煤油，而是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柴油。屋子里郁积着一股难闻的油烟味、糠菜味和破衣烂鞋的霉臭味。魏德富两手抱着肘子站在锅台旁边，用警惕的眼神盯着他。这个人头发、胡子、眼珠子全是黄的，自小人都喊他“黄毛鬼”，现在瘦成了干柴，让人看起来如同被火燎过的一样，毛焦皮黑的。

    “嗳，你有馍馍么？”魏德富最小的那个四岁的娃娃从黑腻腻的被窝里钻出来，露着光脊梁，伸出通红的小手掏他的口袋。这一下，其余四个黄毛脑袋全钻出来，抬眼贪婪地瞅着他，像要把他吞下去一般。

    “你别他妈的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高！”魏德富打了儿子脏手一巴掌，“书记的口袋里光有报纸，没有吃的。睡好！”

    五个娃娃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委屈地缩进了被窝。他们盖着一床破被，炕那头的往那头拽，炕这边的往这边扯，被子就跟筛子一样来回摆。他闷声不响地坐了会儿，手指头在脖子上搓着泥条，实在想不出一句合适的开场白。忽然他看见里屋的门帘可疑地动弹了一下，便问：

    “大嫂呢？”

    魏德富掉过脸，向里屋叫道：“出来吧，咱明人不做暗事。”又用挑衅的神情对他说，“她正在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就是用砖头磨稻子呗。磨出来的大米做的饭照样香！”

    他想起了罗渠大队的谷场上丢了一包稻子的事。

    “你呀……”

    “你别你呀你的！”“黄毛鬼”却陡然发开了火，龇出黄牙狞笑着喊道，“那你拿粮食来呀！我干活了没有？我干活你为啥不让吃饱？你他妈‘大跃进’那会儿跟咱们说得天花乱坠：啥明天就到共产主义了，啥科学进步，工厂里用空气也能造大米了！那是不是你嘴里放出的屁？你说！好！你现在就拿空气做的大米来填活我们……”“黄毛鬼”气得直哼哼，舌头光在嘴里打转。

    “那，那……我也当作是真的哩。那，你就不兴我犯个错误？”

    “对啦！那兴儿犯错误就不兴我犯错误？”“黄毛鬼”两手又抱起肘子，傲岸地瞄着他。“我就这样了，你大书记看着办吧！”

    “咳！你呀，”他干咳了一声，谨慎地暗示“黄毛鬼”，“可错误总是错误，我犯了，我以后不说大话就是了。你呢，瓦罐不离井口破，只要来得回数多。老这么干下去，非出事不行，到那时候……我看啦，再说咱们这儿遍地有黄金，还不如再上一次内蒙古哩，你忘了？大草原上好活人。到了那儿……”

    “嗳，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火燃得快，熄得也快。魏德富马上消除了敌意，点了一根“喇叭筒”，一步跨到锅台上蹲下。“天贵，我不把你当外人，我正准备这么干哩。实话告诉你，我连路上的干粮都烙下了……”

    “黄毛鬼”一面兴奋地说着他的计划，一面抽那根用茄子叶子掺辣椒叶子卷的“喇叭筒”，熏得他连气都喘不上来。而这时，“黄毛鬼”的女人眨巴着睫毛倒生的烂眼睛，掀开帘子从里屋出来，带着哭腔打断她男人的话：

    “他兄弟，他一走，这一群娃娃咋办呀？你看，我这苦命……”

    “咋办？都守在一块儿饿死呀！”“黄毛鬼”朝他女人啐了一口，又指爹吼娘地骂了一顿。“你妇道人家少插嘴。嫌跟我命苦，你他妈的改嫁，我要拦你都不姓魏！”

    “行啦，德富，别吓着娃娃。”他呵止住“黄毛鬼”，又掉过头细声细气地诱劝烂眼圈女人。“大嫂，德富一走，家里虽少了个劳力，可他那份口粮我不扣你的，你到食堂照样打七份饭。少了一张嘴，多了一份口粮，还是划算得过来。他出去躲个一两年，困难时期过了再回来。这有啥不好？要走，还得早走，要是过了春节，黄河的冰一酥，过河可就困难了……”

    烂眼圈女人是个没主意的庄户人，垂下头，揉着泪水总不干的眼睛，不吱声了。魏德富咧开嘴笑了一笑，说：

    “天贵，你呀，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嘴皮子就是活，要不怎么当干部呢？我说了几天也没说转她……好，咱就这样定了！”

    魏德富就这样走了，可他没想到“黄毛鬼”一去就杳无音讯。头两年还好，“低标准”一过，烂眼圈女人就天天跑到他家来吵着要人。文化大革命那年，她听了县上一帮对立面的唆使，成天拽着他的衣裳哭着喊着叫“还人来”，说她的男人是书记撺掇跑的，弄得他有口难言，能跟这样没见识的婆娘说，要不叫她男人跑内蒙古，她男人就得去蹲劳改么？能告诉她这是他的三十六计之一么？……呸！他受了一肚子冤枉！

    接下来的这段往事，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总引起一种充满柔情的心荡神驰，一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怅惘，一种真正的男子汉的激情的冲动……

    从“黄毛鬼”家出来，夜寒如冰，星斗满天，“低标准”时期，家家都睡得早，庄子上一片漆黑。只有水井旁边的那户人家还亮着昏黄的灯光。这一家，也和“黄毛鬼”一样，是有办法搞来点灯油的，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跺跺冻得冰凉的脚，拖着迟疑的步子向那家走去……

    贺立德说他们这儿是“穷山恶水”，怪不得他听了不舒服。第一，这儿离山还远得很哪；第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他们这个河套地区沾尽了黄河水的便利，年种年收，旱涝无虞。要说是“淫妇刁民”呢，贺立德当然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庄户人没有什么主见，不管本人原来的品质如何，在旧军队里混上两年，或多或少都得沾上些“丘八”的习气，譬如“黄毛鬼”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偏僻的河滩，庄户人都是历年逃荒来的灾民和在家乡吃了官司的穷人，他们自己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来的，其实北方各省人都有，他们的祖先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独轮车，拖儿带女地来到这芦草丛生而又土地肥沃的荒滩上。有许多年，他们是天不管地不管的，待这一个军阀巩固了自己夺得的重要市镇，刚要把手伸到这个河滩来时，就被另一个军阀打跑了。如此周而复始，荒村成了世外桃源。这样，他们的文化教育就靠着一部，道德教育就靠游乡串村的说书人嘴里那些封建而又反封建的故事。后来，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了他们，成年男子被抓走了，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些妇女，在既无宗法束缚，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两性关系终于按照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

    旧社会，有一个口歌说的是这一带的特点：“车轱辘大老牛小，堡位垒房房不倒，蚊子叮人赶不跑，哥哥翻墙狗不咬。”这虽不能全然概括，但作为民间口头创作来说，语言还是比较凝练的。

    解放后，在军阀部队当兵的男人绝大多数都回来了。经过历次运动的正面教育，虽然还是车轱辘大老牛小，虽然还是用垡垃垒房，虽然蚊子仍然凶猛得很，但“哥哥”翻墙头的事确实少见了，即使有的老情人还藕断丝连，也只好趁在田间干活的时候脉脉含情地瞟上一眼罢了。但是，“低标准”一到，尽管人连饭也吃不饱，路也走不动，风气却又歪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里面已经没有丝毫的感情基础，田园牧歌式的罗曼蒂克已荡然无存了。

    贺立德，作为一个全县十万人口的主宰，能向他魏天贵一语道出韩玉梅的名字，说明贺书记还是明察秋毫、事无巨细皆存于心的父母官——不错，韩玉梅就是这样一个风流种子。

    他走到水井旁边停下了。朔风阵阵，夜色朦胧。水井上结了很厚的一层坚冰，就像蜡烛上流下的蜡泪，凝固在石井栏的四周，上面呈现出一道道光洁的自然径流。他们全庄子上的人，自有庄子以来就喝这口井的水。固然庄子上还有好几口井，却都不如这口井的水甜，他一年不知要挑着桶来这里多少回。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总是合作化以后，“大跃进”以前，有一次他挑着桶来到井边，一眼瞅见大约有十五六岁的韩玉梅，猛然惊异这个自小看大的丫头变了模样：真是黄毛丫头十八变！他还笑着对韩玉梅鳏居的老爹说，你真有老来福咧，你家的丫头越长越水灵了哩。韩玉梅的老爹有点手艺，一边给社里喂马，一边在滩上割些芨芨编笆子、背斗、粮苫，逢集时上集上一卖，能闹几个零花钱，日子过得还不错。当时，韩老汉跟他说，姑娘长得水灵不是好事，“自古红颜多薄命”，以后，还要请他这个“大贵人”多看待一点。尔后，韩老汉突然害了“羊毛疗”——症状是肚子剧烈疼痛——一命归天了，韩玉梅却如出水芙蓉，越长越招人爱。一些大男人——有没成家的小尕子，也有成了家的庄户人——在干活的时候两眼总在她身上瞟来瞟去，不过，那时候庄户人都学规矩了点，已不敢十分放肆，只是疯言疯语地撩拨她而已，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不久，“大跃进”开始了，省城的棉纺厂要工人，他头一个就报上韩玉梅的名字。体检合格，下来了通知书，韩玉梅把家里的东西卖的卖，送的送，光留下没人买的房子。临走那天，韩玉梅又到他这个社长兼书记家来道谢，长睫毛眨巴眨巴地，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花辫子甩咻甩咻地，一口一个“大叔”，叫得他心里甜甜地，闹得他也忘了嘱咐她什么话了。

    可是，她的好运不长，去了不到一年，就碰上一个什么运动，被厂里派人押送着回来。押送的人向他交代说，韩玉梅在棉纺厂里“拉干部下水”，和三个技术员、一个科长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民愤很大，影响极坏”，但念其年岁轻，出身好，只给予“开除厂籍，交当地政府管制劳动”的从宽处分。

    那时，韩玉梅伶仃地站在地主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当中，脚下撂着一个小铺盖卷，挺着已经隆起的大肚子，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上沾着泪水，凄苦的脸上表现出一派委屈无告的神情。他看着可怜，押送的人一出门，他连半句话也没训，摆摆手，叹了口气，就打发她回家了。

    不多久，他听说韩玉梅生了一个丫头，又叫他现在当记者的大儿子——那时刚十岁——偷偷地送去两包红糖。五九年，那两包红糖可是一般庄户人拿不出来的稀世珍品，要让他女人知道了，非闹翻天不行。

    庄子上的事，大大小小，没有能瞒过他那蒙古型的鹰眼的。到了年底，他很快就知道了韩玉梅挂上了旁边罗渠大队的书记罗麻子，牵线的是庄子上有名的皮条婆姨罗寡妇——罗寡妇的娘家就在罗渠大队。要联系到韩玉梅过去的错误和被管制的身份，这的确是件应当追究的事，但是，不让她挂罗麻子，他魏天贵又拿什么去保证她母女俩的生活呢？她也会和“黄毛鬼”一样，对他吼叫：“那你拿粮食来呀！”山西梆子的《打金枝》里有这么一句唱词：“不瞎不聋，不做阿翁。”他只好学郭子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这个地区的民风本来就没有把这些事看得很严重，“民不举，官不究”，随她去吧。

    可是，现时上面要“究”开了！

    咋办呢？能把她也像把“黄毛鬼”那样偷偷地支使到内蒙古去么？显然不行，她一个妇道人家还带着个吃奶的娃娃哩……唉！先说说去吧。

    他谨慎地敲敲门。因为他知道，没准房里会蹦出罗渠大队的书记来。他们俩是平级，面子上可不好看。

    幸好，这晚上韩玉梅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先把门开开一道缝，一见是他，刷地敞开了，一把攥住他的胳膊。

    “哟！是书记，快进来。看你冻的，脸通红……”

    不知怎么，第一句话就让他感到暖心。他自走到“官面”上后，听到过下面无数奉承话、马屁话，他并没有麻木，反而锻炼出一种敏锐的识别能力。这个女人刚刚的话和所配合的动作，他一下子就听出来完全出于下意识，出于纯粹的女性的关怀，蓦地，他心里甚至腾起一阵自责：她的遭遇，不也和他有关么？要是当年不把她送进城，就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她多半不会落到这种下场吧。现在，她不叫他“大叔”，而改口叫他“书记”了，这不也说明了她的自卑感么？唉，真窝心……

    “坐吧。你看，屋里乱的……我还没有收拾。”

    韩玉梅拾掇着炕桌上的碗筷，他瞥了一眼：小碗里还剩下一撮黄米饭，碟子里有一截腌胡萝卜。六○年，这就是一顿珍馐佳撰了。他知道，这时候，凡是偷偷地藏下东西的或是偷偷地弄来东西的人家，都是在别人家睡觉以后才悄悄地吃宵夜的。韩玉梅不瞒他，也说明了她对他的信任。

    “娃娃还好吧？”他在炕上坐下，偏过脸看看熟睡的婴儿，想用拉家常来开始这场困难的谈话。“取个啥名字？”

    “杨会计给取了个名叫秀莲。前些日子净拉稀，我去神庙求了点香灰，治好了……”六○年，鬼神妖狐全部出洞，甚至盛传着政府要割女人奶头子去造原子弹的谣言，求香灰这事在农村已经不算稀罕了，但韩玉梅却不愿谈家常，从炕桌那边凑过脸，像检查病情似地凝视着他说，“这些日子你瘦多了。腿该没有肿吧？要不，你要不嫌弃……我给你做顿黄米饭咋样？快得很，柴禾一燎就熟。”

    “算了吧。”他摆摆手，咽了口口水。他是来给她做工作的，尽管他真的非常想吃一顿热腾腾、香喷喷的黄米饭，也不能这时候吃。

    韩玉梅大概看出来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肘子支在炕桌上，手托着腮帮子，定定地看着他，再不吱声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也掉过脸看了她一眼。

    人说“山窝窝里出凤凰”，这话不假！“山窝窝”这个词当然是泛指穷乡僻壤而言，并不是专指山区。他们这个河套地区虽然也是穷乡僻壤，不过水土好，气候正常，妇女普遍长得水灵，但是，韩玉梅确实更为出众，不愧是凤凰中的凤凰。生了孩子以后，她眼睛、头发、皮肤的自然光泽，就像盛开的鲜花花瓣，即使在昏暗的油灯下也熠烟生辉。这一掉脸，看得他眼花缭乱，心里也不觉地动起了“做工作”以外的心思。

    韩玉梅是个机灵鬼！看见他眼睛里一瞬间爆发出来的火花，先向他嫣然一笑，随即垂下头，温驯地等他说话。

    他定了定神，把出窍的魂魄收了回来，严肃地干咳了一声，说：“韩玉梅，你知道我来干啥？”

    他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说变脸就变脸。脸往下一拉，鹰眼一翻，眉毛一扬，在下面庄户人的眼里真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韩玉梅偷偷地看看他的神色，坐端正了点，手也不觉地从腮帮子上收下来，停了一会儿，她眨巴着覆盖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喂懦地说：

    “是我……不好。可我怕书记操心，才……要不，娘儿俩咋活呀，娃娃正吃着奶……找你书记，我也知道你没办法……我又不像德富叔有本事，去……只好……”说着，韩玉梅哀哀切切地流出了眼泪。

    “行了，行了！别说了！”

    他知道她说的是实情，苦恼地闭了闭眼睛，两腮的咀嚼肌突突地颤动着，用手掌止住她的话。

    “可是……”停了好久，他又皱蹙着眉头说，“你别净找社队的干部呀，你想，你挂的是啥人？跟你好了，上面听到一点风，他马上把责任推给你，倒把你说得一钱不值……”

    “我……谁找的他呀？他要来，人家手里有粮食，我……缺的又是这个，要是饿得没了奶，娃娃就……”韩玉梅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又擤了一把鼻涕。“现时，只有这样的人手里有东西呀，庄户人连自己……”

    是的，庄户人连自己的肚子还顾不过来，哪有心思花粮食来寻欢作乐？他无话可说了。

    然而，女人毕竟是女人，韩玉梅悲悲戚戚地抽泣了一会儿，蓦地又面露喜色，好像猛地想起了什么，一翻身转向炕旮旯里掏腾起来。

    “书记，我还有个好物件哩！我看还能卖几个钱，度过饥荒……”

    她拿出一个小手帕包，外一层里一层地抖落开，笑盈盈地把一个亮晶晶的玩意儿托在手掌上。

    他一看，是块手表。拿起来放在耳朵边听听，不响；摇了摇，还是不响。他又拧拧表把子，表把子就跟石臼里的捣蒜棒槌一样，在表壳里晃里晃当的。他那时虽然还没戴上表，但在庄户人里头还算见过世面的人——这块表纯粹是废铁！

    “这就是那个科长给我的。原先，他跟我说没结婚，要娶我……”韩玉梅说到这里，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拿着这玩意儿，说是跟我订婚，我才跟他……他，他还说这表是瑞士造的。瑞士在哪儿呀？”

    “瑞士？那，那在上海那边吧。我问你，他给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可不！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呗！后来我一直包得严严的。”

    韩玉梅拿起它，戴在右手腕上，伸到昏黄的灯光下转动着，自我欣赏起来，她的手腕白嫩白嫩的，表带闪亮闪亮的，倒也好看。他看着她那副傻乎乎的样子，心里已经明白究竟是她“勾引干部”，还是败类干部勾引她了。但他又不忍心破坏她的兴致和幻想，只是不觉地叹了口气。

    “这个……你自己留下吧，别卖了。以后呢，不出一个月，队里保险给你搞些粮食来，你要相信集体哩，集体总能帮你渡过困难。你呢，也别……跟人胡来了。再找个婆家，正正经经过日子，你看，行不行？”

    “那……当然好。”韩玉梅摘下手表，却又无趣地说，“只怕……现时没人要我。”

    “咋会没人要你？你这么水灵，谁看了不喜欢？找个外乡人。找来了，我就给他安户口，分粮食，怕啥？你的历史，还不是由我说了算！”的确，庄户人的命运就在他嘴皮子上翻着哩。

    韩玉梅想了想，仰起粉嫩的脸蛋，噙着一泡泪水深情地望着他，对他的提议不置可否，却带着呜咽声说：

    “书记，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好人。我老爹在世的时候常这么说。我……我的心里一直想着……”

    他忽地又觉得不能自持起来，赶紧摆了摆手，下了炕。

    “算了吧，这些话都别说了，乡里乡亲的，你歇着吧。”

    他刚要抬脚，陡然，韩玉梅叫他意想不到地扑过来死死地抱住他，一头扎进他的怀里，眼泪鼻涕全蹭在他袄襟上，像发了疯一样哽咽着喊道：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心里早就想你哩！你的啥都在我眼睛里。你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跟那些鬼不一样……你给我红糖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来哩，结果你不来……谁他妈的要跟那个罗麻子！我想你、想你、想你……”说着，韩玉梅又用拳头不停地在他肩膀和胸脯上乱捶。

    他完全惊呆了。他活了三十多岁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女人的爱情，而这爱情表现得如此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燃烧的熔岩挟带着大量炽热的泥石流，能把一切草木顽石都熔化；又像黄河决了堤：泥浆迸溅，洪水横溢，咆哮翻滚，势不可挡，他低下头，看到一团青丝般的乱发在他眼前颤抖；在肮脏的衣领里，又看到她如雪似玉的肌肤。但他好像失音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推开她。

    “我知道你跟我婶过得不快活。我老想安慰安慰你。你太苦了，尽为大家伙儿操心。我能叫你快活，我啥也不要你的。真的，我啥也不要你的。我不要脸，可我挣下粮食来着。隔三下五的，晚上你就过来吃一顿饱饭。我再不跟人……就跟你……我也不嫁人。咱就这样一辈子。我要你快活……”

    他的鼻子酸楚起来，眼睛不知不觉濡湿了。是的，他的家庭生活过得不快活，庄子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细心而多情的女人却看出来了。

    解放后，他从内蒙古回到老家，老妈死了，按庄户人的习惯，首先就要解决终身大事——“男儿无妻不成家”。那根本没有像现在他二儿子要求的啥“爱情”，找个媒人一说，男女双方的岁数、门第都相当，就娶过来呗。他女人娘家是放羊的羊倌，穷苦人出身，而过了门，才知道是个懒婆娘，一天到晚圪蹴在炕上，病恹恹的样子。可说她有病吧，还挺能吃，吃还要吃好的。生了娃娃，女人还不愿意做鞋做衣服，他只好求东家媳妇纳双底子，求西家大婶絮条棉裤，弄得他欠了一庄子的人情。庄户人，对女人的评判标准就是针线锅灶、鸡羊猪鸭，可他女人啥也不干，倒比过去王海家的地主婆还气派。他要不收拾房子，过不了三天家里就跟猪圈一样。他小脚的寡妇妈是个勤快人，后来别看他当的是地方军阀的兵，那个专给省政府看大门的警卫连对内务要求得还很严，所以他自小到大养成了一个爱整洁的习惯。这一来，屋里屋外仍然全得靠他一个人。他经常把娃娃打发出去，关起门用大巴掌扇她。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女人仍然故我，就是声势浩大的“大跃进”，也没把他女人“跃进”得勤快一点。想起来，他常常背着人掉泪，真像戏里唱的：“妻不贤，子不孝，无法可施。”他有浑身的本事，要有个《吕蒙正赶斋》里那样的“贤内助”，就如虎添翼了。可是，碰到这样的女人，有时半夜开完会回来还得自己点火做饭。他是个爱面子的男子汉，又当了支部书记，十来个庄子的头头，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只能忍气吞声地受窝囊气，胳膊折了往袖子里揣。

    “咋样？别走了，啊，别走了，我不让你走……”韩玉梅摇晃着他，在他怀里扬起脸，一股热气喷在他脖子上。使他痒得心神摇荡。“我就跟你……再不跟别人……你说啥我听啥。”

    “别、别……”

    过了一会儿，他像从梦中刚醒过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微微推开她。“你现时正困难哩，咱不能……以后生活好了，咱们再……现时，不行，我心里有事。真的，我心里有事，等以后生活好了……”

    韩玉梅好像也理解了，偎在他胸脯上，渐渐沉静下来，细嫩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粗糙的脸膛，喃喃地说：

    “我懂。你正作难哩……我改，我以后再不了，只要你……可，以后……咱们可一定……”

    他点了点头，阔大的手掌揉搓着她柔软的、蓬松的头发，在一时冲动之下，又笨拙地亲了亲她的脸蛋。随即，轻轻推开她，毅然决然地跨出房门。

    从韩玉梅家出来，他登登登地跑到井沿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把冰砸得粉碎，抓起一把冰渣子填进嘴里，嚼得嘎崩嘎崩乱响。好半天，他胸中那股如火的情欲才慢慢平息下去。然后，他抹了抹嘴唇，像一匹被骗了的马一样，无精打采地走回家。

    他女人给他开开门，不知怎么难得地殷勤起来，问他：“回来啦，饿么？我可是饿了……”

    他瞪起冒火的鹰眼，出手一巴掌把女人打到墙角。

    “你饿，吃屎去！”

    旋即，他一个箭步冲到炕边，一蹿身上了炕，拉过被子蒙头便睡，连鞋也没脱。他女人莫名其妙地吃了颗窝心九，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悄悄地爬上炕，饿着肚子也不敢言喘了。

    其实，他一夜也没合眼。

    第二天天亮，他喝了碗照得见人影影子的菜汤，一个人跑到河边的防洪坝上去了。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尤小舟就是在这片河滩上唱歌的，身后，就是那天他趴着的土坡。“爬地虎”已经枯败了，一簇簇扎得挺挺的，显得更瘦小而又更尖利了。今晨没有风，不但黄河是冻结的，世界的一切，好像连空气也凝固住了似的。摇篮不摇了。歌词仿佛变成了他不认识的、毫无意义的字，要叫他煞费脑筋去思索它。他就这样坐着，想着，坐着，想着……

    冬天日短，好大一阵子，太阳才费劲地从东岸沙坡上升上来，有气无力地蹲在沙坡顶上喘息。坡顶上横卧着一条干瘪的、疲倦的乌云。然而天空却是晴朗的，随着太阳挣扎着冉冉上升，乌云渐渐稀薄透亮，终于像一股烟似地化为乌有了。于是，黄河半透明的冰层和上面被风刮脏的残雪，像害肺痨的女人的面孔，泛出了病态的红晕，天气稍微暖和了一点。他在身边扒开一小片冰层，用手指头拨拉拨拉“爬地虎”的宿根，发现茎节上已经开始长出了点点像火柴头那么大的嫩芽。春天快来了，他拍拍巴掌上的土，对自己从贺立德那儿回来的路上设想的办法有了把握。

    但是，关键还是需要一个人去蹲劳改。

    这个差交不了，那就全盘落空。

    就在这时，独眼郝三赶着一群乏羊到河滩上放牧来了。

    “天贵，你知道么？天还没有亮，‘黄毛鬼’一个人背着铺盖过了河，八成又跑内蒙古了。”

    他们是自小打着耍的伙伴，尽管他早已当了“官”，独眼郝三还叫他的大名。郝三用一根烂绳头拦腰系着破棉祆，啪哒啪哒地趿拉着一双露脚趾头的雨靴，过来在他旁边蹲下。郝三比他大不了几岁，但面孔黧黑，皱纹纵横，一张小脸只有巴掌宽，小脸上嵌着难看的独眼，所以看起来要比他老得多。

    “我咋不知道，是我叫他走的。”他怏怏地说。

    “你叫走的？为啥？你又不是没去过，内蒙古那边。一出几千里不见人，可不比咱们这儿哩。”

    “管它比咱们这儿好。比咱们这儿孬！先躲过一关再说。要不，他就得蹲劳改哩。”他视而不见地望着在河滩上啃枯草的羊，不觉地把实话泄露了。

    “蹲劳改？为啥？哧！就为偷那一把把粮食？这怕啥？叫我，就不怕！”

    “你当然不怕，吃饱了，连屋里的小板凳都不饿。他可是一大家子人哩。”

    “阿——哈咦！”独眼郝三大张开嘴，两臂伸得展展地，懒懒地打了个大哈欠，那只独眼也流出困乏的泪水。

    “要说我呀，这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去年劳改队来河边加防洪坝，嘟——吹哨吃饭，嘟——吹哨又吃饭。我他妈回去还得自己做饭，忙得烟熏火燎，饭还吃不饱……唉！”郝三放羊，吃饭总赶不上食堂敲钟。在羊圈忙到黑灯瞎火回家，又只有一只眼睛，做饭是他最头疼的事。

    “哦！”听了郝三的抱怨，他心中古怪地一动，转过脸，认真地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郝三，好像他过去不认识这个人一般……

    要说独眼郝三呢，也真够可怜的。他刚生下来，爹就被地方军阀抓去当了兵。在兵营里受了一年多罪，想家想得杠子馍都吃不下，偷偷跑了回来。他爹哪有魏天贵机灵，那是个窝囊人，前脚进门，逮他的班长跟着他的后脚就到了。抓回营部，也没揭他的背花，也没关他禁闭，而是把他脱得赤条条的，五花大绑着撂在河滩上喂蚊子。卫兵在远远的地方站着，拢起一堆烟火看着他。他妈——就是郝三的奶奶，趴在儿子身边嚎天嚎地地替他赶蚊子。可是赶去一层又扑来一层，上下一抹一身淋漓的鲜血，蚊子的尸体能搓成条。这样，让蚊子叮了两天，叮死了。葬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以后，庄子上有人却跟她说：

    “你赶啥呀！那头一层蚊子吃饭了就不飞啦，跟穿了件衣裳一样，罩在上头，第二层蚊子挤都挤不进去啦。你一赶，好，就跟那卫兵站岗一样，轮换着班来……那还有不叮死的！”

    他奶奶听了很以为然，觉得儿子是死在自己手上的，竟一头栽进黄河。

    郝三的妈，在当时也是这偏僻的河滩上的一只凤凰。原来她就守不住空房，曾在同一晚上约好两三个人，闹出不少笑话，成为庄子上茶余饭后的谈资，丈夫和婆婆都死后，碰上个从三盛公来这一带收羊皮的内蒙古人——听说那尕子长得又白净又精神，还唱得一口好“二人台”——没有认识两天，就撇下个不到两岁的娃娃跟那人跑了。

    幸好，郝三已经断了奶，由他大伯收养下来。他大伯是个瘸子——这才没有被抓去当兵——一个人生活也够艰难的。饿了，大伯从炕洞里扒出个半生不熟的土豆撂给他；拉了，大伯从地上抓把土朝炕上一撒。日积月累，郝三等于在粪堆上睡着。大伯下地干活的时候，老是用根烂麻绳把他拴在炕上。有一天，他挣脱了烂麻绳想下地，却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脸正好扑在炕洞旁边的掏灰筢子上。他大伯回来一看，他满脸是血，找了半天也没找见伤口在哪里。后来发现他一只眼窝瘪瘪的，才烧了些棉花灰捂住他的眼睛。

    如此，他成了独眼郝三。

    这样的娃娃，当然从小就受人欺负。打驴仗的时候，要是娃娃多毛驴少，独眼郝三就当驴让别的娃娃骑；柳拐子打飞了，要叫郝三用那只独眼去寻。可是，他魏天贵自小就照顾郝三，从没把他当驴骑过，还经常塞给他一点锅盔。别的娃娃打他，魏天贵总要替他报复，找个碴子也得揍那娃娃一顿。所以，郝三一直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跟着魏天贵。后来大了，魏天贵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恼，譬如对自己女人的不满等等，也会对他发发牢骚。他成了魏天贵的“布衣之交”。

    既然是残废，就有他特殊的幸与不幸，幸运的是没受过当兵的苦，不幸的是娶不上老婆，解放以后还是条光棍……

    “嘿，”他阴沉他说，“你的话也对。你的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

    “蹲劳改怕啥？三个饱一个倒，听说白穿衣服，一月还有几块钱零花哩，不就是干活嘛，我在外面不干活呀……”独眼郝三对蹲劳改很有兴趣，说得嘴角都冒出白沫。

    “那你咋不去呢？”他冷冷地问。好像蹲劳改跟赶集一样平常。

    “唉！蹲劳改还得有条件：要犯法，可我……”郝三眨眨独眼，沮丧起来。

    “要犯法还不容易。”他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指着那一群正在啃草的羊，“你把那羊捅倒几只。”

    “哎哟，我的大书记咧！”独眼郝三往后一仰，两脚朝天地躺在防洪坝上，笑得全身打颤。“哈……你真能摆弄人咧……”

    “你听着！”他猛地翻起身，揪着郝三的烂衣领，一把把郝三拽起来，咬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向上蹶着。

    “你怕，我不怕！我把那羊捅倒几只，你去蹲劳改！咱们俩一起让庄子上的人吃饱肚子，咋样？……”

    他一口气把事情的原委和他的计谋和盘端给郝三。

    “咦，没听说过，蹲劳改还派任务……”郝三听了以后，歪着脑袋，一边怔怔地寻思，一边嘀咕。

    “行啦！那事是你寻思不透的，你干不干吧？”

    郝三翻翻独眼，迟疑地看看他。真叫去蹲劳改，郝三又有点顾虑了。

    “你要不去，谁去？你替我想想。”他动员郝三，“你去蹲个几年，全大队四百多号社员，一千多口人还能混口饱饭。回来了，你还是个你，有啥不好？”

    “那，我得蹲几年？”

    他望了望那群羊，算计着庄子上的户口，“顶多蹲四年，咱打得宽宽的：五只羊一年。咱们捅它二十只。”

    “唔，四年，那还差不多。”郝三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你就领着大伙儿干吧。可你得分给我一条后腿，让我临走的时候吃顿好肉。”

    “行！”他一拍郝三的肩膀，霍地站起来，“带刀子没有？”

    那条古道又弯向河沿。驴车慢慢走进了一段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带。岸边的涡流轻轻地激荡着细嫩的苇草，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河中间，浪涛拍击着浪涛，传来清脆的啪啪声。黄河水永不停歇，永不沉默，但她从来没有泄露过自己子孙的秘密，譬如，她决不会泄露这两个庄户人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元月的某一天，在她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的岸边，在一座人迹不到的悬崖下面，干的这件不可告人的勾当。

    “啊嚯……啊嚯……”

    两个人一致了以后，兴高采烈地把那群羊从尤小舟唱歌的河滩赶到一处背人的悬崖下面。他接过郝三的刀子，一刀一只，一刀一只……羊本来就没一点反抗的力气，他又是当过羊把式的，练就了一套疱了解羊的本事，二十只羊一眨眼就捅倒了。

    两人先痛痛快快地趴在羊脖子的创口上喝了一顿羊血，才嘻嘻哈哈地回家。到了家，他先打发社员去把羊背回来，皮扒了，肉分给社员，肉下到锅里以后，他才跑到县上去报案。

    第二天清晨，公安局派的民警就来了。郝三让人押着走到庄子头上，向他眨眨那只独眼：

    “喂，别的没啥，房子你可替我看好了。过了四年，我还回来哩。”

    看见郝三手上带着铐子，他突然动了感情，悄悄地叫了郝三一声“三哥”：

    “你放心吧，三哥！”

    郝三一辈子也没听人叫他一声“三哥”，听了后，立刻精神大振，挺起了胸脯，迈开了大步，回头说了句：

    “你也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

    啊！星空啊星空。独眼郝三那颗微弱的星光，这么一闪就熄灭了。而在它熄火之前，却还有一阵回光返照……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把独眼郝三的“罪行”向县委书记贺立德汇报完以后，贺立德竟毫不怀疑，也不责怪他，而是神情庄重地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一只拳头在另一只已掌上捶着。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例子！这要发通报，要在全县宣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就会一齐向我们反扑！我们有好些同志，包括你魏天贵在内，就是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

    他坐在旁边，埋着脑袋搓着手，感到万分惭愧。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只能一条道儿跑到黑；就是郝三说的那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豁了出去。

    “贺书记，”他趁贺立德略作停顿中间插上话，“你看，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正要抓魏德富，魏德富就跑了，还有不少人想跑。春耕咱先不说，春天一来，黄河上游的冰凌一下，咱这儿防洪坝都没参加；有人，也没力气。要是立起了冰山，防洪坝一垮，别说咱大队，起码得淹半个县。贺书记，你看，是不是先给我批点粮食，一来好把人稳住，二来好叫人去加防洪坝。”

    “哦，”贺立德在办公室中间站住，愣怔了一下，疑惑地问：“不是兰州的水文站说，今年的浮冰流量不大么？”

    “嗐！”他眉飞色舞起来，“水文站光会看地图，我可是河边长大的。我这些日子去河滩看了无数遍：去年咱这一段冻得瓷实，冰凌一下，肯定在咱这儿堵住，非立起大冰山不行，再说，黄河水年年甩来甩去，今年河道该着往咱西边甩了。危险在咱们河西。‘大跃进’里不是说了嘛；他洋专家不如咱土专家。到时候，贺书记看吧，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