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

    “不是可能，是一定。”

    “一定。”我心酸地望着手铐下晃动着的铁锁。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将站在黄河之滨，对我的古老祖先说——我是古老黄河的子孙。”说着，他激动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弯腰拾起被他抖落在地板上的呢大衣、重新给他披上，把他强接在座位上。并把这封叠成船形的信，从他手里拿过来装进呢大衣的衣兜——因为隔着车门玻璃，我看见崔队长已经点名归来，这是他返回干部车厢的必经之途。这个可气的呆子，显然不知道我的用意，还用两只手死死地捏着那只“船”。似乎还想再端详一会儿。我低声向他喊着：“拿给我！快——”

    晚了。

    崔队长已经站立在我们面前了。

    范汉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会有什么风险，他两眼依然望着那只“船”。在他看来，改造“右派”的政策条文上，并没有规定“右派”只能独身生活。因而这封信即使被崔队长抄走，也构不成什么问题。何况这一车厢里装的都是摘了帽子的右派呢？“摘帽右派”应享有充分的恋爱自由！可是我的心跳得象一面鼓，因为这封信里不但涉及陶莹莹，更重要的是涉及受人尊敬的田队长；这位正走红运的左斜眼，是不难用这封信对“黑姚期”夫妇下蛆的。山西——渤海湾虽然云水迢迢，但他只要给那边胳膊上戴“红箍”的一封函件，说他们同情犯罪分子，就会给他们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事已至此，我已不能再从范汉儒手里索取这只“船”了，以避免招起崔总指挥的怀疑，只好呆呆地坐在那儿静待命运的审判。

    崔队长一手就把范汉儒手里那只船夺了过去，他用眼角睨着他说：“刚才我对你说啥子话来？叫你老老实实反省错误！你干啥子事情，戴着手铐还叠纸船玩！真是反动透顶，甘心当花岗石，去见上帝唆！”

    “崔队长！这个纸船是我叠的。”我站起来，用身子挡住了范汉儒，生怕他再惹出什么风波，“您想，他戴着手铐能叠这玩艺吗？我不该影响他集中精力反省罪行！您……您把它还给我吧！”我屏住气，两眼盯着那只“船”，生怕他突然把它打开，那就等于我引火自焚了。

    “留着这东西干啥子用？嗯？”他抖擞着总指挥的威风，双手用力一绞，就把几层纸叠的“船”撕成碎片，往车厢角一抛，双手叉腰训！斥我们说，“你们应该对范汉儒展开积极的斗争么！范汉杰的亲弟弟，一窝儿反革命！要是放在社会上，早该送他上火葬场了！他还不感激文化大革命的恩德，还有心玩……玩啥子纸船。你要坐船上哪儿去？去台湾？还是去美国？别做那个梦了！等着你的是严管队……” 他说尽了革命词汇，又抖尽了威风，直到他说得口干舌焦，才披着棉大衣风风火火地走了。

    阿弥陀佛！范汉儒在这次挨训的过程中，一声没吭。也许是手铐，让他多多少少清醒一点了吧！我长出一口气，掏出手绢擦着汗。

    伙伴们从车厢角，把那只撕碎了的“船”——一堆纸屑，给范汉儒找了回来。

    范汉儒——这个从不落泪的男人，眼角忽然闪烁出泪花；接着泪水滴滴嗒嗒地坠落在他手里捧着的纸片上，掉在他腕子戴着的手铐上……

    这是我和他相处的几年中，第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我替他摘下眼镜，把我的手绢递了过去：

    “事情已然过去，别难过了。”

    “真不吉利，第一封信就……”他喃喃地自语。

    “这也许是个喜兆。”我搜肠刮肚地寻找安慰他的理由，“你看！列车正驶过洪洞县界，‘苏三’曾在这儿受过苦，但是结局不是大团圆吗？”

    “可是她在被押解的途中，碰上个好心肠的‘崇公道’啊！谁知他……他…… 怎么发落我呢！”

    跟着“跳蚤”荣升“天堂”，范汉儒下了“炼狱”，直到那四只横行

    的螃蟹，进了历史的蒸锅……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驰着。那车轮单调的声响，好象不断重复地提示我：“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

    不，这儿离河滨农场还有着不算近的一段里程，因为我还看不见象古城堡式的围墙和岗楼，还看不见我在这儿耕耘了几年的土地。一九六九——一九七六，这短暂而又漫长的岁月，我的黑发里出现了银丝，范汉儒眼角、额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 ——我们从风华少年，一下迈进了中年的门槛！

    严峻的岁月，对于得意于一时的崔煊（崔队长的大号），也没有任何宽容，几年时间过去，他不过才三十多岁吧，但在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个光圈——他过早地谢了顶。可是他初到河滨农场时，是何等威风啊！到了山西以后又如柳絮般升飞起来，小小的乌纱帽上又插上了艳丽的翎毛翅。河滨农场原场长兼政委的姜大琪，其中的政委头衔，竟被这位“啥子队长”——实则啥子也不懂的崔煊弄到手了，他当仁不让地坐在了这把金交椅上。

    范汉儒的境遇，随着崔煊的荣升“天堂”而坠落到“地狱”的底层。本来， “摘帽右派”与囚犯是有严格界限的；但每次批斗范汉儒的大会，都把囚犯拉来，以壮新政委的声威。至于罪名，早就罗织好了：“转移途中打破窗玻璃，企图逃跑”、 “范汉杰的弟弟”、“拿着纸船发呆，是妄图坐船越境”……范汉儒对于前两条罪名，似无触动，当崔煊宣布他企图越境时，他梗起了脖子，瞪圆双目，吼叫了一声： “我是炎黄子孙，就是拿棒子往外轰我，我也不离开养育我的中国大地。这是对我的侮辱！”活音未落，囚犯们呼喊“打倒”“严惩”的口号，象天上的雷鸣滚滚而起。尽管花白头发的姜场长和场里主要干部，用公开退场以示对崔煊践踏法律的抗议，可是崔煊视而不见。几次批斗大会之后，他给范汉儒换上了狼牙手铐，送进了犯人严管队，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调他的历史。

    范汉儒搬进“大墙”的那一天，正是七一年的春节，阵阵冷风刺骨，大地一片萧杀。由于他戴着的那副狼牙手铐，越动越紧，为免使他受皮肉之苦，伙伴们都主动为他整理行囊。我为了给他精神上增加热力，把陶莹莹那件衣裳，也打进行囊中去。他走过来，以不容辩驳的命令口吻对我说：

    “把它拿出来！”

    “你该把它带在身边，它会给你……”

    “叫你拿，你就拿出来！”他暴躁地说。

    “为什么？”

    “我不愿意脏了这件衣袋。”

    “放在哪儿？”

    “你给我保管。”他说，“还有……你如果有可能打听到她的地址的话，写封信告诉她，就说她出来了，我进去了。她碰到合意的人，我祝她百事如意，生活幸福。”

    “你疯了？”

    “何必耽误人家呢！我准备在崔煊掌管的监狱里坐一辈子牢了。”

    我倒不那么悲观。我认为姜场长和场里那些干部，正在冷眼观“螃蟹”，是不会任其长期践踏法律的。我低声地对他说：“前两天，姜场长以找我们个别谈话为名，几乎和每个人都问到了你。”

    范汉儒并不显得有任何激动，他说：“昨天，你们都出工了，他来到这间宿舍，我以为是要看我的反省材料，为了少费唾沫，我送给他一张白纸，上边写着两个大字——‘清白’。他把我问了个底儿朝天之后，冷冷地对我说：‘你明天就出工干活。’没有流露出一点对我的同情。”

    “傻瓜！‘黑姚期’的脸色不冷吗？这是工作需要。”我把我的分析讲给范汉儒听，“特别是这年头，泉在地下涌，水在冰下流；他叫你参加劳动的意思，不正是为了以合理借口卸下你腕子上那副铁镯子吗？你在劳改队这么多年，怎么这点见识都没有？”

    范汉儒略有所悟地：“真？”

    “你等着瞧吧！”

    几天之后，我们大队人马扛着锹镐，去引黄工地上开冻方挖大渠时，我这个 “估计参谋”的估计应验了：在狱墙外大约一里多地的平场上，我看见了范汉儒。他和几个穿着囚衣的“老号”，正在铁丝网围起的一个圈圈里，清理着瓦砾和积雪。此时太阳刚刚出山，范汉儒冒着料峭的春寒，已经光着脊梁挥锹大干了；阳光照在他的结实的胸脯上，晶莹的汗珠象断了线的珍珠，从他赤裸的躯体上滑落下来。当我们的队伍经过铁丝网时。我禁不住欢欣之情，含蓄地向他打着招呼：“喂！东边日头西边雨！”

    他回地头来，立刻回答：“道是无睹却有晴。”

    “分配你干什么活儿？”我压低话音问。

    他的诙谐和豁达的性格，随着双手解禁而复活。他打着哑谜说：“喂你！喂我！”

    “这是什么意思？”。

    “咯咯咯——”他伸长脖子学了声鸡啼，然后严肃地说道，“姜老头叫我领着几个犯人，在这儿建立一个养鸡场。”

    “那不是触犯了政委的神威了吗？”我有点担心。

    “姜老头说了，‘他搞他的政治，我抓我的生产。’”范汉儒悄声说，“牛蹄子分两瓣，各弹各的调儿，各走各的道！”

    我为范汉儒高兴：“这么说。你有盼头了？”

    “人世间总是好人比坏人多。”他咧开厚嘴唇，笑了，“不然的话，那个新权贵会把我给整死！”

    我笑了。但笑得太早了。第二天我们经过铁丝网时，范汉儒和那几个“老号” 的影子就不见了。我心里惶惶不安。可是几天以后，范汉儒和那几个老犯人又出现了。我刚长出一口气，范汉儒和那几个犯人又不见了；之后，又复出了。这种变幻莫测的情况，终于使我明白了：崔煊政委并没有睡觉，他正和姜场长进行较量；范汉儒能否解禁来劳动，只是这场斗争中的一个投影而已。因此，我和我的伙伴们都用路过铁丝网，能否碰到范汉儒，来判断农场气候的阴晴——不，应当说是用它来揣摸我们国家的命运。尽管我们褴褛的衣衫上无一例外地都补着补丁，但那双双眼睛上没有补丁——它们的亮度赛得过探照灯。

    时间，象火车车轮飞快地滚动……

    时间，象大河流水奔腾而过……

    几年的光阴过去了，那个养鸡场也没能落成，忽儿停工，忽儿开工；忽儿“月缺”，忽儿“月圆”；忽儿“寒流”，忽儿“暖流”……在巨变的气候风中，范汉儒就象置身于旋风中的一片树叶，一会儿被抛上九霄云天，一会儿又坠落到地面。有一次，是农场“阴转晴”的日子，我独自一人，从引黄工地上回来取生产用具，在铁丝网边碰到了他。

    “有消息吗？”他很着急。

    “没有信来。”我知道他说的“消息”是什么。“

    “你没有想办法打听一下吗？”

    “我问了，其他干部不知道女队的落脚码头。我乍着胆子问了一回崔煊，碰了一鼻子灰！”

    他失望地摇摇头：“完了！”

    “你可以和姜场长说说你的事么！”

    “谈过了，他说现在顾不上考虑这些闲事。”

    “怎么是闲事呢？”我不解地说，

    “你知道‘左斜眼’为什么来山西，来了山西根子又这么硬吗？太原有个大造反派，是和他一块从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崔煊这个小小芝麻粒大的干部就不可一世了。姜老头每天应付他还应付不过来，怎么能顾得上管儿女情长的私事呢！”

    我沉默了。

    “只当是场梦吧！”

    “别这样想，接不到陶莹莹的信，一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原因！”

    正是这样，直到那震惊寰球的“十月雷鸣”，范汉儒结束了“候补囚犯”生活时，这个不解之谜，才算是解开了。有一次我和范汉儒正在一边对饮，一边缅怀往事，不知什么时候，崔煊出现在我们那张自制的小桌旁了。我很扫兴，装作视而不见；范汉儒则反其道而行之，斟满一杯酒举给崔煊说：

    “政委！喝下这杯酒吧！这是喜酒。”

    “啥子酒我都不会喝哟！”他尴尬苦笑着，“今后，你们都不要叫我啥子政委了，我已经向姜场长写了辞职报告。”

    “不行，您可不能辞职，我还等着您领着犯人开我的批评大会呐！”范汉儒含而不露地，把酒杯递到崔煊手里。

    崔煊自我解嘲地咳嗽两声：“我今天，是特意来告诉你一件事情。”

    “是不是通知我再次搬进监号？”范汉儒火辣辣地说，同时站起身子，“我马上就跟您走！”

    “你这是说啥子话哟！我是来告诉你那个叫啥子……啥子陶莹莹的事情。”崔煊木呆呆的脸上，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气，“当时，你正被审查，她给你来了一封信，按照规矩这信是不能给你看的；后来，工作忙忙乱乱，这封信找不到了。”

    “地址还有吗？”范汉儒顿时忘记了一切。

    “她在……晋北曲庄砖厂医务室。”崔煊背书似的回答。

    范汉儒立刻掏出小本子。崔煊阻拦说：“不用记了。你不是和姜场长谈过这件事吗？他今天上午给砖厂打个长途电话，想把她从砖厂调来。我么，也表示同意。过去么，啥子话都不用说了！今后……”他谢了顶的头发里，爬出几滴汗珠。

    范汉儒被突然降临的喜讯占有了。他想说两句感谢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他想发泄一下几年的积怨，但崔煊站在他面前的样子是那样尴尬狼狈，就象一个面临着被洪涛淹没的人，向他呼吁救生圈一样。范汉儒沉吟了老半天，重新把那只酒杯递给崔煊说：“我虽然当了六年多‘候补囚犯’，那毕竟是昨天的事情了！政委，你今天正好碰上我们喝酒，就把这杯干了吧！”

    崔煊毫无生气的脸上，露出一丝呆呆的笑意，他木然地端起酒杯，喝了那杯酒。随着形势的巨变，似乎有许多“堵窟窿”的善后差使等他去做，他没敢多在我们宿舍停留，匆匆地走了。

    此时此刻，我们才知道了范汉儒和陶莹莹之间的隔音墙是崔煊筑起来的。严峻的历史没有宽恕他，几个月后，这个湖上高楼顶上的小跳蚤，被时代的铁扫帚打了下来，先是去干他在河滨农场干的角色——管理窝头、白菜；没过多久他从食堂里消失了，姜场长在全场大会上宣布，送他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从此“啥子队长” 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事隔不久的一个公休天，范汉儒一大早就把我叫醒了。他对准我的耳边说： “叶涛，快起来！”

    调动陶莹莹的事，麻烦得很！这几天他一直念叨这事，因而我认为又是有关她的事：“离列队迎接她的日子还早着哩！”

    “不，不是这事！”

    “……”

    “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去找了姜老头，并且替你请了假，咱俩一块去看看黄河。” 他欣喜地说，“本来，我昨天晚上就该告诉你这件事的，怕你因激动而失眠。我…… 我一晚也没睡好、快起来吧！”

    我看看手表：“上午的火车赶不上了！”

    “姜老头借给我们一辆公家自行车，我带你一段，你再驮我一程。几十里地，两个轮子一转就到。”

    时值初秋。群山苍翠，稻谷金黄，通往风陵渡的公路上人欢马啸。范汉儒用自行车驮着我，行驶在宽敞的公路上。蓝天深远，就连迎面吹来的风，似乎都溢着香甜气息，真是惬意极了。

    “有那么一天，我们能骑着车，在长安大街兜一圈风……”我向往地说。

    “不，如果那一天到来，我准备留在这儿。”

    “为什么？”

    “你想，陶莹莹除了‘右派’的问题，还有因医疗事故判过刑的问题。即使将来安排工作，她恐怕也要长期留场就业了！”他说，“更重要的是我喜欢黄河。滨河小镇上工作有的是，养鸡也行，在学校里教外语也行。苦我不怕，再苦也苦不过劳改，但有一个条件，这个地方，必须我一翘脚就能看见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