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的生活情趣与共产党的工作队文化

    伊力哈穆安排好迎接工作队的事情，已经是掌灯时分了。他走进敞着大门的自家的小院子，绕过门口的砌得方方正正的土炉，踏上矮矮的夏日茶室的土台，他拉开为了严冬保暖而满满严严钉了一块新毡子，连缝都遮住了的门，一团家庭生活的热气向脸上扑来，温暖、润泽、舒适。雪林姑丽正和他的妻子米琪儿婉一起忙活着做饭。“您好！”“您好！”亲切的问候，和悦的笑容。灶头的铁锅里，水已经接近沸腾，冒着蒸汽。火炉上的靠在一边的搪瓷壶里，茶水哼着惬意的小曲。条案上，双铃马蹄闹钟上的钟摆“母鸡”随着滴答、滴答的摆声啄食着“小米”。小屋里布满了油灯的光辉。空气里弥漫着砖茶和南瓜的芳香。伊力哈穆的脸上保持着会心的微笑。他首先走向放在房角的小摇床，揭开搭在横梁上的洁净的白纱，快要满十一个月的，已经显得太大的女儿在用彩漆涂得五颜六色的小摇床上正睡得甜熟，脸上掠过了一个幸福的笑意。“她笑着呢！”伊力哈穆欢喜地叫了起来。小女孩子的睡梦中的笑容，具有神秘的魅力，是真正无与伦比的。

    “别吵！”米琪儿婉嗔怪地制止他。长着浓密的黑发、细长的眉毛，尖下巴，长脸的米琪儿婉，现在略略有些发胖，脸上显出一种骄傲和饶有兴致的表情，她说：“告诉您！您的女儿今天已经会走路了！”

    “会走路了？”

    “是的，她扶着墙，走了几步。开始，我搀着她，后来，放开了手，她急得喊叫着。然后她扶着墙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她兴奋起来了，她自己也没想到，没有我的搀扶她能走了，她干脆跑了起来……多么高兴啊！”米琪儿婉说得眉飞色舞了。

    “喔呀，您的女儿可真有本事！”伊力哈穆夸赞说，他们互相说是“您的女儿”，这里边包含着一种文明的含蓄，一种相敬如宾的礼节，也有一种相互逗趣的玩笑。伊力哈穆知道，自从有了这个小女儿时起，每天晚上他回来，米琪儿婉都要向他告捷，向他汇报小女儿的一件件新的进展。有时候这种“喜报”未免失之“浮夸”，还有时前后矛盾，例如头一个星期已经说过女儿会用小勺舀奶茶喝了，后来又说什么女儿会拿小勺子舀水了……但，这仍然让人高兴。他们俩在互相恭维“您的女儿”的时候，总是哈哈地笑个不住。虽说今天有雪林姑丽在场也并不避讳。

    如今，雪林姑丽的面色一天比一天红润了，与其说是丁香，不如说更像是阿娜尔姑丽——石榴花了。她的头发天然卷曲，额上和两鬓有许多碎发。她的眉骨凸起，眼梢略略挑起，睫毛又密又长。尽管在她二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已经经历了不少坎坷和风雨，然而，她的神情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单纯的稚气，说话、做事的时候，她常常把眼睛天真地一眨，好像周围有许多事情还弄不清，有许多现象还在使她感到好奇与趣味似的。

    在杨辉的牵引和艾拜杜拉的推动之下，她搬到实验站去已经两个星期了，今天，因为公社这边有事她回来休息了一天。白天，她料理家务。傍晚，米琪儿婉把她找了来一起包南瓜包子。现在，她已经脱掉了紧身的棉衣，穿着浅色的连衣裙，乌黑的坎肩，头戴墨绿色底黄格的头巾，袖子挽到肘部以上，正在把金黄色的切成了小丁的瓜馅儿装入面皮，然后随着手指的灵活的动作，把包子皮捏合，做出麦穗形的花纹。米琪儿婉跪在一旁，拿着一根短短的、中间粗两端细的套桶式的擀面杖，在一面长而窄的木板上，俯身擀着面皮。她的肩头一颤一颤，她的额角沁满了汗珠，又因为头发时不时地从前额落下来挡住眼睛，所以她不断地把头向上甩一甩，这个动作显得既辛苦而又潇洒妩媚。

    伊力哈穆习惯地坐近门边的高台，高台上架起一个木板，这是冬天放水桶的地方，两个水桶的旁边，还有一个贮水用陶罐。伊力哈穆一一打开水桶和陶罐的木盖，清水都装得满满的。于是他走出房子，抄起一把斧头，来到库房，那里有两个树墩子，是前一天刨出来的。他计划去劈柴火，走到那里一看才知道，柴已经劈好了，不大不小几乎是一般长短粗细的木柴齐齐整整地码在一起，连劈柴落下的木屑也见不到一粒。他放下斧头，拿起铁锨，走进小小的牲口圈，糞已经起过了，垫上了清洁的新土，奶山羊和它的已经不小的羔儿正在平静地吃草，它们不慌不忙地用舌头舐着、裹着草。他又去看了菜窖、鸡窝、打馕时烧火用的灌木枝条柴垛和饲养用的细麦秸垛，转了一圈，没找着活儿，他简直不知道米琪儿婉是什么时候干的。她带着孩子，白天把孩子寄托在伊塔汗家，她还要参加劳动，还有一天的三顿饭，清洁除垢拾掇摆设打馕洗衣挤奶……他感激，又不安。他又回到房里，屋里炕上炕下，墙壁桌面，也都打扫擦拭得像新靴子的皮面一样光滑明亮。连铁锅烟筒也是一尘不染，像凸面镜子似的从深处反映出煤油灯的白亮的光焰。米琪儿婉好像知道了他的心思，笑着说：

    “您想找点事干吗？羊圈旁边麦尾子麦场上最后一道工序——再次扬场或是过箩后淘汰下来的麦糠，可以作饲料用。下面压着一个抬把子，是队上的。今天吐尔逊贝薇和我搭伙，她非要一气抬两抬把子……把两个抬把子摞在一起抬……活儿倒是多出了，可这个抬把子断了两根条。您把它修上吧……”

    伊力哈穆立即找着了抬把子，磕打干净，拿进屋里，找来锤头、钉子、铁丝和老虎钳，编补起来。当他一手撇着把手的木棒，一手用力拽扯着铁丝的时候，方才觉得心里安稳了些。他一边干活，一边问道：

    “雪林姑丽，今天你们休息吗？”

    “呵，也可以算休息。晚上，州农科所的李所长要在公社做报告，我们都去听。早上，我就回来了。”

    伊力哈穆点点头：“在实验站过得惯吗？”

    “有什么过不惯的？就是每天学习太多。大家都说，还是干活痛快，这个学习呀，实在是费劲……比拉犁和挖井还费劲！”

    “光痛快可不行。”伊力哈穆笑了，“你们的老师——杨老师怎样？她讲的课你们听得懂吗？”

    “您说杨辉姐么，她多么好！白天，她给我们讲技术课，补文化课，要不就是带着我们劳动。晚上，我们向她学汉语，她向我们学维语。冬季是以学习为主。现在实验站的学员里，只有我和三大队一个丫头是女的，我们和杨辉姐住在一间房里，她讲完了课，总还要专门问我们俩哪一点懂了，哪一点不懂。只要有一点含糊，她就一遍又一遍地再给我们讲解，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可是她一点也不烦……”

    “三年以前，杨辉刚刚到咱们这儿来的时候，连个亚克西都说不好，”米琪儿婉感叹地插嘴说，“现在已经能用维语上技术课了，她怎么学话学得那么快呢？”

    “她是大学生嘛！”雪林姑丽佩服地说。

    “问题不在于大学生，”伊力哈穆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医院里的刘医生也是大学生，他到现在不会说一句维吾尔族话，我亲耳听见他说过，‘有时间学英语、日语、法语，学维语有什么用？’呵，真让人伤心！杨技术员呢，她的心和我们在一起，你们看不出来吗？她多么爱我们维吾尔人民，不论是长胡子的老人，是坠着耳环的妇女，是躺在摇床上的婴儿，她都是用怎样充满感情的眼光看着啊……有了这样的心，舌头的事情就好办了……”

    “我真怕她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米琪儿婉担忧地皱起眉，摆了摆下颏，“听说，她有一个对象是在上海工作的。”

    听了这话，雪林姑丽有一点兴奋。她说：“米琪儿婉姐，您知道吗？那天，我和三大队那个丫头到公社杨辉的宿舍去了。她拿出瓜子和葡萄干来招待我们，还给我们看了许多照片。她家是在湖南，就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家乡，很远很远的。她家里人可多了，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兄弟姐妹，嫂子侄子……都有呢，都在关内。还有那个在上海工作的，她说是她的同学的那个人的照片。也戴一副眼镜。唉，这些汉族同志啊，为什么那么喜欢戴眼镜呢，并不好看啊……”

    “人家可不是为了漂亮才戴眼镜的。”伊力哈穆说。

    “不管为什么吧，我们先不提它。我和好几个丫头不由得一起问杨辉姐：‘您一个人离开家、离开亲人、离开同学，跑到我们伊犁来，不觉得孤单吗？’问完，我又后悔了，这不是成心让人难过吗？可是，杨辉姐倒笑了起来，她说：‘和你们在一起，难道还会孤单吗？和你们在一起，不就是咱们的伊犁，而不单是你们的伊犁了吗？’当然了，她说得是对的。但我总有点不明白，譬如说让我一个人到湖南或者到上海去，我怎么能安心地待下去呢？”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过湖南和上海。您想起来，真是又遥远，又陌生，如果您去了，和那里的人民熟悉了，也同样会安心的。”对于随和的米琪儿婉来说，似乎什么事情都是好办的。

    “可我……”雪林姑丽不想就这个假设和猜想进行什么辩论了，虽然嫂子的话没能使她信服。

    伊力哈穆倒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谁不爱自己的家庭、故乡和亲友呢？”他说，“然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杨辉来了，把她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到伊犁的土地上，学说维吾尔话，像维吾尔姑娘一样地围着头巾，和我们打成一片。这才值得我们学习呢。我们也应该多多地关心和帮助她才对。”

    “就是的呀？”雪林姑丽点点头，“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公社和实验站食堂的馕都打得不好，不成样子。也许是因为吃饭的人太多了吧？而杨辉姐最喜欢吃新打的馕啦。米琪儿婉姐，今天来不及了，下次我回来，咱们给杨辉姐打一口袋馕吧，用牛奶和面，拿出咱们的手艺来……”

    “那太好了，一定的！”米琪儿婉满面笑容地回答。

    说着，笑着，包子包完了。锅里的水早已大开。小女儿醒了，米琪儿婉把她从摇床上解下来，抱起，把尿，喂奶。雪林姑丽打开开水锅，拿起挂在墙上的蒸箅——是一块打了许多小洞的圆镔铁片，抹上羊油，将包子码好，提起蒸箅两端的绳子，轻轻放在锅里，盖好，又用湿布把锅盖和四周的缝隙堵严。弄好了，雪林姑丽拿起棉衣：“完成了，我走了。”

    “走什么？一起吃嘛！”米琪儿婉和伊力哈穆同时挽留。

    “噢，你怕艾拜杜拉回来找不着你吗？他会到这儿来的，你放心……”

    于是，雪林姑丽不好意思再推辞了，她留下来，而且继续帮助清理做饭的现场。

    半个小时以后，满室已经是诱人的甜美的南瓜香。揭开锅，橙红色的南瓜丁，透过薄得近乎透明的面皮发散着诱人的色、香和味。米琪儿婉先捡出一大盘子放回蒸锅里保温，这是留给艾拜杜拉的。然后三个人——应该说是四个人了，小女儿已经醒来，嗅到了包子的香味，口水已经流出，兴奋地伸手抓着——开始吃饭。

    有线广播喇叭开始播音了，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播员用维、汉两种语言播音预报道：

    “跃进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晚间播音，今天晚上的播音，一共有三个内容。首先，由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同志讲话，然后转播新闻和文艺节目，最后教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就由赵志恒同志讲话。”

    “赵书记要讲话了。”米琪儿婉告诉女儿，似乎女儿也懂得什么叫党委书记，她的乌黑的圆眼珠紧盯着装着广播喇叭的木匣子。

    “社员同志们，你们好！”广播里传出了赵书记的熟悉的声音，人们似乎还能看到他那亲切质朴的面孔，“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我们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就要到咱们公社来了……”

    随着赵书记的讲话，社教工作队即将来到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公社的土地，吹到了公社社员的每一家温暖的房舍里，初次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都竖起了耳朵，充满了兴趣和期待。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的人，也为赵书记正式宣布的欢欣鼓舞的声调而再一次感到庄重和激动。尤其是青年们，工作队的即将来临引起了他们的多少憧憬，又勾起了多少记忆！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来自自治区、州、县上级机关的各族男女干部，曾经给农村带来过多少新的道理，新的斗争和变化，新的鼓舞和推动，穿着朴素却又与农民总是有些不同的，带着自来水笔和笔记本，还有些是戴着眼镜和手表的干部们，那些有觉悟、懂道理、守纪律，态度和蔼，办事公道的干部们，他们讲什么事情都是那样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简直能使木头脑袋开窍，他们又是那样威严认真，打击人民的敌人，决不留情，决不马虎。他们获得了农民的多少尊敬与亲近，不是父母们经常用“你看人家工作队的”作为开场白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吗？不是许多房室的墙壁上悬挂着的镜框里都有工作队的同志的照片，并且主人总是以此为荣吗？不是许多家庭至今还保存着一九五一年原土改工作队队员的来信，或是他们写下的题词吗？现在，新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运动的工作队，又将到来了。

    赵书记的讲话完了。人们议论着，回想着，互相询问着。似乎都有点不满足，都想知道多一点有关工作队的事情，多做一些迎接工作干部的准备工作。就这样，等到伊力哈穆他们吃过饭以后，社员们陆陆续续，三三两两，你找我，我问你，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队长的家里。

    等艾拜杜拉卸完车，从门上挂着锁子的家找到伊力哈穆这里来的时候，房里已经坐满了人。人们七嘴八舌地问着：

    “明天来吗？几点钟到？”

    “来多少人，多少男的，多少女的？”

    “这么说，今年的肉孜节、春节、古尔邦节他们也会在农村和我们一起过了？”

    米琪儿婉拿来了扣在锅里的南瓜包子，又给艾拜杜拉倒了茶。但是，艾拜杜拉没有吃几个，包子就被青年们瓜分光了，好在每个维吾尔人的家庭里馕都是要存贮一些的，他的肚子并没有感到危机。等他吃饱喝够了，伙伴们的喜讯也已经向他报告完毕了，他抹一抹嘴，告诉大家：

    “我也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呢！”

    “什么好消息！”

    “明天晚上演电影。”

    “你怎么知道的？”

    “公社的电影放映员取来了片子，骑着马和我一路同行回来的。”

    “什么片子。”

    “一个是《英雄儿女》，一个是《夺印》，都是由新疆电影厂配音译制的维吾尔语片子！”

    “亚夏！”年轻人欢呼了起来。

    “我知道了，”伊明江有些炫耀自己的“分析能力”，“准是明天晚上开大会欢迎工作队的干部，会后，放映电影。”

    “喔喔！你可真聪明！你成了先知，预言家！”

    “不信，我们打赌！”

    “你说，会后演电影，会前可能不可能跟咱们赛一场排球？”

    “工作队可不像你们这些孩子。他们又不是来打球的！”达吾提铁匠被年轻人的七嘴八舌搅得与队长说不成话，他在给青年们泼点凉水。

    “那可不一定！你们记得五九年整社时那个马组长吗？他还教给我们篮球上篮呢！”

    “我希望多来一些女同志。”一个矮个子的女孩子说，不知为什么，还叹了一口气。

    “帮助你们挑花做窗帘吗？”一个刻薄的男青年说。

    “帮助我们把妇女工作搞起来，向轻视妇女的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吐尔逊贝薇说，用手指着那个说话刻薄的男青年。

    “最好来几个解放军。”艾拜杜拉说，“咱们民兵连的射击成绩一直不好。”

    “我说孩子们，”达吾提说，“我该说什么呢？我说希望来几个铁匠，帮助我们多打几把砍土镘？那像话吗？工作队是来抓阶级斗争的！”

    “我们懂！我们懂！”青年人还不服气，“阶级斗争要抓，生产啦，体育啦，文娱活动啦，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啦，都要抓！土改那年我们的文艺演出队还到县里巡回演出呢，现在的事总没有那么紧急吧？阶级斗争又怎么样？谁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不能打球了？”

    就在人们纷纷表达着自己的心愿，互相辩论，互相补充着的时候，热依穆副队长进来了，他说：“艾拜杜拉、伊明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纸、墨、木片笔与毛笔都准备好了，快到办公室写标语去吧。”

    “干脆把文具拿来在这儿写吧！”伊明江舍不得离开热热闹闹的队长的家，“这里又明亮又暖和，办公室里把人手冻的……”

    “在这里写字，还可以在丫头们面前卖弄自己的本事……”那个口齿刻薄的青年说。

    “这么说，你娶老婆是靠写字喽！”伊明江反击说。

    笑声中，伊明江真去拿文具了，热依穆副队长问被青年人的喧嚣搞得插不上嘴的阿卜都热合曼：“房子的事您考虑怎么样？和伊塔汗商量一下，能不能腾出一间来给工作队的同志们住？还有做饭的事……”

    “那还用问，用商量吗？”

    “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房子大！”

    “为什么不到我们家去？我妈做饭最讲卫生了，洗几个洋芋就用半桶水……”

    队长和副队长解释着关于住房的安排，这时，伊明江拿来了木片、毛笔、红绿纸和墨汁瓶。注意的中心又转到了写标语上，伊明江不太熟练地用毛笔写汉字和新文字的标语。艾拜杜拉写维吾尔老文字的标语。维吾尔老文字是用削薄了的木片蘸着墨汁写，木片是扁的，上粗下薄，保持一定的宽度，写的时候人们拿着粗的一头，木片在纸上移动，但绝不摇摆和旋转，始终和纸维持着“刚体”的一定的角度。维吾尔老文字的笔画是比较圆润的，遇到下行时，写出来比较粗，遇到上行特别是向右上方旋转的时候写出来就非常细，带棱带角，有时候，墨不十分饱了，木片刮下来，别具类似“飞白”的效果，这样的书法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仅仅看写出来的艺术字，人们会十分奇怪，怎么也猜不出它们是用木片写出来的。

    现在，姑娘们裁纸，艾拜杜拉和伊明江写。

    “瞧，这个弯拐得多么漂亮！这不是字，简直是花朵！”

    “你往前挤什么？有本事你也写一条去嘛！”

    “这儿还缺一点，别漏了！”

    阿卜都热合曼坐在墙边，捋着胡须，对热依穆和达吾提说：

    “从解放以来，哪一次工作干部没在我家住过？我都有经验了。如果是汉族同志，先弄清他们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如果是北方人，头一顿饭就给他们包饺子……”

    “如果是南方人，就蒸干饭，但是，别忘了不要往干饭里放盐。”达吾提想得更加细致。

    “别忙，别忙！如果是咱们维吾尔人呢，我头一顿饭给他们做抓饭。”

    “如果是壮族呢？”不知谁问了一句。

    “什么是壮族？壮族在什么地方？”老汉有点慌乱了，忙叫着：“伊明江，我的孩子，快给我讲点壮族的事！”

    “在我国西南部，有一个广西壮族自治区，”伊明江放下手里的毛笔，挤开青年们，伸着脖子回答，“但是壮族人喜欢吃什么饭，我们可不知道。”他歪了歪头，表示遗憾。

    大家哄笑起来。热依穆说：“如果是哈萨克或者蒙古族，那么热合曼哥家那两头羊肉，恐怕还不够吃呢。”

    “没有关系，”达吾提说，“尼牙孜今天刚刚宰了一个肥牛，让他拿出半个子儿招待工作队的同志吧。”

    “不行不行，”热合曼连连摆手，“尼牙孜的牛肉怕会发酸呢。心术不正的人种出哈密瓜来都会发苦！”大家笑得更厉害了。接着，老汉好像想起了什么。他说：“尼牙孜今天宰牛了吗？怪不得前几天一个大清早，我看见他套着马车，拉着一车麦尾子去巴扎。我当时很奇怪，他家里又有驴又有牛，难道饲草会有剩余吗？”

    热合曼老汉的话引起了伊力哈穆的注意。然而，年轻人的一阵又一阵的哄笑打断了他的思路。他看着这些快活、开朗的年轻人，他们迎接工作队的到来就像迎接节日。原来，他还担心伊明江的情绪受他爸爸的影响呢，看，他不是说说笑笑地正在写“热烈欢迎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同志们”吗？也许，他们还不了解当前的运动是一场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也可能有那么一点，他们将和成年、老年人一起上这阶级斗争的一课。但是，他们的情绪，这种可贵的乐观情绪，决不仅仅是由于天真，他们说笑中也包含着“收拾收拾那些坏人”，“一人一双眼睛，群众看得最清”这样的一些谈论；他们的开朗和畅快，正是说明了工作队是属于人民的。人们的呼吸脉搏与党派来的工作队是息息相通的。还有阿卜都热合曼他们，难道他们只是在研究饮食？伊力哈穆知道，热合曼从来不搞请客吃饭这一套，他要包饺子、做抓饭、焖不放盐的米饭，只是因为他把尚未见面的工作队干部当作自己的子弟。只有坚信革命事业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将使我们生活得更加美好，更加进步，坚信自己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的工人、贫下中农和一切要革命的人们，才会在严重的斗争面前发出这样的欢笑。让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坏家伙们恐惧、啜泣、丑态毕露去吧，让那些想入非非的蠢驴们玩火去吧。革命的人民将要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地迎接工作队的到来。迎接又一次伟大斗争的开始。

    标语写完了，有线广播喇叭里开始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伊力哈穆说：“别走。我们一起学这个歌。”唱了一遍，吐尔逊贝薇建议说：“年轻人都站起来，大声唱！”又转身问，“米琪儿婉姐，会不会吵着您的小女儿？”

    “不要紧，不要紧。让她从摇床里就多听一听革命的歌曲吧！”

    一九六四年冬，“大海航行”的开阔、嘹亮的歌声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的上空回旋。在这个距离北京、距离天安门和中南海八千多里路、时差两小时四十分钟的祖国最西面的一个小小的农村的一家小小的土房里回旋。歌词已经译成了维吾尔语，与曲谱配伍得十分恰当，年轻人唱得很卖力气。热合曼与达吾提也在努力学着，应和着。伊力哈穆与米琪儿婉先后站到了年轻人当中。热依穆副队长哼哼着，头随着节拍一点一点。小女儿醒了，她睁开眼，转动头，脸上出现了明快的笑容。声音越来越大了，窗玻璃震得嗡嗡作响，灯焰震得一跳一跳，像年轻人的火热的心。

    小说人语：

    你可还记得这首老旧的伴（集体）舞歌曲：当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当我们在一起/其快乐无比/你对着我笑嘻嘻/我对着你笑哈哈……

    我们怀旧还因为那时我们更轻信、更自以为幸福、更强烈、更不知艰难、更荒唐、更愚痴、更百姓、更屌丝、更容易发烧、更活跃、更激情、更善良、更爱哭爱笑、更浪漫、更焦头烂额、更容易上当，一句话：那时候我们是多么年轻啊！那时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么年轻……

    工作队下乡，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本事，一个成功的经验。美国学者费正清博士曾经指出，国民政府的一大问题是他们离开城市中心，就失去了影响能力与掌控能力。历朝历代，能像共产党这样动辄把自己的政治意图贯彻到村村镇镇户户人人那里的，再无先例。

    人民这样地欢迎工作队，如果工作队做得不完全符合人民的心愿与生活的规律呢？这又有多么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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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