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记忆、未必成功的新征程

    京汉路、兰新路、昌吉、乌苏、赛里木湖

    大轿车在乌伊公路上行驶，在油光光的沥青路面上，长途汽车全速前进。厚厚的窗玻璃咯哒咯哒地震响。马达发出轰隆轰隆，并时而传出一种哒哒哒的类似机枪点射的响声。气压泵一时发出随着踩闸而放气的声音，一时又发出咣咣咣咣抽气和压缩空气的声音。橡胶轮胎沙沙沙地驶过地面。每五十米一个的标着顺序的号数的电线杆和每公里一个的石头里程碑时而从车窗旁飞驰而过。近处的地面向后迅疾飞去，而远处的田野、树林、地平线似乎在随着车缓缓前进，这样，大地在旋转，从左侧车窗望去，顺时针，从右侧车窗望去，是逆时针方向。随着路面的升降，乘客似乎时而被抬起，时而又被抛了下来。新疆地域辽阔、城乡分散，解放前主要靠骑马和骆驼，解放后才修起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汽车，是新疆境内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在全国的少数几个省区，才能像在新疆这样获得一连多少天公路旅行的生活体验。

    和一般长途旅行的旅客惯常的倦意、无聊、焦躁地盼望目的地的早日到达的神态不同，这个车上的乘客全部是精神抖擞、朝气蓬勃、斗志昂扬的。他们穿着差不多一样的半新黄军大衣，时而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交谈；时而互相啦啦着表演节目、唱戏、唱歌、学口技；时而由一个人打拍子，领着大家齐声引吭高歌。他们的响亮、整齐、快乐的歌声压倒了高速行进的汽车里里外外所发出的一切的声音，改变了玻璃的震动频率。他们是最近才组成的新的战斗集体，他们是来自乌鲁木齐的自治区一级各机关单位的社教干部，要到伊犁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尹队长，来一个！尹队长，来一个！”叫得最凶的是几个维、哈族的年轻人。尽管他们的声音盖过了一切，有一个维吾尔青年仍然觉得“来一个”这三个字未必能说清他的要求。他又大声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喊道：

    “尹队长，一个最好的歌子给一下！”

    坐在车门边的尹队长——他的名字是尹中信，今年四十二岁，中高身材，方宽脸庞，短而浓的眉毛一点也不肯弯曲，嘴角上的线条显得刚毅而且严厉。但是，他的目光是柔和的，使他严肃中有一种和蔼而宽宏的神采。按照他的职务，机关本来是派了越野小汽车来送他的（有些人非常重视这个小汽车，认为它是地位和权威的象征，是取得尊敬和优待的源泉），但是他谢绝了这样的照顾，宁愿和他的工作队员坐在一起。当然，他也还有一点特殊化，那就是，别人穿的大衣是棉的，而他穿了一件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皮大衣——那是四八年强攻临汾的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经过了一个后来在朝鲜牺牲了的老战友的手，最后穿到了他的身上。

    他不能辜负兄弟民族的青年人的盛情。他唱了一个抗日时期山西老区的民歌：

    八路军打日本，真厉得儿害唉哟，

    他很生气，简直还有点惊奇和伤心，声带像是旁人的，根本不听他的指挥，自行发出一种拉锯似的声音，而且嗓子里好像堵住了棉花，放不出声音来……他已经很久没有和青年人一起唱歌了……一九三九年，他十七岁的时候，还一度在八路军的文工队里当过演员呢！

    谁知道，他的歌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而且不得不在一再的要求下又去起用那副废弛了的歌喉。他唱道：

    显然，不可能有什么人听得出尹中信曾经是个会唱歌子的人。他的声音平板、嘶哑，调子和节拍都不那么准确了。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他的感情的真挚，是由于那曲调的纯朴，还是由于在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集训期间他所赢得的威信，他的歌声感动了大家。掌声以后好一会儿没有人出声，连汽车的轰鸣和喘息也压低了声响，似乎谁也不愿意打破这两支歌所唤起的庄严而有些激动的情绪。

    四面八方聚在一起的战友。漫长的道路。互相啦啦着唱歌。掌声、笑声。深情的眼睛。这使尹中信回忆起开始渐渐地显得遥远起来了的战争年代：行军、又是行军。素不相识的人们被“同志”这个称号联结在一起。邂逅和分手。“哪部分的？”“我就是政委”……上下级亲密无间的关系，担架队。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也要求停下来听一听“毙、伤、俘敌军名，全歼部，一举解放”的战报……只有在最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感召下，为了一个最崇高的目的而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的战士，才体验过这种明朗深挚的战斗友谊，才懂得行军路上相互啦啦着唱歌的伟大意义。唱在一起、笑在一起的人们，将在战场上冲锋在一起、流血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国是小农经济。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自顾自而没有什么人对社会对国家对集体负责。这样哪怕是最原始的集体生活的乐趣，也会给人以面貌一新的鼓舞激励。现在，在乌鲁木齐——伊宁市的长途汽车上，人们享受着战斗的集体生活，也重温了当年的解放军、土改工作队纪律严明、呼风唤雨、翻天覆地的情怀与风采。

    全国解放了。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尹中信在中央一个经济部门里工作。他接触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学会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夜以继日地忙碌、开会、看文件、读书，他还几次到技术夜大学去听课，几次都因为工作太忙而没能坚持下来。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的时间是紧张的，他对于在星期天工作比在星期天休息更习惯些。然而，环境毕竟是安定多了，而且可以说是舒适多了。当他住在烧液化石油气、烧暖气、带沐浴间和卫生间，上下楼要乘电梯的住房里的时候，他常常怀念农村，老乡家里派饭，背着背包跋山涉水，在风里、雨里、日头晒烤和星光指引下的东奔西走，生活和工作的安稳常常使他怵然自惕，可别变成一个贪图安逸的庸人。革命意志的锋芒可不能在和平生活中磨钝？但是孩子们呢？他们生下来就没有听见过炮声隆隆……

    所以，当一九六一年号召到基层和边疆去的时候，尹中信甚至不用回家商量就报了名，他相信他的妻子就像相信自己。党决定把他派到新疆，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立刻买下了分省详图，详细研究了新疆的地理位置、行政区划和自然条件。他从图书馆找了许多有关新疆的资料，包括反映新疆斗争生活的小说、电影剧本、民歌集和摄影作品。人们祝贺他展翅远飞，但也有人不解，问他：“你为什么那么积极报名呢？”他听了以后直觉反应便是想反问一句：“你为什么不积极报名呢？”只是出于礼貌，他笑了笑。还有人说：“去新疆，呵哟，那么远！”他回答说：“你呆在北京觉得新疆远，呆在新疆，还觉得北京远呢。”但事后他很后悔，他的回答是不准确的，严格说来是错误的，新疆人并不觉得北京远，他刚刚翻阅过的一首哈萨克族的民歌说，站在草原，我们看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

    于是乎开欢送会，真挚热情的赠言。因为溢美而令人惭愧的鉴定。饯行，干杯，“一路平安”“多来信”。汽笛长鸣，机轮铿锵，黄河南北的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多轨并行，几乎是直线铺设的京汉铁路。青纱帐，你可仍然跳动着游击队员的心？大大小小的血脉一样的河流。夕阳中安然矗立的烟囱和古塔。夜间经过黄河铁桥时击打在每个旅客的心房上的叮咚声，像一阵清风喜雨。华山在晨雾中。黄土高原的窑洞，怎能不怀念延安？宝天段的无数隧道，坐在车厢里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嘉峪关，长城，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说什么“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尹中信却只觉得“一见嘉峪关，壮志冲云天”。他肃然起敬。他含笑沉思。他心潮如涌……一望无边的瀚海，似乎和铁路一样漫长的、埋藏着无数宝藏的祁连山。乌鞘岭上的寒风如狼嚎。当年汉武帝的使者是怎样入疆的呢？我们今天是何等的幸福。内地的锦绣田园，塞外的雪山旷野，不都是祖国的躯干吗？河北话、甘肃话、新疆话，不都是祖国的声音吗？从西向东的路，从东向西的路，不是同一条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路吗？天上的星星，大气层里的风，地上的河流，不是诉说着同一个对祖国的爱吗？每天清晨，随着车厢喇叭放送着的庄严优美的东方红乐曲，一轮红日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照耀着内地和边疆的，不是同一个红太阳吗？梦魂萦绕的天山雪峰啊，我们终于见到了你！

    到了乌鲁木齐，尹中信被分配在一个工交部门担任副职，他要求到县里或者公社去，没有成功。虽然还是领导机关，但他觉得总是接近实际一些了。他有更多的机会去工厂车间和工人宿舍，他听到了更多的铣床的呲呲声，磨床的嗡嗡声和冲床的当啷声。这里的修渠铺路之类的劳动任务很多，这也使他感兴趣。连日常的买菜买粮，拉煤倒垃圾，他也都愿意亲自去做，可以从中看到许多在中央机关未曾与闻的现象和问题。现在呢，在一九六四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穿起了补了破、破了又补，象征着友谊、牺牲和胜利的老羊皮衣，捆起行李卷，和多民族的大都比他年轻的战友坐在一起，向边疆的边疆，祖国的西大门——伊犁挺进。这一年冬天，全国有多少领导人、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打起背包，奔向农村，学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最宝贵的一课。就像卢沟桥事变后许多爱国志士在党的领导下纷纷下乡打游击，就像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许多革命干部、大学的毕业生奔赴各条前线，他们现在正投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的战斗。虽然天寒地冻，风雪交加，他的两颊冻得紫红，他的两脚冻得发木，然而热血如沸，红心如火。没有变的是毛主席培育起来的一代革命者的意志和热情，没有变的是一听到军号就跃马持枪冲向前去的战士的神经，没有变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然而时代、任务、条件和斗争的形式是大大不同了，何况他去的是少数民族地区。他刚来新疆两年，除了去吐鲁番短期参观以外还没有下乡工作过，听不懂少数民族的语言，更觉得维吾尔文字稀奇古怪，他将怎样完成党交付的光荣艰巨的任务呢？一切需要从头学起。

    一路上，他不知疲倦地注视着准噶尔盆地南缘的城镇和乡村，烟囱和林带，鱼贯而行的油罐车和偶一闪现的骆驼。他不断提出问题，“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倾听着旅伴们的不住嘴的讲解。这是昌吉，清洁、齐整，自来水塔端端矗立在路边，机场上的直升飞机的编号历历可数。这是呼图壁，饭馆里坐满了东来西往的旅客，路边上停满了各种型号、颜色和形状的汽车。无线电发射台林立，金属尖顶闪耀着光辉。这是石河子，解放前这里还是荒野，在生产建设兵团的开垦下，出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许多工厂，楼房，水泥铺的宽阔的中心街道，两旁是列队接受检阅的雄武挺立的白杨。甚至在飞驰而过的汽车上，你也会看到这从戈壁荒原上平地而起的别具一格的城市的兴旺风貌，石河子新城无量！这是什么河？河身怎么这样规整？不，这是玛纳斯灌渠，新疆最大的干渠，流量每秒许多许多立方米。这条岔路通向油城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维语就是黑色的油。那条岔路通向独山子，克拉玛依的石油在那里提炼加工，运往全疆各地。还有一条岔路通向农七师奎屯垦区，就是那里，好像飘在云上的绿树和人烟，那不是海市蜃楼，是劳动创造的新图。上海龙门针织厂迁来了一部分，在这里生产了第一流的背心和秋裤。这儿是乌苏，即使在整个西北地区，这也是一个数得着的富庶繁荣、人烟稠密的大县，又是通向乌鲁木齐、阿勒泰、塔城、博尔塔拉和伊犁的交通要道……什么？墙上写着西湖旅店？您的眼睛真尖，西湖，倒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乌苏县的蒙古语名称的谐音，也许这里有杭州人，他们爱乌苏就像爱西子湖？这是精河治沙站，汽车拐弯，游沙堵住了公路，科学工作者正在这里研究着征服沙漠的措施，他们已经用飞机撒播了一批能适应沙漠、能改造沙漠的植被……你好，乘客同志！你好，驾驶员同志！你好，炊事员和服务员同志！车到五台了，这是一个左右皆山的咽喉要地，这里没有其他居民，一切设施和人员全是为驾驶人员和旅客服务的，这里只有旅店、食堂、交通管理和汽车修配点，呵，当然也还有邮局、小卖部、派出所，和为这些交通部门的服务人员的子女准备的学校……尹中信一路上看不完、听不够，同时越看越听越想越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宁愿一辈子到老死呆在糕点匣子似的长方形的办公室里，却不肯下来看一看、走一走……

    和尹中信并肩坐在一起的叫做章洋。细高个儿，瘦长的脸，宽额头，双眼皮，大眼睛。他的举止言谈，处处表现了对旅行生活的极其熟悉和干练。他有时候用可能的最舒适的姿势睡得很香，甚至打起鼾来。有时候略略一撩眼皮就可以告诉你这里是什么地方，离什么地方已经走了或者还需要走多少公里。有时候，他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谈笑风生。有时候又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知道是在深思还是在吝惜精力。他对尹中信说：

    “你说新鲜不新鲜？这样高的山上，这么大的湖！这就是赛里木海子，全国著名的高山湖泊，这里习惯把湖泊叫做海子，倒也名副其实。因为湖水——海子是咸的。你看看多清亮透底，碧蓝碧蓝，雪山映在里头，水里的影子比真山还干净。可惜，不长鱼虾，连个水草浮萍都没有。啊哈，飞来了几个野鸭子……新疆的风景就是这样，好的地方真好，秃的地方真秃！你喜欢新疆吗？唉，没啥，你们是领导干部，什么时候想走就走了，你们中央认识的人多。先在新疆看看这些新鲜地方吧。我们就不行了，算了吧，泡就在新疆泡他一辈子……”

    章洋信口说着，亲热，大大咧咧，又不失对待比自己地位高的大的人物的礼节分寸。解放前夕，他在内地的一个城市做学生的时候就参加了地下党。一解放，他又参了军，在文工团里当演员，随着部队来到了新疆。由于声音条件差些，后来改做导演。一连几个戏都砸了锅，又改搞创作，而且担任编导组的组长。写过一个独幕剧，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剧评。他编的剧没有被采用，然而当组长过程中显露了他颇为不错的组织才能。编导组原来不团结，他去不久，抓住了一个典型狠狠收拾了一下，团结了其余所有的人。另外，他给这个组解决文具设备、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等问题，都搞得很好。他热情、有口才、肯干、敢干、能跑腿、能吃苦，尤其重要的，他十分注意体察上级的意图，跟得紧，转得快。又注意群众关系，受到了上下左右的好评。后来，他担任了一个文艺表演团体的领导职务，他办事更加干练了。他曾经多次下到各地、州、县，跑遍了从阿勒泰到和田，从喀什噶尔到哈密的广大地区。但从来没有像这次去伊犁这样兴奋。集训期间，他反复学习了上边发的厚厚的一大本的铅印材料叫做“经验”的。这份材料提得高、新、尖锐，具有振聋发聩的刺激力量：什么三分之一农村不在我们手里，什么共产党的大队支部都是国民党的白色两面政权，什么虽然尚未发现该大队支部书记与台湾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但却不排除有这种联系的可能性，（多么怵目惊心！无敌的、泰山压顶般的逻辑！）什么秘密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又恢复了地下工作的方式！）什么上上下下的强大阻力，（点了省委书记的名！）什么化名下乡，不吃一点荤，什么给大队书记戴上了坏分子帽子，什么抓新生的反革命，（试试，有多厉害！）什么二次重访，春光明媚、气象全新，（余音袅袅，三日不绝！）这些危言耸听的叙述和提法，这些大异于常理的令人吓破胆的分析和结论，以及众多的形容词、副词和感叹词，权威的审判官的面孔，歇斯底里的激情，超级革命的口号，救世主的姿态……这一切都使章洋五体投地，赞叹不已，他震惊，他倾倒，他又稍稍有一点慌乱，竟然完全没有想到农村四清运动的做法的这种火箭式的发展……他回想起过去历次下乡，他感觉到与农村基层干部格格不入，原来，他们是一批控制局面、鱼肉乡里的地头蛇。原来，他们和国民党的保甲长大同小异。而这次他的任务，便是创造奇迹，攻坚破阵，为民申冤，解民倒悬……他怎么能不兴奋呢？汽车上的闲谈和瞌睡，正酝酿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搏斗。

    汽车傍依着赛里木湖走了一个多小时，翻过了一个山口，眼前是盘环旋绕的山间公路，一丛丛密密麻麻的黑绿色的树，白雪，白中显得黑亮黑亮的，尚没有完全冻结，在清晨的凛冽中似乎在冒着热气的山水。尹中信他们低头往下看，几乎正在脚下，他们看到了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好像一个麦场，那里有两排油着蓝色和黄色油漆的林区所特有的木房子，远远看去，木房子像是用笔杆粗细的圆木拼起来的玩具，而场上停留的一辆辆的汽车，就像一个个的甲虫。章洋看到了尹中信在张望木房。问道：“怎么样？像不像外国童话中白雪公主找到的那间住着七个小矮子的房子？”

    尹中信笑了，这样的童话小时候可能读过，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没有几分钟，过去存在在童话里的彩色的山中木房，已经来到了眼前。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高山交通食堂。旁边是养路段。乘客们纷纷下车休息、吃饭。他们从凌晨天不亮上车，在牛吼一样的汽车爬坡声中，又冷又饿地已经坐了五个多小时，正赶上从伊宁市对开来的几辆客车也是刚刚到达，东来西往的乘客一时都拥挤到这个小小的食堂里。开票的、付款的、领饭的、找座位的、吃饭的、打开水的、烤火的、吸烟的、寻找碗筷和收拾碗筷的，比肩摩踵、吵嚷吆唤，热闹异常。排了一回队，好容易轮到章洋开票了，他说要二百克馒头，一个过油肉片。出纳员告诉他：“炒菜卖完了，你吃排骨汤吧。”

    “怎么没有了？我刚才还去厨房里看了，正在炒嘛。”

    “还有不多的几盘，是给汽车驾驶员预备的。”

    “司机能吃我们就不能吃吗？司机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

    江南口音的、年轻的女出纳员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觉得难以答复。

    尹中信在他身后说：“就吃骨头汤吧，骨头汤做得也挺香的……”

    章洋一面啃着骨头，一面告诉尹中信：“在新疆……”他和老尹说话，往往是用“在新疆”三个字开头的，既表示出他宛如裁判者似的高高站在新疆之上，又表示出在尹中信的面前他是个“老新疆”了，是熟悉地方情况的老手。他说：“在新疆这个地方，汽车司机就是路上的胡大！一路上，他们走到哪里都吃好的、住好的。再大的干部，你也没有司机的牌子硬，至于司机和一路上的食堂旅店的工作人员的关系，岂止是四不清，简直是八不清，十六不清，服务人员指望着司机带东西、搭便车，司机指靠着她们少拿钱、吃好饭。你看看咱们这个骨头汤，四毛钱，其实成本最多两角！司机吃的炒肉片，你看看放了多少油，你走到哪里，到处都是四不清，清不了啊……”

    尹中信连连喝着汤，顿时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清水煮的羊肉骨头，没放酱油，也没有那么多调味作料，但是不觉得很膻，却更能吃到羊肉本身的味道。路途之中，冻饿之后吃到这样的羊骨头，真比在北京工作时周末去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的涮羊肉还觉可口。尹中信想起自作聪明一起从北京调来的一批干部，有些人直到现在见不得羊肉，不但不吃羊肉，而且一提羊肉就显得厌恶、反感，痛苦万状，愁眉不展。他们的表情不亚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提起猪。他们信奉的是一种什么宗教呢？是体质构造的变异吗？是大脑皮质的条件反射吗？他们受过羊的刺激？还是用自己的禁羊反羊来有意无意地表露自己身份的娇贵，说明自己绝非新疆或者西北地区的土著，而是来自关内繁华的大都市呢？他有点怀疑。

    章洋的话把他拉回到了现实。他不满意章洋的口气。在这么高的山上办食堂，容易吗？粮、肉、菜、煤炭，都要从山下运来，食堂工作人员呢，长年累月地在枞树和白雪环境中的简陋的木房子里发面、淘米、剥葱、洗肉……接待着这些饿了才来、饱了就走的旅客。就拿那个被章洋问得莫名其妙的、梳短辫子的出纳员姑娘来说吧，听她的口音是苏州一带的人，现在她来到了这里，忠实地坚守在她的岗位上。她和颜悦色，埋头飞快地开票，算账，收钱，找零，不厌倦、不烦闷、不急躁，有什么理由把一些不好的猜想堆到她的身上呢？就算这碗骨头只值两角吧，运费呢！煤火呢？人工呢？税收和利润呢？为什么不能考虑得更公平和全面些？至于汽车驾驶员，他们常常板着面孔是事实，但也要看到他们的辛劳啊！就说昨天在五台吧，乘客们下了车，在旅舍找好了房间，洗脸洗脚，又出门吃过晚饭，但是直到那个时候，驾驶员还躺在汽车下面，枕着冰冻的土地，满身满脸满手的油污，还在检修机件呢。只要不太过分，为什么不可以对驾驶人员的饮食照顾一下呢？为什么要牢骚满腹，骂倒一切呢？

    于是，他笑了一下，和解地说：“他们也够辛苦的嘛，绝大多数还是好的嘛！”

    章洋不由得脸微微一红。

    他们坐的这辆车是最后一个离开交通食堂的。刹时间，车去人散，热闹非凡的大房子又变成了寂寥无声的“世”外桃源。尹中信坐在重新开动了的、显得暖多了的汽车里，心头隐隐感到有些沉重。

    沉重的心情是被贴在交通食堂墙上的一纸布告所引起的。饭后喝开水的时候，他看到了保温罐上方的这张布告——这里叫做露布。露布的内容是关于禁止四不清干部和地富反坏分子窜入城市的，露布说，目前全国农村，正在开展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场四清和四不清的严重较量，是一场尖锐、激烈、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有些四不清干部和地富反坏分子，逃避斗争，流窜到城市亲友处。露布强调，任何城市职工，绝不得收留和窝藏四不清干部。露布指出，所有的四不清干部只有老老实实地回到所在公社、大队、生产队，接受审查批判，彻底交代，低头认罪才有出路。

    所有这些提法，都是很严肃、很正确，似乎是理应如此的，也是早该习惯下来的。因为在“经验”等一些材料里，已经有这些提法和语言，但是，当尹中信在这个小木屋里，在羊肉和食油的气味之中看到隆重地盖着公安部门的印章的露布上，郑重地把四不清干部与地、富、反、坏归为一类的时候，当看到那种强制性的语言和措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怔。他想起了刚刚章洋所说的关于到处是四不清、关于食堂人员和驾驶员都不清的话，他觉得怪别扭，学习“经验”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一些问题自己理解得还不够，他归结于因为自己长期没有从事农村的工作，认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是的，从一九五零年他去湖南新解放区搞土改归来以后，他再没有参加过农村的事情。但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代他是在山沟里度过的。他知道中国的农村培育了、保护了、支持了革命。农村是革命的靠山，革命的源泉，革命的母亲。驻村干部是最可信赖的亲人。即使在斗争最艰难、最残酷的时刻，总是在农村可以找到火炬，找到光明的希望，找到新的驰骋的天地，至少也可以找到安全休整的机会。见到了庄稼地就像见到了自家的热炕，见到了老乡就像见到了亲人，这是他那时的体会。现在，解放已经十五年，他在报上看过了那么多来自农村的鼓舞人心的捷报，怎么农村的情况却变得那么黑暗了？农村干部，就是当年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把粮食、车辆、鞋子和子弟献给了革命的、被国民党反动派咬牙切齿、疯狂咒骂的所谓“村干”，现在竟呼啦呼啦成了四不清的与地、富、反、坏为伍的家伙？也许是他自己落伍了，跟不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新课题？农村里究竟为什么、怎么样发生了这样巨大的令人灰心的变化了呢？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怎样理解这个字面上看来相当不确定的新命题？怎样弄清四清、四不清这些省略语的内涵与外延？四不清究竟算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阶级力量的代表？四不清干部包括哪些人，都是敌我矛盾吗？所有这些急迫地寻求答案的问题，当然不是靠理论分析所能解决的。尹中信只盼望早一点到伊犁，早一点下乡，以便通过亲身的实践，来解决这些使他不得安宁的问题。

    尹中信问章洋：“怎么样？下午几点可以到？”

    “噢，噢，只剩下一百公里了，从这儿下去，就是著名的果子沟。一出果子沟，就是伊犁河谷——美丽的绿洲了，可惜是冬天，再有两三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在伊犁饭店——它位于伊宁市两条大街的会合处——下榻了……”

    小说人语：

    大地与边疆的颂歌响起，仍然动情。

    难得小说人在那个年代找到了一个抓手，他可以以批评“形左实右”的“经验”为旗来批“左”。至于“经验”一事的真相与实质，更不要说背景与内幕了，完全无可奉告，更无意旧事重提。这里提到了“经验”，同样是惹不起锅就只能惹笊篱的文人路子。

    在如此美妙的祖国河山中，人们寻找的首先不是风景与诗，而是一个对于“阶级敌人”的定义与可以照此缉拿的图形，一面是斗志昂扬，一面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定义与图形，北京话叫做：“谁难受，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