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他让自己赖床到八点钟做为奖赏，接着吃了顿丰盛的早餐。有何不对？他不用一早到巴斯报到，指纹和血液检测预定八点半做，那辆车也预定同时间送去检验。这同时，韦格弗可以权充刑事组的领导人一个小时。

    所以，当太阳升至足以令人看清所有平日惯见的阶梯式乔治亚房舍时——从威尔斯路的斜坡看来，它依然壮观——精神饱满的彼得·戴蒙开一个小时的车程进市区。连排的石灰石房舍屋顶上石板瓦闪着蓝灰色微光，成了兰冬路的天幕。至于前景，城堡式铁路高架桥特有的歌德式圆拱设计得与四周景物十分协调，从在后面的大修道院塔尖可以俯瞰这整个景观，而一片片金色和古铜树叶则使这个景色变得柔和。这样的日子，戴蒙很想忘却在这大多数优美的街道和半月巷后面，不过是刺眼的肮脏石造建筑，经过两个世纪的天候、建造工人、水管工人的联手破坏，差不多被废弃了——但还没完全废弃。身为一个警察，他总是无法忽视隐藏的这一面，一如他从来不会全然只看巴斯市民的外表便决定其身价。

    他希望这种轻世、低调的看法还没有在他的性格中永久生根。关于自己性格中的这一点，他较喜欢更积极地把它看做是专业性的敏锐。经验告诉他，你不能对人打折扣将他视为可能的凶手。一个人，是主教也好，是园丁也罢，要是他有着一张无辜的面孔，你更需要提高警觉，以防思考不严。贾克曼命案恰好是这个原则的实例。除非是老练、冷酷的警察，否则谁会相信一名大学教授会被性好猜疑的老婆下毒、并几乎烧死？谁会相信一名受尊敬的职业妇女妈妈，会把一个讨厌的女人闷死并弃尸湖中？事实上，根据目前为止所得的证据，假如硬要对狄卓克生提出控告，戴蒙会犹豫。没错，她闪烁其词，阻碍了侦讯，但对“她有罪”这个定论，他仍不如韦格弗那么确定。她因搪塞其词而失去了别人的信赖，所以现在需要一些证据。他预计今天晚上大概可以拿到法医化验所的证据；到时候他会为自己偷偷护卫她而感到遗憾的，说不定最后的分析报告会粉碎他的浪漫想法。

    当他看见那个硬塞在浸信会教堂和国家停车场之间的四方形建筑时，心境照例突然下滑。对于曼佛街警察局，你顶多只能这么说：从后面看的话，它在巴斯的建筑当中还勉强可以见人，至于里面，那是典型的战后小气建筑，只单调地注重功能，到处可见廉价的木头和灯管；这样的工作场所，你需要努力地自觉，才能愉快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外面看起来，今天是美妙的一天，对不对？”他对值勤人员这么招呼，但没有得到回应。这种情况他虽然理解，但不免让人忧心。他不习惯被忽视，因此突然怀疑起来：是不是在这里的人都已经知道一些他的不名誉之事，所以不想告诉他坏消息？入口处柜台的值班小队长突然低头翻阅电话簿，侦办室的电脑操作员好像被荧幕催眠了似地专心看着，这一切大有要成为卡夫卡小说外一章的态势。等他总算逮着克若斯利的目光时，他问他何以不见韦格弗？克若斯利结结巴巴地回答：副分局长找他谈话。塔特先生没有预先通知便在九点抵达警局，说要找戴蒙。不久，韦格弗就被传唤上楼去了。现在是九点四十八分。

    戴蒙放心地告诉自己，八成是米森岱案的正式报告送来了，塔特先生理当亲自交给他。假如是这件事，就没必要着急，而他的迟到也无须难为情；有上百个理由可以说他为了公务到别处去了。但他仍弄不懂，韦格弗为什么会牵涉在内？再者，副分局长亲自当传务兵，好像也很奇怪。

    他走上顶楼的会议室，那是塔特先生平日难得到访时的安身之处。在外面办公室像哨兵站着的女孩，要他等一下。假如约翰·韦格弗是替他去向副分局长说明迟到的理由的话，那未免太久了。又过了十分钟，会议室的门才打开，韦格弗露脸了。一见到戴蒙，韦格弗双手一摊，两肩一抬，表示对刚才的事无能为力。戴蒙正用手势问韦格弗什么事时，副分局长出现在门口，手指勾了一下，示意他进去。

    “进来，把门关上。”

    令人感觉不祥的是，副分局长没有请他坐下。

    塔特先生今天穿制服，穗带和银扣全部配戴整齐，径自站在椭圆形会议桌的远处尽头那边。桌子上有一个杯子、一个杯碟、一个盘子里放着两片饼干，还有塔特先生那顶有帽檐的帽子以及他的白手套，独不见米森岱案的报告。塔特先生好像不想说话，事实上看起来完全不动，有如服装博物馆里的蜡像——一九一〇年左右的副分局长。戴蒙突发奇想：要是你觉得你正被一个留着可笑小胡子的男人迫害的话，是不是妄想症的迹象？

    他决定自己最好先为了刚才副分局长找不到他而道歉。

    副分局长没仔细理会他的道歉，但他的话好歹诱使塔特开口了：“我听韦格弗巡官表示，关于贾克曼案件，你有意控告狄卓克生太太谋杀罪。”

    “有可能，长官。”

    “有可能？你只认为是‘有可能’而已？”

    “我还在等化验所的报告。”

    “但你拘留她过夜。”

    “是的，先生。”

    “她还在楼下吗？”

    “我相信还在。”

    这次会面，比起前一次，实在有着显著的不友善。塔特先生突然苦恼地吐出一口气，并开始在站立的地方踱步。

    “你要逮捕她时，最好明确告诉我案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听了韦格弗的说明，你明白吧。”

    “出了什么状况吗？长官。”

    在做出表示以前，戴蒙希望先探知到底怎么回事。显然是出状况了。

    “我在等你回答，探长。”

    他一边叙述大致的案情时，一边在内心自问：是侦办程序出了差错吗？或是吹毛求疵的结果证明他违反了“警察与犯罪证据法案”？

    戴蒙讲完之后，塔特先生才说：“是那个男孩。”

    “马修？”

    “是的。他是不是试图阻止你进他们家？”

    “一如我已经解释的，我们想找他妈妈谈话。”

    “他表示你没有权利进他们家？”

    “不只这样，他用力踢我，长官。”

    “一名十二岁的孩子？”

    “他踢中要害。”

    “所以你回敬他？”

    戴蒙明确看出这个盘诘的方向，他吓呆了。

    “事情不是那样的，长官。一如我报告中所描述的：他紧抓着我，所以我不得不把他推开。”

    “但你没有说，结果害他撞到墙。”

    “那个走道很窄，长官。”

    “你否认他被抛去撞墙而且头先碰到了？”

    在想像着各种可怕的可能性时，戴蒙仍试图坚持事实如此。

    “他不可能伤得很严重，因为他立刻爬起来跑走了。”

    塔特先生对这个说法，显然毫不宽贷，戴蒙只得改口：“他没有受伤吧……有吗？”

    塔特先生用一种干涩得有如骨董挂毡的声音说：“昨天夜里，他被送去急诊。”

    “送医？为什么？”

    “他昏倒了。学校及时拨了急诊电话。诊断结果好像是脑震荡。”塔特先生宛如医院发言人似地例行宣布消息。例行而严酷地。

    “我最后看见他时，还好好的，”戴蒙说着，意识到自己的声音微弱。“说话正常，相当轻松。”

    “脑震荡的症状不一定会立刻显现，”塔特断定道，接着做病情报告。“他们照了X光，以防万一头颅有破裂。但现在要说是否有永久性的伤害还太早。”

    这整件事太教人难以相信，戴蒙真想问，有没有人想到，那个男孩是不是假装的，但他制止自己提问。提这种问题不能缓和他此刻的处境。塔特先生认为这件事很严重，要是又冒犯他的话，他不会随便放过的。

    戴蒙为了自保，于是坦承说：“假如那男孩当时撞到头，那也是意外。他先踢我私处，然后冲过来抱我的腿，我所做的只是把他推开。约翰·韦格弗看见了，他就在我后面，长官。”

    塔特先生摇头。

    “你错了，韦格弗当时没有看见。他的注意力放在狄卓克生太太那边，他刚好瞧见她从房子后面逃跑。他并没有看着你或那男孩。”

    戴蒙苦涩地想：多谢啦，约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有一丝丝忠诚的警官同僚，都会暗中支持才对。韦格弗应该知道他当时出手并无恶意。

    “不管这件事是对是错，”塔特先生以冰冷的、法官似的声音说。“我都必须一并考虑警方以外各人士的看法，我是指校方和家长。今天早上，我接到校长一通愤怒的电话。”

    “噢，不！”

    “学校还不知道那男孩头部被打。”

    “不是打，长官。没有人打他。”

    “我不是来争论专门术语的，戴蒙。这件事非常严重，争辩无益。校长提出控告，而且他认为——不是没有理由的——狄卓克生太太也希望这么做。”他稍微斜着头，表示下面的话颇重要。“基于这种种情况，我已经要求韦格弗接手侦办婕若尔汀·贾克曼的死亡案件——以代理探长的身分。”

    “什么！”戴蒙全身皮肤有如针扎，脑袋里碰碰跳。

    “我要解除你的指挥权，但还没决定是否要调查你的行为。我别无选择。业已发生的事，说不定已经使这个案件不能做出不利那个女人的控告了。”

    此刻，连表面的尊重也撕裂了。

    “这简直是办家家酒，他妈的办家家酒，我不相信。”

    “探长，说话要当心点。”

    但彼得·戴蒙因为怒火中烧，再也顾不了什么了。

    “太晚了，塔特先生。现在我总算看穿了你的真面目。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的绝佳时机。你被我的记录吓坏了，因为米森岱案的调查显示我无可指摘，所以你慌了，逮着这个机会来治我。这种作法漂亮地符合你的准则。安排你的爪牙来，等着我弄砸时好接手。好得很，我但愿他称职。你们这该死的一搭一档。至于我呢，我会省了你劳师动众来调查，我辞职不干了，辞呈现在就给你。”

    讲完以后，他什么也没做，径自走出会议室下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