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首席法医办公室位于第一大道，就在那家叫作贝维尔的哥特式红砖医院对面，早期该市的验尸工作都在那里进行。眼前是冬天枯黄的藤蔓、布满涂鸦的外墙和铁栏杆，许多肥大的黑色垃圾袋堆积在脏污的雪地里等着运走。连续播放着圣诞音乐的旧出租车吱的一声停在这条几乎从未如此静寂的街道上。

    “请给我收据。”我对那名俄裔司机说，刚才他足足花了十分钟告诉我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要算多少钱？”

    “八美元。”我很慷慨，毕竟现在是圣诞节的早晨。

    他点点头，潦草地写着，这时我看见人行道上有个人在看我，就在贝维尔医院的围栏附近。他没刮胡子，头发又长又乱，穿着带毛边的蓝色牛仔夹克，污秽的军裤裤脚塞在旧牛仔靴里。我踏出出租车时，他开始做弹吉他状并唱起歌来。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一路响。坐着雪橇去加尔维斯敦，今天多快活……”

    “你有个仰慕者了。”我从打开的车窗接过收据时，司机打趣地说。

    他懒懒地开着车拐个弯离去了。放眼望去，街上没有其他人或车辆，那骇人的歌声更显嘹亮。接着，我那位在精神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仰慕者从背后冲过来，开始尖声叫喊“加尔维斯敦”，好像那是我的名字或一项控告似的。我吓坏了，逃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大厅。

    “有人跟踪我。”我对坐在办公桌前显然缺乏圣诞心情的女警卫说。

    那位精神错乱的“音乐家”将脸贴在前门上，看着里面，鼻子被压扁了，脸颊变成白色。他大张着嘴巴，猥亵地在玻璃上滚动舌头，并且前后摆动腰臀，宛若在与这栋大楼做爱一般。结实又威严的警卫大步走向门口，握拳敲击玻璃。

    “班尼，别闹了！”她大声呵斥，“马上给我停下，班尼，”她敲得更猛了，“再闹我就出去抓你！”

    班尼从玻璃前退开，突然他变成了芭蕾大师纽瑞耶夫，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踮着脚尖旋转。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我对警卫说，“霍洛维茨医生正在等我。”

    “首席法医不可能在等你，今天是圣诞节。”她用那双阅人无数的深色眼睛打量着我，“平托医生在值班。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试着与他联系。”她回到座位上。

    “我知道今天是圣诞节，”我跟着她，“可霍洛维茨医生说好了会在这里等我的。”我掏出皮夹，出示了我的首席法医金徽章。

    她不为所动。“你以前来过？”

    “很多次了。”

    “嗯，好吧，我今天真的没看见首席法医。但他说不定从边门进来了却没告诉我，有时他们来了半天我却不知道。嗯，真是的，总是没人想到要告诉我一声。”

    她拿起电话。“嗯。不，长官。我不需要知道。”她拨了电话号码，“我什么都不必知道，不必。霍洛维茨医生吗？我是警卫邦妮塔，这里有个斯佳丽医生。”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啊。”

    她望向我。“你的名字怎么拼？”

    “S-c-a-r-p-e-t-t-a。”我耐着性子回答。

    她还是没能正确地发音，但很接近了。“好的，长官，我会的。”她挂上电话，然后宣布，“你可以到那边去找把椅子坐。”

    等候室经过装潢，铺着灰色的地毯，几张黑色的桌子上整齐地摆着杂志，一棵简单的人造圣诞树立在房间中央。一面大理石墙上刻着“taceant Colloquia Effugiat Risus  Ubi Mors Gaudet Succurrere Vitae”，意为“在这个死神乐于助人的地方，少有谈话或欢笑”。一对亚裔夫妇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没有交谈或抬头看。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永远隐藏在苦痛里。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失去了谁，并且想着所有我知道的人名。我真希望多少能给他们一点安慰，尽管这礼物对我而言似乎不够有诚意。多年来，我能够给受害者家属的最好慰藉，是告诉他们死亡过程很快，他们挚爱的人没有受苦。多数时候这并不全然是事实，毕竟，我们如何能够衡量一个女人在寒夜的荒凉公园里被迫脱光衣服时所经历的心理磨难？我们有谁能够想象，当高特要她走向结了冰的喷泉，然后对她开枪时，她有什么感觉？

    强迫受害者脱去衣服这件事，提醒了我们他的残酷和永不餍足的取乐心态。她的赤裸完全是不必要的，她不需要借由它去了解自己即将在圣诞节孤独地死去，高特其实可以直接枪杀她了事，也可以掏出他的格洛克手枪，趁她不备时攻击。这个杂种！

    “李先生和李太太？”一个白发女人出现在那对亚裔夫妇面前。

    “是的。”

    “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去。”

    “好，好。”男子说，他的妻子开始哭泣。

    他们被带往探视室的方向，他们亲人的遗体应该已从停尸间经由专用电梯被送抵那里。有些人无法接受死亡，除非亲眼看见或亲手触摸。多年来我安排过许多次这类探视和指认，但仍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能承受这样的仪式。我想我一定无法忍受那透过玻璃的最后一瞥。我开始头疼了，于是闭上眼睛，按摩着太阳穴。就这样坐了不知多久，我感觉有人走了过来。

    “斯卡佩塔医生？”霍洛维茨医生的秘书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神情关注，“你还好吗？”

    “艾米莉，”我吃惊地说，“是啊，我没事，只是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看到你。”我站了起来。

    “要不要吃颗泰诺？”

    “你真好，但我真的没事。”我说。

    “我也没料到今天会在这里遇见你，因为目前情况有点混乱。我还是觉得惊讶，你身边竟然没有跟着记者。”

    “我没看见什么记者。”

    “昨晚这里挤满了记者，我想你应该看了早上的《纽约时报》吧？”

    “恐怕我没时间看。”我有些不自在，不知韦斯利是否还在赖床。“情况真的糟透了。”艾米莉说。她是个留着深色长发的年轻女人，永远那么端庄、朴实，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连市长都打电话来询问。这个城市可不需要靠这种事来做宣传。我还是很难相信，尸体竟然是一个记者发现的。”

    我们往前走去，我给了她敏锐的一瞥。“记者？”

    “其实他是《纽约时报》的编辑之类的人，那种不论晴雨每天慢跑的怪胎。昨天早上他刚好跑进了公园，并且绕到了樱桃丘那里。天气很冷，还下着雪，地点又偏僻。他来到喷泉附近，发现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可以想见，今天早上的报纸描述得非常详细，公众都吓坏了。”

    我们经过几道门，然后她把头探进首席法医办公室，轻声通报我们来了，以免惊吓到他。霍洛维茨医生年纪大了，而且有点重听。他的办公室里花香四溢，因为他喜欢兰花、非洲紫罗兰和栀子花，在他的照顾下这些花争奇斗艳。

    “早上好，凯。”他在办公桌前站起来，“你带人来了吗？”

    “马里诺队长会过来。”

    “待会儿艾米莉会带他进来，除非你想等他。”

    我知道霍洛维茨不想等。没有时间了。他坐镇于全国最大的法医办公室，每年有八千具尸体——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在他的金属台上接受解剖。其中四分之一是凶杀案受害者，有些则身份不明。纽约在辨认死者身份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为此市警局的侦查部门特别在霍洛维茨的大楼里设置了失踪人口部门。

    首席法医拿起话筒，开始说话：“斯卡佩塔医生来了，我们现在就过去。”

    “我会负责等马里诺队长的，”艾米莉说，“这名字我好像听过。”

    “我们一起工作很多年了，”我告诉她，“从联邦调查局在匡提科的调査支持部门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协助他们办案。”

    “我猜那个部门叫行为科学组，电影里演过。”

    “调查局把它改了个名字，但功能一样。”我指的是那一小群以心理侧写以及对残虐的性暴力罪犯和杀手的追踪而闻名的探员。在最近开始担任这个小组的法医病理学顾问之前，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但我错了。

    阳光填满霍洛维茨办公室的窗户，照在那个放着花盆和小型树木盆栽的玻璃架上。我知道浴室里潮湿、阴暗的角落里也养着兰花，它们吊挂在水槽、澡盆四周。他甚至在家里还有个小温室。初见霍洛维茨时，他让我想起林肯，有着同样瘦削、慈爱、因为一场将人类社会撕裂的战争而憔悴的脸孔。有如被选中的那样，他们同样承受着悲剧，也都有着大而坚韧的双手。

    我们来到楼下那个被纽约警察称为太平间的地方。对全国最暴戾的城市之一所设置的停尸间而言，这称呼实在很温和。从停车场透进来的空气非常冷，带着烟臭味和死亡的气息。淡蓝绿色墙上的警示牌要求人们不得把沾了血的床单、尸衣、破抹布或容器扔进垃圾箱。

    这里还规定必须穿鞋套，禁止进食，许多道门上都有关于生物性传染的红色警示牌。霍洛维茨解释说，他三十个副手里的某一个会负责给那名可能是高特最新加害的女子验尸。

    我们进入储物室，看见刘易斯·雷德医生已穿好手术袍，正将电池袋系在腰上。

    “斯卡佩塔医生，”霍洛维茨说，“你和雷德医生见过面吗？”

    “我们认识很久了。”雷德微笑着说。

    “的确很久了。”我愉快地说，“不过我想上次我们见面好像还是在圣安东尼奥。”

    “上帝！有那么久了吗？”

    那是全美法庭科学幻灯片交流学会的聚会，一个像我们这种人可以展示和演说的年度晚会。雷德介绍了一个年轻女人被闪电击中而死亡的怪异案例。死者跌倒在水泥地上时衣服被轰掉，头部受伤，因此被当作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送往法医那里处理。警方一直以为是这样，直到雷德向他们证明那女人的腰带磁化了，一只脚还有轻微的烧伤。

    我还记得雷德做完报告后，替我用纸杯倒了又纯又烈的杰克·丹尼威士忌，然后两人聊起法庭病理学者还很少，而我又是其中的唯一女性的往日时光。雷德年近六十，备受同侪推崇，但他可能不是个好主管，因为他不热衷那些公文往来和政治斗争。

    我们穿戴好空气袋、面罩和头盔，看起来像是要到外太空旅行。面对一具受感染的尸体时，若不小心被针扎到，或被割伤，就不得不担心可能会染上艾滋病。更具威胁性的是经由空气传染的疾病，例如肺结核。最近我们习惯戴两双手套，呼吸经过净化的空气，并且穿上层层可丢弃的衣服。有些法医，比如雷德，甚至戴上不锈钢金属网手套，令人想起金属甲胄。

    我取下头盔，因为昨晚我见过的那位奥唐奈警探陪着马里诺走了进来。马里诺看起来气呼呼的，而且宿醉未消。他们戴上手术面罩和手套。没有人对视或交谈。那名无名受害者的尸体被放在一二一号金属抽屉里面，当我们走出储物室时，停尸间的助理们正将尸体抬出，安置在格架上。赤裸的女死者可怜地躺在冰冷的金属托板上。

    她肩膀和大腿内侧被切下皮肉的部位凝结着可怖的暗红色血块，皮肤上呈现出淡粉红色的尸斑，这是受冻的尸体或死于野曝的人身上常有的典型现象。她右边太阳穴的枪击伤口是大口径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出高特把枪口抵住她脑门，扣下扳机时在她的皮肤上烙下的鲜明痕迹。

    几个穿戴着手术服和面罩的男人将她推进X光室。在这里，我们每人又戴上了一副橙色的塑料眼镜。雷德架设好一个叫卢玛射线的扫描装置，那是一个简单的黑色盒子，连接着一根蓝色的高容量光纤电缆。它就像是人的眼睛，并且能见人所不能见。它的白色柔和光线可以让指纹呈现出荧光色，让头发、纤维、麻醉剂和残留精液呈现出火红色。

    “谁把灯关掉吧。”雷德说。

    黑暗中，他开始用卢玛射线扫描尸体，光纤束就像通了电的铁丝那样亮了起来。雷德用镊子从阴毛、脚部、双手和头皮上的残发这些部位采集样本。当他把光扫过她右手的指头内侧时，几个黄色的小局部变得像阳光般耀眼。

    “这里有药物反应。”雷德说。

    “有时精液也会呈现出这种亮光。”

    “我想应该不是。”

    “可能是毒品。”我提出意见。

    “咱们用棉花棒来采集。”雷德说，“盐酸溶剂呢？”

    “在这里。”

    样本采集完毕后，雷德继续扫描。细小的白光扫过扁平的腹部和微微隆起的胸部，来到被割去皮肉的隐秘部位，却没有在这些伤口发现任何证物。这证实了我们的推论，即她被发现的地点就是高特将她杀害并对尸体加以残虐的现场。倘若她死后才被搬运到那里，凝结的血块里面多少会沾有一些杂质，但她的伤口是全身最干净的部位。

    我们在黑暗中忙碌了一个多小时，渐渐地，她一英寸一英寸地告诉了我一切。她的皮肤十分细腻，像从未晒过太阳似的。身高五英尺八英寸，瘦削，几乎没什么肌肉。左耳穿了三个洞，右耳穿了两个，戴着耳钉和小耳环，全是金的。深色金发，蓝眼睛，五官匀称，她若是没有剃掉头发并且还活着，应该会相当漂亮。她的指甲没有涂指甲油，而且都被咬秃了。

    她仅有的几个旧伤在额头上和头顶左顶骨部位，呈线状，一英寸半到两英寸长。她手上唯一一处明显的枪击痕迹，是右手掌食指和拇指之间的枪管滑套烙痕，这可能是对方开枪时，她用那只手去抵挡的结果。倘若其他证据都符合条件，我们几乎可以说这弹药残留是自杀的痕迹，当然，这其实不是。

    “我想我们无法判断她惯用哪只手。”霍洛维茨的声音在我背后的黑暗中响起。

    “她的右臂比左臂稍微发达一点。”我说。

    “那么是惯用右手了。我想，她的卫生习惯和营养状况都很糟。”霍洛维茨说。

    “很像站街女郎——妓女，我推测是这样。”奥唐奈说。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妓女会剃光头发。”马里诺沙哑的嗓音从桌台对面的暗处传来。

    “这得看她想吸引哪些人，”奥唐奈说，“那个在地铁里见过她的便衣警察起先还以为她是男的。”

    “那时她和高特在一起。”马里诺说。

    “应该说是和一个你以为是高特的家伙在一起。”

    “才不是，”马里诺说，“她就是和高特在一起。我几乎可以闻到那混账的气味，好像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臭味。”

    “我想你闻到的是这女人的味道。”奥唐奈说。

    “移到下面，就这里。很好，谢谢。”雷德采集了更多纤维，与此同时，纤维脱离躯体的声音在厚重如天鹅绒的黑暗中接连交会。

    我忍不住说：“我觉得十分不寻常。通常若有这么多纤维痕迹，我会认为她被人用脏毛毯裹起来过，或者用汽车的后备厢运过。”

    “显然她有一阵没洗澡了，而且现在又是冬天，”雷德说着挪动光纤电缆，照亮一处死者童年时接种天花疫苗留下的细小疤痕，“她很可能好几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如果她常乘地铁或公交车到处跑，自然会沾上许多杂质。”

    综合来看，这是个穷困的女人，失踪了不知多久却没人报警，因为她没有家，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去了哪里。她是典型的悲剧性妓女，我们先这么假设。现在我们要将她移到验尸室的第六号台，由法庭牙医格雷厄姆检查她的牙齿。

    格雷厄姆是个阔肩的年轻人，他心不在焉的神情使我联想起那些医学院教授。他曾在斯泰登岛靠担任口腔外科医生谋生。如今他必须面对无声抗议的口舌，而所得的报酬说不定还不够支付出租车费和午餐费。死后的僵直现象已经消失，但就像讨厌牙医的固执小孩一样，这个已经死亡的女人就是不肯合作，最后他终于用一把薄锉刀撬开了她的嘴巴。

    “圣诞快乐！”他说着将光线移近，“她满嘴都是金牙。”

    “有意思。”霍洛维茨说，像在思索一道数学难题。

    “这是金箔修复法，”格雷厄姆指出门牙牙龈线附近的扁豆状金色填充物，“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指了指，“一共六颗，真是少见。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没有在这里见过。”

    “金箔修复法是什么玩意儿？”马里诺问。

    “讨人厌的玩意儿，”格雷厄姆说，“一种非常困难、没人喜欢的补牙方式。”

    “我猜以前你一定常拿它来考学生。”我说。

    “没错，”格雷厄姆继续动手，“牙医系的学生恨透了这个。”

    他继续解释：采用金箔修复法时，牙医必须将金粒敲进牙齿，这个过程中些微水分都会导致填充物无法密合。尽管填补效果非常好，但这种方式费工夫、疼痛且昂贵。

    “再说，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喜欢露出金牙，”他补充说，“尤其是前面的牙齿。”

    他继续记录这个女人在补牙、拔牙、牙模和牙齿变形等方面独有的特征。她有轻微的咬合不整，门牙有半圆形的磨损痕迹，这或许与她咬烟斗的习惯有关。根据报告，她被发现行踪时正含着烟斗。

    “如果她有抽烟斗的习惯，你不觉得她的牙齿上应该沾有尼古丁的黄垢吗？”我说，因为我实在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也许。不过你可以看看她牙齿表面的磨损状况——牙龈线附近用金粒填补的突出部位。”他指给我们看，“她牙齿的磨损主要是刷牙过度造成的。”

    “这么说，如果她每天拼命刷牙十来次，牙齿上就不会有烟垢了。”马里诺说。

    “拼命刷牙与她的卫生状况不符，”我说，“事实上，她的口腔与她身体所有其他部位的状况似乎并不一致。”

    “能看出她什么时候补的牙吗？”雷德问。

    “很难。”格雷厄姆边说边继续探测，“真的做得很好。很可能是同一位牙医做的，这人大概就在全国唯一还能找到金箔修复法的地区——西海岸。”

    “你怎么知道？”奥唐奈警探问他。

    “要补这种牙的人只能去找仍在采用这种技术的牙医。我就不用了，也不认识有谁还在用。但有个组织叫全国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有好几百个会员，都是自豪于还在采用这种特殊技术的牙医，他们最大的集结地在华盛顿州。”

    “为什么会有人想用这种方法补牙？”奥唐奈问。

    “黄金非常耐久。”格雷厄姆抬头瞄了他一眼，“有些人很在意装在嘴里的东西。白色合成填充物的化学成分有可能损害神经，而且也容易磨损、染上污垢。有些人认为银会导致纤维囊肿、头发脱落等。”

    马里诺说：“嗬，我说，有些痞子就是喜欢黄金。”

    “有些人的确喜欢，”格雷厄姆表示赞同，“也许她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想不是。我认为这个女人不是那种很在意自己外貌的人。我猜她剃光头发既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追逐流行。我们开始发掘她的内在。我了解得越来越多，然而属于她的谜团依然深不可测。

    她曾经动过子宫切除手术，将子宫整个儿摘除，只剩下卵巢。此外她还是扁平足。她的脑部前叶有一处脑内血肿旧伤，是重击引起的头盖骨破裂，就在我们发现的疤痕下方。

    “她曾遭到攻击，也许在几年前，”我说，“是那种可能导致人格变化的脑部伤害。”我想到了她一直四处流浪，没人在乎她，“她可能与家人疏远了，然后突然发病，陷入狂乱。”

    霍洛维茨转向雷德。“试试毒物检验，看看她体内是否含有苯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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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