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社会关系的深层存在

    ——评长篇小说

    张德祥

    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只关注自己身边的那点“生活”或“私生活”，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会走进“象牙之塔”。仍然有作家关注着普通民众的生活，关注着广阔时代背影上的社会现象。张平的长篇新作（率先刊载于《啄木鸟》1886年第2、3、4期）所展现的生活画面、所揭示的矛盾冲突，都包含了某种艰难的阵痛，触及到了社会现实的真实，可谓多年来少见的一部描写时代现实的深刻之作。

    一、睁眼看现实

    文学要不要反映现实生活，这是一个老问题了。虽然有些人早就抛弃了文学的“反映”论、“镜子”说，但文学又毕竟不能天马行空地“超现实”。于是有人提出要“直面世俗”，要写人的“俗”生活。文学也就“世俗”了许多，也“势利”了许多。聪明的作家不是写“风月”，就是写“风流”，媚时媚势的媚世之态可掬，直把渐渐“富”起来的人看得心满意足、心猿意马——真是天下太平，何不去“风月”“风流”呢？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阵痛”也就被轻轻地掩饰过去了，承受“阵痛”的人们的“沉重”感也就被消解得“烟消云散”了。于是，“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于是“放心喝茶，睡觉大吉”，不，应当是“放心喝酒，游玩大吉”，历史毕竟进步了许多。文学也就变成了“消闲”的把戏。

    但是，读过之后，才知道这个社会中除了“发财”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并没有“发财”的人，还有艰难、还有沉重，还有生死攸关的“抉择”——不仅仅是普通工人的抉择，也有市长的抉择。很显然，不是“闭眼”文学，而是睁眼看现实的文学。记得黄秋耘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大概是“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难道还有什么“疾苦”吗？是的，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很难从文学中看到什么“疾苦”，而今却从中看到了“人民的疾苦”——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普通工人的疾苦。当一个企业已经瘫痪、停工、濒临倒闭之时，与这个企业共命运了几十年的职工们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写出他们的命运不仅需要艺术勇气，而且更需要良心——文学为什么就不能关注他们的命运呢？

    我之所以看重在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这部作品是继《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几近20年之后再次关注国有企业及工人命运的作品，重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正面地表现了新的现实关系！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敢正面地触及这种新的现实关系。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变化不仅仅是人们衣着服饰及衣食住行的变化，不仅仅是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更深层的变化是现实关系的变化，即“经济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把与《沉重的翅膀》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一切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一切都已大异其趣了。这个企业里的“领导者”不是当年的“改革者”吗？但这里的工人依然就是工人，而且变成了无工可做的工人。这里的领导者形成了一个权利阶层，国有资产通过权力变成了“资本”，他们成了“改革”的既得利益阶层，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90年代有一个“流行词”叫“工薪阶层”，但媒体讳言与“工薪阶层”相对应的那个阶层是什么阶层。文学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就不能不反映现实关系的这种不动声色而又触目惊心的变化。理由是那样堂而皇之，手法却是如此“暗渡陈仓”，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马克思曾高度评价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提供的。揭示的关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比一切职业政治家、道德家、经济学家所提供的东西还要多得多、深刻得多，因而马克思称狄更斯、萨克雷等作家为“杰出的小说家”，称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几乎可以从巴尔扎克的作品中看到勺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张平的通过市长的视线，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上上下下的生动描写，可以说，揭示了这个企业是怎样一步步走到“破产”的边缘，揭示了现实关系在这里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把《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与这部联系起来看，也许破产的不仅仅是国有企业，重要的还有曾经在人们心灵中坚守的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部难得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对这十多年现实变化的一种历史描写，或者说，描写了历史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侧面，又是文学多年来讳莫如深的一个侧面。长篇小说恰恰是通过市长而不是别人目睹了这个侧面，这是市长难以想象而又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侧面。如果说改革是激流，是荡涤腐朽的激流，那么也不能不看到这汹涌澎湃的激流中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也不能不看到这激流中的暗礁与漩涡。正是这漩涡差点把市长也卷了进去，而且已经把许多人卷了进去，把国家的财产、工人的血汗也卷了进去，卷入了欲壑难填的漩涡之中。多少年来，我们的文学总是在直面现实的边缘徘徊，甚至“直面现实”被“直面世俗”取而代之，“世俗”代替了“现实”，以“世俗”的喧嚣掩盖“现实”关系的秘密变化，掩盖鼠窃狗盗之徒的猖獗行为。还有人大唱“宽容”的高调，要人们“宽容”什么呢？市长李高成终于认定了一个事实：“摧毁和颠覆着改革的，把人们对改革的热情全部变为对改革的憎恨的，正是眼前的这一群人！”“纵容和放过他们，都将是万劫不复的历史罪人！”这是亲眼目睹了漩涡黑洞之后的市长李高成的清醒，正是这种清醒促使了他痛苦而坚决的抉择。

    “现实”不只是“世俗”的熙熙攘攘，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关系。不敢揭示世俗红尘掩盖下的这种现实关系，文学就只能停留在现实的世俗表层上粉饰现实，就会离开现实主义。如果说，近两年来文学创作上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冲击波”，那么，应当说，张平的这部无疑是这个“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从《年底》、、《穷人》、《破产》、、、《人间正道》、《车间主任》到，可以看出这个“冲击波”的特征首先是“睁眼看现实”，看破“世俗”掩盖下的现实关系。

    二、在良心的天平上

    阅读时，不知道遇到了多少个疑问句、反问句，触目即是。叙事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对事态的追问。这是作家张平，也是市长李高成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这一幕幕触目惊心之事的追问，这一点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特征之一。

    那么，作家究竟要追问什么？为什么还没有学得“聪明”或学会“糊涂”？在人们变得“聪明”了许多的今天，还有谁愿意问“为什么”呢？还能问出什么青红皂白呢？不是说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么？“钱”不就是最大的“理”么？不是说“有理没钱莫进来”么？不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么？不是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么？这正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总经理郭中姚及其小集团信奉的逻辑，他们正是按照这个逻辑肆无忌惮地侵吞了国家的财产和工人的血汗，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利用手中的职权化公为私，把自己由国家干部、由人民的公仆变为贪污者，变为腰缠万贯的资产者，变为鱼肉人民的恶霸。仅仅十几年时间，为什么会滋生出这么一个阶层？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的逻辑吗？他们究竟是“改革”者还是“改革”的蛀虫？他们耀武扬威、花天酒地、为所欲为，难道对他们的逻辑与行为就不该问一个“为什么”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理所当然的吗？

    也许人们已经司空见贯，懒得再去问“为什么”；也许人们学得“聪明”了，学会了那难得的“糊涂”，大彻大悟了，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何必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呢？也许人们觉得已经难以问出结果，问也白问，倒不如不问。总之，在我们的文学家的笔下，再很少看到70年代末期文学中那种执着的“为什么”了。文学似乎一夜之间接受了“存在即合理”的说法，放弃了对现实的针砭与追问，而更愿意躲进“自我”的天地“与世无争”。从认同存在到屈从的叙事姿态，可以看出文学淡化了对现实的“热情”与“激情”；从拥抱现实到疏离乃至逃避现实，可以看出文学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理性穿透能力。对现实的逃避与放弃“为什么”的追问，构成了90年代后期文学整体上缺乏精神力量的颓废景观对现实的淡漠与对良知的淡漠，互为表里，说明了文学立场的后撤，撤退到“旁观者”的“看客”立场上，睁只眼、闭只眼，“醉眼中的朦胧”，有什么过不去呢？得过且过，麻木不仁，似乎是呐喊、启蒙、呼唤、干预了一个世纪的文学的最后的“恍然大悟”？

    但是，只要把现实状况放到良心的天平上，有良心的人仍然无法心如止水或心如死灰，仍然无法完全平静。就比如“抉择”的主人公李高成市长，当他真正了解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情况之后，了解了工人的处境及公司官僚阶层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吃惊了，他愤怒了，他无法平静了。他犹豫、他徘徊，他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但一颗没有泯灭的良心在促使他思考、追问，这一切是“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吗？一边是国有企业的停产与破产，一边是“寄生”在这些国有企业上的私人公司的火热火爆；一边是大批工人的下岗与生活艰窘，一边是那个“阶层”的暴利与暴富，“就仅仅只因为一个姓公，一个姓私？”“既然包袱太沉，何以又会生出这么多的更大更沉的‘寄生物’来？摊子太大，怎么在这摊子之外又能多出这么多新摊子？管得太死，又怎么会乱成这样？权力太小，如何会干出这么多胆大包天的事端来？……为什么却一个要死，一个能活？”“对这一切你又能做何解释？你解释得了吗？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完全可以把这一切都推委给社会。推委于客观，像郭中姚一样，推得干干净净。但能这样推委吗？这样推委能向眼巴巴望着他的几万工人交代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市之长，因为他心里还想着几万职工的生存问题，想着社会的稳定，想着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无法像郭中姚之流一样，无法像省委副书记严阵那样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或者干脆包庇这些鼠窃狗盗之徒，赶快让这个国有企业破产而不了了之。他无法做到让国家和工人蒙受巨大损失而问心无愧、无动于衷。因为他还有一颗良心，还有作为一个市长、作为一个人无法“跨越”的是非原则、善恶界限，因此，他不能同污合流。相反，这一切激起了他的爱憎，促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工人利益一边，站在了国家利益一边，站在了正义与法律一边。

    是的，对现实中发生的种种现象进行一种理性追问，是以良心为动力的。一个人要丧失了良心，也就丧失了是非原则，甚至会同流合污。历史在发展变化，人们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作出评价之外，也应当从道德良心上对历史作出评判。如果承认我们处在现实之中，承认我们的现实并非通体光明，那么，文学就不能放弃对现实的责任，就不能放弃精神灯火对现实的照耀。光明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人的良知良能，来自于人的良心。把现实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美是丑、是善是恶，让它们显示一下自己的重量和价值，让丑恶、邪恶、卑鄙在这个天平上无地自容。一个人，一个作家，敢不敢对现实作出一种理性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平在中塑造了一个市长，通过他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一个慰藉——面对现实，问心无愧，他作出了自己的良心的回答和选择。坚守自己的良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在一个处处都有着利诱的现实环境中。事实上，中的那个阶层，不是一个个都把良心拍卖了吗？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现实中，竟存在着一种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的观念。坚守良心的人常常被视做“傻瓜”，相反敢于卖身卖心而不择手段地掘取金钱的人常常趾高气扬，正如郭中姚之流一样寡廉鲜耻反而如鱼得水。这种没有良心的人恰恰是瓦解国家资产的、损人利己的一先锋”，是败坏社会风气的“英雄”，正所谓“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邪气嚣张。作家终于让这伙人落入法网，也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不容也。如果把这些贪污腐化分子们放在金钱的天平上，他们一个个脑满肠肥，财大气粗，可谓“大款”、“大腕”，重得不行。多少年来，人们习惯于用金钱的天平来衡量人的价值，但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放在良心的天平上称一称？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还有一点人味吗？难道文学不应当守护人类的良心，不应当揭破这些鼠窃狗盗之徒的罪恶，而应当为这些“蛀虫”脸上贴金么？把他们描写成“谁发财谁英雄”的“时代英雄”么？很显然，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罪人，或者像市长李高成说的那样，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而真正的英雄恰恰是与他们进行斗争的人——李高成及围绕在他身边的工人们。

    无疑地，如果说近两年文坛出现了一个“现实主义冲击波”，那么，的出现，便是这个“冲击波”中的重要之作。其意义在于正面地揭示了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关系；在于把社会现实放在良心的天平上进行价值追问。这两点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性质。虽然这部作品在叙事上、在人物塑造上还嫌不足，在艺术的打磨上还有很多欠缺，但这些遗憾都不足以掩盖作品本身散发出来的直面现实的艺术勇气及理性精神的透视，这一点在当前的文学中恰恰是最难能可贵的，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