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沈桂芬想到一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后任，光绪四年出使英国的曾纪泽。

    “到底找对了！”宝鋆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这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具、年纪、身分，还有他老太爷的余荫，足可勾当此事。”

    曾纪泽对洋务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纪也还轻，万里奔波，力所胜任，本人是袭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见重于俄国君臣，交涉比较容易着手。最好的就是所谓“他老太爷的余荫”，曾国藩勋业彪炳，门生故吏满天下，看这份上，将来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处，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责。曾纪泽能够不挨骂，那么总理衙门十大臣，连带也就可以少受责备了。

    “好！”恭王也点头，而且有更进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刚勋臣之后，与国同休戚，想来他明知艰巨，也说不出推诿的话。就照此回奏，上头没有不准的道理。”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宝鋆又说：“各国公使一起抗议，这情形也得让上头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驳他，“‘西边’最讨厌听这些话，以为洋人处处挟制，如果不问到，不必多说。”

    “是！”沈桂芬看了宝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点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会有什么大祸。”

    宝鋆细想一想果然。倘或大局决裂，崇厚当然要掉脑袋，不然就有点师出无名了。若是曾纪泽到了俄国，能把交涉办了下来，则依万国公法，没有杀崇厚的道理。而且将来转圜的办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纪泽，假托俄国人的要求，开释崇厚，表示议和的诚意，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

    “我已经托徐颂阁跟潘伯寅致意了，”沈桂芬说，“刑部预备复奏，请王大臣会议定罪，这又可以缓一口气。”

    徐颂阁就是徐郙，江苏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状元，现在当詹事府正詹，在南书房行走。

    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鸿藻，以徐郙联络同在南书房的潘祖荫，是南派“连衡”、“合纵”的妙用。

    这个年当然过得不轻松，但同样沉重的心境中，毕竟还有区别。一种是沉重得几乎承担不住，只想卸除负荷，好好喘息一会；一种是沉重得精神抖擞，整顿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担子挑起来，这就是沈桂芬与李鸿藻，也是南派与北派大概的区别。

    年初三，慈禧太后就跟军机见面。清朝以勤政为家法，大年初一办理政务，不足为奇，但总是虚应故事，不甚费心的事居多。这一天不然，从辰初见面，足足谈了两个钟头方始结束。

    接着，便连发了好几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议的条约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纪泽将“应办事件再行商办”，宗旨是“期妥协、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当然是关于崇厚的。他的罪名经过再三斟酌，定了四个字：“违训越权”。违训则可以作为拒绝批准的理由，越权则表示崇厚所“画押”的条约，只是他个人的私意。定这样四个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应付国际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因为他的罪名本来应该是“丧权辱国”，如果是“乾隆爷”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会遇到钦差，出诏旨立斩。

    然而“西佛爷”的权威，也很可观了。正月初三奉明发上谕，根据刑部的奏请，将崇厚的罪名交由亲王、大臣会议，就没有一个人敢为崇厚申辩。复奏说他“违训越权，情节重大”，于是，慈禧太后进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亲郡王一起会议定罪。

    正月初八，李鸿藻朝珠补褂，天不亮进宫递丧服已满，请安报到的奏折。当时召见，慈禧太后面许：“李鸿藻仍在军机大臣上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朝旨一降，贺客盈门。张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赶到李鸿藻家，等到了好消息，义不容辞地为李鸿藻分劳，兴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宾客。

    宾客中最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他的气量虽狭，然而城府极深，到李家致贺时，神态极其从容，并且不是道个贺，做到了应酬的礼节，随即告辞，而是闲逸地坐下来，与熟人闲聊，做足了与李鸿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礼的样子。

    他本籍吴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顺天和直隶的同乡，所以张之洞与李鸿藻商议，利用山西赈灾的余款，建立“畿辅先贤祠”，他亦是赞助人之一，这时候便正好谈这件事。

    “先贤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个年，”沈桂芬看着张之洞说：“香涛，该有一番举动吧？”

    “春秋二季致祭是常礼。今年第一个年，自当别论。”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里举行一次祭典。

    张之洞跟沈桂芬谈“畿辅先贤祠”，谈得十分投机，可是议论时向，就格格不入了。当时，崇厚失职，荐主不能无咎，这些追究责任上的话，张之洞是不会提到的，他所谈的是边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购置新式枪械、如何择要防守，口讲指划，旁若无人。而在举座侧目之中，独有沈桂芬不断摇头，间或夹以无声的冷笑，那种轻视的神态，对兴高采烈的张之洞来说，仿佛兜头一盆冷水。

    “事非经过不知难。”等张之洞的话告一段落时，沈桂芬接口说道：“局外人的高论，可以拣有理的说，自然动听，局中人不尚空谈，要讲实际。香涛，有一天你执了政，记着我今天的话。”说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动地拱拱手：“失陪了。”

    这个软钉子，碰得张之洞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心里好不是滋味。过后思量，越想越不服气，沈桂芬总当清流论政，无非书生之见，纸上谈兵，倒偏要做个样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吴大澂。

    吴大澂从陕甘学政任满回京，不久因为山西、河南、陕西大旱，奉旨会办赈务，躬历灾区，不避辛劳，救的人很不少。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曾国荃，都在奏折中说他的好话。慈禧太后决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员，吴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驻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务水利。

    这个缺分很苦，但东有开封、西有洛阳，南岸就是荥阳、汜水，正是中原古战场之地。

    吴大澂虽是苏州人，却深慕他的乡先贤，明朝的韩雍。他平时喜欢谈兵，经常与亲兵在一起练洋枪打靶，颇有“准头”，沾沾自喜，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斜阳影里凭吊古迹，策马高岗，揽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又跟潘祖荫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颇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头，因而一时也不想求什么升迁。

    对俄的纠纷一起，象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沉默，他跟张之洞意气相投，平时常有书信往来，这时候自是洋洋洒洒，大谈筹边之计。其时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发，做学问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吴大澂的同乡，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这一科的状元洪钧，就是专门搞这一套的。吴大澂亦颇有所知，因而论到西北、东北的山川形势，头头是道。张之洞灵机一动，认为吴大澂应可以有一番作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气，当时便检出吴大澂最近写来的两通长函，送给李鸿藻去看，要求李鸿藻保荐吴大澂带兵筹边。

    慈禧太后此时已经打定主意，跟俄国能善罢甘休，还则罢了，不然就得开仗。所以每天催恭王筹划边防，整顿战备，一等有了成议，下诏求贤，自是当务之急，宿将鲍超，决定起用，连充了军的陈国瑞亦打算赦他回来效力。见此情形，李鸿藻觉得保荐吴大澂，正是人臣事君应有之义，因而一口答应了张之洞的要求。

    话虽如此，也不能贸然举荐。李鸿藻虽然名心稍重，但为人诚恳，他觉得保举人才，虽是大臣的报国之道，但亦须为被保举的人，谋一个能够发挥所长，将帅和协的善地，才算尽了提携的责任。

    经过与张之洞的一番筹议，李鸿藻为吴大澂找到了一个人地相宜的差使，只待正月十七的会议过后，就可进行。

    正月十七在内阁的会议，要议的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崇厚的罪名，刑部司官已经过细心推求，拟了一个奏稿作为会议的根据。说他“违训越权”是句笼统的话，到底如何“越权”，如何“违训”？不能不在大清律例上求得一个适当的比附。看来看去有一条“增减制书律”可以比照，对外国的条约，须奏奉钦定，即与“制敕”无异。“增减制书”的行为，自有已行、未行的区别，虽然条约未奉批准，但已画押用印，就是“已行”，而“增减制书已行”者，是斩监候的罪。

    看了刑部司官所作的判决，无人提到异议，议罪一事，就算定谳。另一件事是总理衙门所上的一个折子，事宜是“筹备边防事宜”，一共八条，洋洋数千言之多，范围太广，无从议起，而且看一遍就得花好些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工夫来细心研究，纷纷画押，草草成议，由内阁具奏，听候圣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