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拉坐在阿卜杜拉·沙里夫对面。他身材瘦弱，脑袋很小，鼻子很大，整张脸遍布着凹凸不平的伤疤。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很短，竖在头皮上，活像很多插在针垫上的铁针。
“你一定要原谅我，小姐，”他说，摆了摆松垮的领口，用一条手帕擦了擦额头，“我怕我还没有完全康复。还得再服用五天这些名字叫做？？磺胺药的药片。”
莱拉在座位上挪了挪身体，以便用她那只完好的右耳对着他。“你是我父母的朋友吗？”
“不，不是的，”阿卜杜拉’沙里夫匆忙说，“请你原谅。”他举起一根手指，喝了一口玛丽雅姆放在他前面的水。
“我想我应该从头说起，”他用手帕擦了嘴巴，接着又擦额头，“我是个生意人。我开了一家服装店，主要卖男装。长袍、帽子、棉袍、西装、领带——反正你能想到的全都有。在喀布尔有两家店，分别在塔伊马尼区和沙里诺区，不过我把它们都卖掉了。巴基斯坦有两家店，在白沙瓦。我的仓库也在那边。所以我经常在两地之间奔波。这些日子？？”他摇摇头，疲惫地笑起来，“让我们说这只是一场冒险吧。
“我最近在白沙瓦做生意，忙一些接订单、核对库存之类的事情。当然也会看望我的家人。我们有三个女儿，感谢真主。圣战组织开始自相残杀之后，我把她们和我妻子接到白沙瓦。我可不想让她们成为殉道者。老实说，我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成为牺牲品。我很快就要去跟她们相会了，真主保佑。
“反正我本来打算在上个星期三回喀布尔一趟。可是很不走运，我病倒了。我不想跟你多说我的病情，小姐，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当我去处理一些私人事情的时候，这两条该死的腿沉重得我寸步难行。希望古勒卜丁别患上这种病。我的妻子，亲爱的娜迪雅，安拉保佑她，她要求我去看医生。但我以为喝些水、吃点阿司匹林就可以把病治好。亲爱的娜迪雅坚持要我去医院，我说不去，我们就这样争来争去。你知道的，有句俗话叫犟驴还得犟人赶。不过这次赢的恐怕是那头驴。那头驴就是我。”
他喝掉剩下的水，把杯子递给玛丽雅姆。“不麻烦的话请再给我一杯。”
玛丽雅姆拿走玻璃杯，倒水去了。
“不用说，我应该听她的话。她看问题一直比我更清楚，真主保佑她长命百岁。等到我决定去医院的时候，我已经发烧了，浑身发抖，像一棵风中的苦楝树。我连站都站不稳了。医生说我的血液中了毒。她说要是再迟两三天，我妻子就得当寡妇了。
“他们让我住进一间特殊病房，那是给病得很重的人住的，我想。啊，谢谢。”他从玛丽雅姆手中接过水杯，把手伸进外衣的口袋，掏出一颗很大的白色药片。“这些东西有这么大。”
莱拉看着他把药片吞下去。她注意到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觉得双腿很沉重，好像被灌了铅一样。她告诉自己这个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到现在为止还没说出什么话来。但他马上就会继续说下去，她强行压制住心中那个站起来离开、在他说出她不想听的话之前离开的念头。
阿卜杜拉·沙里夫将水杯放在桌子上。
“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你的朋友，穆罕默德·塔里克·瓦里扎伊。”
莱拉心跳加速。塔里克住院了？住在一个特殊的病房？给病得很重的人住的特殊病房？
她干咽了一口，在位子上挪动着身体。她必须让自己镇定下来。否则的话，她担心自己会情绪失控。她强迫自己不再去想着医院和特殊病房，却想起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很多年前他们两个参加法尔西语冬季班以来，她还没听见有人用全名称呼塔里克。上课钟响之后，老师会点名，这样叫他的名字——穆罕默德·塔里克·瓦里扎伊。听到老师叫出他的全名，她觉得真是古板得很好笑。
“我从护士那儿听到他的遭遇，”阿卜杜拉·沙里夫继续说，他用一个拳头拍打着胸膛，好像是为了让药片通过食道。“我在白沙瓦住了很久，已经完全能听懂乌尔都语。反正我听到的情况是，你的朋友当时乘坐一辆载满难民的大货车，总共有二十三个人，他们都要去白沙瓦。接近边境的时候，他们碰到了枪战。一枚火箭弹击中了大货车。说不定那是偏离了靶子的火箭弹，但你永远无法了解那些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只有六个人活了下来，他们全都住进了同一家医院。有三个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去世了。有两个还活着一听说是一对姐妹——出院了。你的朋友瓦里扎伊先生是最后一个。我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已经住院将近三个星期了。”
这么说他还活着。但他们把他伤得多重呢？莱拉疯狂地想知道答案。伤得多重？显然重得需要让他住进一个特殊病房。莱拉意识到她开始浑身冒冷汗，面孔发烫。她试图想起别的事情，一些高兴的事情，比如和塔里克、爸爸一起去巴米扬看大佛的旅程。但塔里克父母的样子自行浮了上来：塔里克的母亲被卡在翻转的大货车之下，隔着烟雾凄厉地呼唤着塔里克，她的手臂和胸膛都着火了，假发在她的头顶熔化？？
莱拉的呼吸变得非常急促。
“他的病床就在我的病床旁边。我们之间没有墙壁，只有一道帘幕。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他。”
阿卜杜拉·沙里夫突然发现自己很想摆弄他的结婚戒指。这时他降低了语速。
“你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伤得非常——非常严重。他身上到处都插满了橡胶管。起初？？”他清了清喉咙。“起初我以为他在那次爆炸中失去了双腿，但有个护士说不是的，只是失去了右腿，左腿是在先前一次受伤中失去的。他的内脏也受了伤。他们已经给他动了三次手术。取出一部分内脏，别的我就不知道了。他还被烧伤了。非常严重。他的病情我就说这么多。我相信这些已经足够让你夜里做噩梦了，小姐。我再说也没意义了。”
现在塔里克两条小腿都没有了。他只有一个躯体，加上两条残余的大腿。没有腿。莱拉觉得她要崩溃了。她故意绝望地让她的思绪飘出这个房间，飘到窗外，离开这个男人，飘到外面的街道之上，飘到城市上空，飘过它那些屋顶平坦的房子和市场，飘过它那些迷宫似的、通向一片片沙漠的狭窄街道。
“他多数时间都处于麻醉状态。不然会很痛，这你明白的。但当麻醉药的药效消退时，他也有头脑清楚的时候。很痛，但头脑清楚。我会躺在病床上跟他聊天。我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从哪里来。我想他很高兴有个祖国同胞在他身边。
“多数时候是我在说话。他说话挺费劲的。他的嗓音嘶哑，我想他的嘴唇动起来会发痛。就这样，我跟他说起我的女儿，说起我们在白沙瓦的房子，我跟我的小舅子正在那座房子后面盖一条走廊。我告诉他我卖掉了喀布尔的商店，打算回来完成移民手续。我说的话不多。但最少能让他分心。至少，我希望能让他分心。
“有时候他也说话。有一半时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能听出一个大概。他跟我描绘他住的地方。他说起他在加兹尼的叔叔。他母亲的厨艺和他父亲的木工手艺，还说他父亲会弹手风琴。
“但谈得最多的是关于你的事情，小姐。他说你是——他怎么说来的——他最早的记忆。我想应该是这样吧，是的。我能看出来他非常关心你。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但他说他很高兴你不在那儿。他说不希望你看到他那副样子。”
莱拉又觉得双脚沉重，牢牢地钉在地面上，似乎她全身的血突然间都倾注到那儿去了。但她的思绪却在远方，自由地飘荡着，像一枚飞速前进的导弹，冲离喀布尔，飞过棕色的崇山峻岭，飞过散布着一丛丛鼠尾草的沙漠，穿越红色岩石犬牙交错的峡谷，飞过白雪盖顶的山峰？？
“我跟他说我要回喀布尔，当时他请我来找你。跟你说他一直在想着你。说他思念你。我答应他我一定做到。你也能看出来，我很喜欢他这个人。我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有教养的男孩。”
阿卜杜拉·沙里夫用手帕擦了额头。
“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他一边接着说，一边继续摆弄那个结婚戒指，“我想应该是晚上吧，在那些地方可说不清楚。太阳出来，太阳下山，里面的人都看不到。但我醒了过来，我旁边那张病床周围有一阵骚动。你一定要明白，当时我也被麻醉了，总是不停地醒过来昏过去，所以很难判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梦到的。我只记得医生围着那张病床，一会喊这个，一会喊那个，警报器响个不停，地板上到处都是针管。
“第二天，那张病床空了。我问了护士。她说他很勇敢地搏斗，但输给死神了。”
莱拉隐隐约约知道自己正在点头。她已经知道了。她当然已经知道了。自从她在这个男人对面坐下来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知道他为什么来这儿，要带给她什么消息。
“起初，你知道吗，起初我甚至觉得没有你这个人，”这时他在说话，“我以为那是他麻醉之后说的胡话。也许我当时甚至希望没有你这个人；我一直害怕把坏消息告诉别人。但我答应过他。再说了，就像我说的，我已经喜欢上他了。所以几天之前，我来到了这里。我在附近打听你，跟一些邻居聊天。
他们让我到这座房子来。他们还跟我说起你父母的遭遇。我听了之后，嗯，我转身离开了。我不想告诉你。我想你肯定会受不了的。谁都受不了。”
阿卜杜拉·沙里夫从桌子那边伸过手来，放在莱拉的膝盖上。“但我还是回来了。因为，最后我觉得他会希望你知道的。我相信这一点。我很抱歉。我希望？？”
莱拉再也听不进去了。她想起了那一天，有个从潘杰希尔来的人到她家报丧，说艾哈迈德和努尔已经阵亡。她记得爸爸脸色苍白，瘫倒在沙发上；妈妈听到噩耗的时候，猛地用手掩住嘴巴。那天，莱拉亲眼见到妈妈情绪失控，她自己吓坏了，但并不真的感到难过。她当时并不理解妈妈的丧子之痛有多深。如今，另外一个陌生人带来了另外一个人的死讯。如今，坐在椅子上的人正是她。那么，这是她的报应吗？惩罚她曾经对亲生母亲的悲痛无动于衷？
莱拉记得妈妈如何瘫倒在地、如何尖叫起来、如何抓住她自己的头发。但莱拉却连这副样子都做不出来。她几乎不能动弹。她一丝力气也使不出来。
她没有像妈妈那样，而是坐在椅子上，双手无力地垂在大腿上，眼神迷茫，任由自己的思绪翻飞。她任由它翻飞，直到它找到一个地方，一个安全的好地方，那儿的麦田绿油油，那儿的流水很清澈，成千上万的杨絮在空中飞舞；爸爸在那儿的合欢树下面看着书，塔里克双手交叠在胸前睡午觉，而她在那儿把双脚伸进沟渠中，在那些被阳光晒得发白的古代石头神像的凝视之下做着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