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靓颖是不是“青年领袖”？她凭什么做“青年领袖”？
2005年，章子怡与其他几位出色的艺人、经济学家、报人被国内某家媒体评为“十大青年领袖”，旋即在国内引起不小的争论，甚至有人撰文耻于这种“人造领袖”的行为。一年后，当有消息称张靓颖将作为亚洲娱乐圈唯一代表，与李彦宏等知名企业家一起出席4月21日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特别圆桌会议”时，同样引来无数网民的声讨。
领袖、“青年领袖”和“意见领袖”
网上纷纷扰扰的诸多争论，让我不得不感叹“有限的语言”是“无限的牢笼”。我们用语言思考，又不得不在语言的陷阱或者窠臼里坐井观天。“领袖”一词，便可搜为一例。近代以降“领袖”一词被圣化，而由于“领袖”导致的记忆伤痕更让人们在重新见到它时不约而同地产生畏惧之心。然而，在今天走间开放的时代，“领袖”之语义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如果我们仍然套用从前“政治领导一切，包罗生活万象”的“领袖观”来阐述今天“青年领袖”们的生活，难免会驴唇不对马嘴。在此，为更好地分析“青年领袖”的含义，我们有必要考查这些词语的诞生，做一番简单的、正本清源的工作。
那么何为“领袖”？从字面的意思来看，自然就是“领子”和“袖子”。比如《续汉书志·第四·礼仪志上》所说，“皆服都纻大袍单衣，皁阳缘领袖中衣，冠进贤，扶杖。”由此可知，“领袖”原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为平凡的词汇。一个人出门入室，作为社会礼仪的一部分，“领袖”常常是为自己留意、被他人注意的。
当然，由于“领袖”在服饰美学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它后来被用来指称一个国家或者某个团体的领导者，带头人或中坚力量。第十七回“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里面便有关于“领袖”的记载：“景兰江指着那一个麻子道：‘这位是支剑峰先生。’指着那一个胡子道：‘这位是浦愚卿先生。都是我们诗会中领袖。’”由此可见，旧时“领袖”不但未必玉树临风，甚至可能丑态可掬。
在有些时候“领袖”同样被当做对坏人的奖赏。比如说在《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里：“谁知这人，却是扬州一个大光棍。当机兵、养娼妓、接子弟的，是个烟花的领袖，乌龟的班头。”
所以说，在“领袖”一词被圣化以前，它并非完全以褒义的、值得赞美的形式出现。甚至到了清季，“领袖”和“领头”“头目”等词汇仍有意境相通之处。
从词源上看，“领袖”一词的出现至少可以上推到晋代。《晋书》记载了司马昭对魏舒的一段评论：“文帝深器重之，每朝会坐罢，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魏舒这人不错，堪当人之表率。
但是，这并不是说那“路人皆知”的司马昭愿意禅让其位，希望四十岁才开始做芝麻官的魏舒先生成为国家的政治领袖，让他来领导魏晋，以此收揽竹林里的人心。换言之，司马昭讲魏舒乃“人之领袖也”，并不是要拱手把“自己的领（与）袖”让将出去，甘心自己穿着一个谦卑的背心走在历史的光阴里。
至于“青年领袖”，则是一个外来词。达沃斯经济论坛的重要奖项之一便是“全球青年领袖”，每年全世界都有约3500名40岁以下杰出的精英青年领导被列入候选人名单，然后遴选出200人作为“全球青年领袖论坛”的正式成员。值得注意的是，“Leader”确指“领导者”“引领者”，本身并不具有中文语境下“君临一切、驾驭一切”的特殊含义。事实上，有关“青年领袖”的误读，和人们对“意见领袖”这一概念的误读如出一辙。过去几年间，当一些活跃于互联网上的时代批评者陆陆续续被国内媒体或学人称为“意见领袖”时，立即遭到了许多激烈的反对。然而，之所以有这么多抗议，主要原因是许多人对“意见领袖”这一词语并不了解。
同祥，“意见领袖”也是中国传播学界对“Opinion Leaders”这一关键概念的引入。当然，“意见领袖”更准确的含义是“观点引领者”，它是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助手最早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概念。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点，其一，“意见领袖”是指“在媒介信息传给社会群体的过程中，那些扮演某种有影响力的中介角色者”，即所谓“意见领袖”是指“信息掮客”，而不是意见的决定者；其二，“意见领袖”通常是作为一个复数概念被引用，这点很重要，它足以说明意见领袖在话语空间里所具有的多元特征，即舆论形成并不是由具体某个人单方面完成的大一统的意见布局。进一步说，在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充当意见领袖，就像“圆桌武士”这个概念，除了特指武士外，实际上它还暗合了一种平等精神。
如上所述，在汉语语境下，将“Opinion Leaders”译为“观点引领者”可能更加符合人们对这一关键概念的理解。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中文“领袖”一词的起源，同样发现“领袖”最初并不是作为拥有最高政治道德与政治智慧的统治者的化身出现，可以高高在上、为万民万世所景仰。
“榜样年华”
叹息徘徊在婚外的恋人，多会想到“花样年华”；感慨“时间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者，多会谈到“水样年华”、甚至有畅销小说被冠之以“草样年华”引人注目。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时光对于人之生命是何其珍贵！倘使我们有心盘点中国过往的历史，亦不难发现，几千年来，由于过度强调政治道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人性与自我意识的压迫，实际上也使中华文明史变成了一部“榜样年华”史。
古代的青年才俊谈到自己的人生极乐时，莫不提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用今天话来说，就是同时收获了爱情与事业，不但结得了婚，还买得起房。
然而，古时的“金榜题名”，同样酝酿了无数悲剧。那些穷其一生只读圣贤书的人，其所谓勤学苦读，不过是“练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把自己一生的抱负都寄托于帝王将相的恩泽。所以，一旦上榜无望，许多人会因此丢失了宝贵人生的意义。更有皓首穷经者，像是里终于自杀的监狱图书馆老管理员——既然上不了皇上的榜，就索性上了屋下的梁。
今天，我们可以轻易看穿苦求上榜者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把自我评价的重任与自我实现的标准拱手让给了他人，全然忽略自己才是一生最真实的主人与创造者。
关于这一点，黄建新在其执导的影片《求求你，表扬我》中亦有所演绎：儿子名叫杨红旗，四十多岁都没有得到过一张奖状，而他的父亲则当了一辈子劳模、拿了几面墙的奖状。父亲生前唯一的愿望是儿子也能拿上一张。由于没有拿过一张奖状，儿子也自觉没出息。为此，跑到当地的一家报社不厌其烦地给记者讲自己如何解救一名险被强奸的女大学生的事迹，希望得到表扬。然而，人们并不相信他，甚至把他当做了精神病人。而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完全被打破，奖状成了他生活的主角。
应该说，渴望受表扬、拿奖状、上光荣榜或金榜题名，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个人如果将自己一生的意义评判完全交付给他人，它同时意味着主体意识的沦陷。久而久之，人们所谓“无私奉献”或“积极上进”，亦不过是“自我淘空”与“自我放逐”的代名词，原本强健的人因此变得虚弱不堪。否则，你很难理解，一个曾经奋发有为的青年，会因为“落榜”“得不到表扬”而自我否认。事实上，无论榜上有无他的名字，都不能真正增减他丝毫聪明才智。更有甚者，像电影《铁十字勋章》里的德国军官，他之所以上前线杀敌人、杀战友，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胸口上能别一枚勋章。
自古以来，榜样及其所具有的力量一直被高歌。然而，榜样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譬如说古人为了维护男权社会的“贞洁政治”，于是把某些贞烈或守活寡的女人立为榜样。但是，在人心开放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不过是通过一种表扬的方式惩罚一个人，给一个活生生的人“盖棺定论”，使之成为远离其真实生活的“符号的奴仆”。显然，这种牺牲个人真实幸福以谋求道德秩序的行为在今天已不再受到人们的推崇。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国家作为利益共同体，人们最关心的是公正平等的契约精神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而不是竞争谁应该额外多付出一些，并以此指责别人不道德。
青年领袖的进步意义也在于此。这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就，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创业之初，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要当选“青年领袖”号召他人，而是因为他们追求自我实现。“青年领袖”和榜样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开放的，反对权威的，后者则是封闭的，作为道德标杆同时也是排他的。所以，当有论者抨击“青年领袖”的评选缺乏权威性时，我以为没有权威性恰恰是“青年领袖”最可珍视的地方。如果我们认同思想共和国的价值，赞成每个人都可以而且能够自由思想，那么就不应该稀罕这种权威。因为，任何人都“有领有袖”，都可以借着自己独立的判断与奔放的热情让自己或他人充当一时一势的英雄或“领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或为丰富自己的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上，今日中国“青年领袖”异军突起，让人不禁联想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之上升”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繁荣。中国也将因此迎来一个“领袖辈出”的开放时代。
开放时代，领袖辈出
张靓颖作为娱乐圈的新人，为何能进入“青年领袖”的行列并受到如此意义重大的论坛的邀请？赞成者如有参评人士指出：“张靓颖是博鏊亚洲论坛结合各个评选人的意见评选出来的。张靓颖是从‘超女’中冲出来的‘大众音乐’的英雄。无论她的出身、成长、成名，还是她本人的条件、水平，都是对‘大众音乐’最好的注释。”
今天，我们生活在“地球村”（麦克卢汉语）里，套用诗人韦尔特书信里的词语，传播“正在改变地球的面貌”。但是，当“大众+传媒”赋予一些育年才俊以“领袖”之名，以致“镁光灯下，领袖辈出”时，无论是台上的领袖，还是台下的观众，都更应该有一颗平常心。这一判断之最紧要处就在于，无论是大众还是传媒，和司马昭一样，并没有真正放弃自己手中的权柄，而“商界领袖”“娱乐领袖”也没有因为“抱得领袖归”而多半点执行力或者强制力。就像新闻记者被人们“封（无冕之）王”，然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终究还是要在柴米油盐中过着庸碌寻常、仓促无力的一生。
从这方面说，笔者更愿意将“青年领袖”们视为一群穿戴着光鲜或古老的时代价值的模特。换句话说，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推选出几个“青年领袖”，一方面，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对青年才俊的奖赏，是一个理性社会自我激励在某种意义上的实现；另一方面，这也为我们平凡无奇的生活添选一点亮色。虽然这些才子佳人在某种程度上被称为“引领时代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遂其心愿左右整个社会，让社会在他们的哨声里齐头并进。
如上所述，从契约的角度来说，无设这些青年荣获怎样的“领袖”头衔，社会并没有赎予他们任何强制力，让他们可以逼迫台下或远程的看客换上被摊派的衣裳，走到t型台上去合唱。
如有媒体指出，青年领袖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他们（指李彦宏等）奋斗之初不属于哪一个利益团体，没有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某一个‘家长’。他们没有家族资产可以继承，也没有某一个组织的照顾和扶持，但他们也因此而拥有了更宽广的天地。……他们的传奇，是这个时代的传奇，是开放时代的必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多的开放，更多的希望。”（《开放的时代创造青年领袖》，《新京报》2006年4月21日）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封闭社会走向了一个人各有志的开放的社会，因为开放，中国人正在源源不断地获得历史的酬劳。
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开始了“领袖下凡”，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的成长，同样为“凡上领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因此看到许多寻常人家的子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非凡成就，并被一些媒体或团体，追捧为“商界领袖”或“娱乐领袖”。“领袖下凡”与“凡上领袖”所为我们一起展示的，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动人图景。领袖与凡人之间的政治樊篱被彻底打破，没有高高在上与低低在下的区别。
传播本质上都是双向交流。对于旧有观念与仪式的瓦解，仅靠“领袖下凡”显然仍不足以完成。如果我们有着开阔的心胸检讨过去，就不得不承认对“英明领袖”的崇拜与对自我的放逐曾经导致中国历史上一场整体性的社会灾难。但是，对“包罗万象的领袖”的防治，以及有关记忆伤痕的弥合，并不是通过抛弃“领袖”这一词汇所能解决。相反，我们更应该对“领袖”正本清源，通过“领袖下凡”和“凡上领袖”见证“领袖”回归平凡。
今日中国，世易时移。正是由于以上诸种原因，在这个渐次开放的转型时期，我们应该抛弃原有的关于政洽或意识形态的旧识或歧见，鼓励更多的“青年领袖”出来抛头露面。事实证明，这个社会不但没有因为众多“青年领袖”的出现遭受亏损，反而因为他们的活力四射有所增益。就像“意见领袖”在公共空间代表着“观点掮客”一样，各行各业的“青年领袖”，同样以时代价值与生活进步的掮客姿态出现于公共视野，但是他们并不实施任何强制的说服。至于“买卖”是否会成功、价值是否被引领，则完全取决于各自判断，毕竟在“人的生意”上强买强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更何况，我们现在应该批评的不是“领袖”太多，而焉“领袖”太少人人生龙活虎，国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