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周三晚上我从西南八号街的一个酒吧的高脚凳上站起来，拿起我随身携带的包，和迪克斯·巴特勒走到街上去招呼出租车——我们要去里维埃拉大道6321号。西南八号街上所有的酒吧的收音机都在用英语或西班牙语播放着两艘苏联船舰已经进入我方封锁线内五十里的新闻，这是美国海军在古巴岛屿周围设立的。
刚刚过去的周一、周二、周三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日子。在华盛顿，各种各样的打印资料在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兰利的重要人员之间流传，这些资料显示的是撤离到弗吉尼亚、马里兰州的地下防空洞的路线。在JM/AVE，我们获得了佛罗里达州南部的防空洞详细地图，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两年前在埃弗格莱兹的沼泽地建立了一个二十人的防空洞。这真是一项有趣的成就，因为在埃弗格莱兹的沼泽地，水上两英尺以上根本就找不到土地。兰利总部传起了一个流言到JM/AVE，说鲍比·肯尼迪宣布他不打算去任何防空洞：“如果必须撤退，那么就会有六千万美国人被杀害，俄国人也是如此。我必须坚守在胡桃山。”
当我把这个流言告诉迪克斯·巴特勒时，他说：“你怎么知道鲍比在胡桃山没有自己的地下工程？”
这也是赞尼特观察到的“模板”之一，人们的情绪各种各样，就像有石子扔进了鸟群，我们这么快死去似乎不太适宜。当我觉得愤怒的时候，我的胸口像被烫伤了一般灼痛难忍，烦恼亦是几乎惹人哭泣；此时的愤世嫉俗也足以毒害人命。现在在JM/AVE内部，很难说谁更不受欢迎，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流亡者，还是肯尼迪兄弟？比尔·哈维确信有人背叛了古巴，说：“如果我们不来点真枪实弹，赫鲁晓夫会在谈判中对着肯尼迪放肆的。”
人们不断地在喜悦与忧郁中转换，自己无法掌控局面的想法渐渐浮现。现在的迈阿密，像粉扑一样柔软，像毒蝎一样残忍，像天堂一样悬在空中。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说开了，没有人会抗拒等待，除了哈维。他像一锅沸水一样愤怒，他那禁锢的衣领都要绷开了，迪克斯·巴特勒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JM/AVE的领导让他允许我们继续做任务，哈维就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临时安排了几项工作。
然而，他把我远远地带到一边，悄悄对我说：“哈伯德，我还不能确定你是否可以回来工作，但是如果你回来工作了，那么这个世界也仍将继续，只是我希望我能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所以你不要告诉蒙塔古你要去古巴，有关你的事情他会联系我，届时我会告诉他是你自发地离开美国去完成我派给迪克斯·巴特勒的任务。我不会控告你擅自行动，因为这是你我之间的事情，但是，假如你‘错误地’把真相告诉了上级，那么你就要与我对簿公堂了。而那时我就会出具你签署的证明：我自愿与迪克斯·巴特勒一同外出，写下证明并签上你的名字，详细内容可以这样写：‘我，赫里克·哈伯德，承认收到编号为7418537的文件，并承诺遵照其指示。’”
“我看过7418537号文件吗？”
“现在就给你看，”他大声地读了起来，“兹命令B号办公室以及JM/ AVE的所有员工都只能在基地十英里范围内活动，直到安全度过危险期。在此期间，所有人的通信工具都要保持畅通无阻。”
“明白了，长官。”
“我现在就要公布7418537号文件了，十分钟之后它就会出现在你的桌子上，你收到之后尽快给我回复。”
我的确很快收到了文件并上交了我的回复，我一下子就松了一口气，似乎自己已经完全自由了。因为我有可能两天时间就死亡消失，所以我完全可以再对休·蒙塔古撒一次谎。再怎么说，野蛮比尔肯利用我们也是有他自己的目的。我们就要乘坐欧亨尼奥·马丁内斯的船只公主号，载着成箱的照明弹驶向古巴了，之后再用橡胶小艇运载分发给哈维在古巴的一个联络人。如此一来，古巴的地下组织就可以得到这些资源用于照亮夜晚美国军队入侵古巴的道路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此项任务的全部内容了，这对我心境的影响十分显著。在如此被动的等待中，我很疑惑“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计划并没有体现出“分娩”所该有的强烈痛苦，参与此次计划的人们都明白此刻的存在其实也意味着永远失去，因为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极其富有危险性。
而我本人也是在这样的思虑中不断地徘徊。我记得曾经站在我公寓房间的全身镜前，看着镜中那副严肃的表情，想着把我这些杂乱无章的情绪隐藏其中，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位高大得体的青年。我从来没有觉得镜中的自己是如此遥远，我问自己：“难道明星就是这样的吗？”
周三下午一两点，巴特勒就载着我们去了基拉戈码头，我们装载了一个十四英尺高的可充气的黑色橡胶艇，并在其中装上了一千五百磅的水泥砖和沙子，假装成载着同等重量的物资和人力的样子，然后我们出发驶向了更小的关口。我们调整船舷穿过红树林沼泽，把船开过落潮时的阴影，拉高船舷或者降低船底（如果有必要的话），直到巴特勒得到满足，我们也回到了停泊区。我们装了一整车的“货物”去了临时仓库，在那间黑暗的小屋里，我们把卡车引擎放入装了一半水的桶中，摸黑练习了简单的修理工作，即拆开又重组。多年以前，我在农场接受训练时也曾度过如此漫长的一天，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诺福克南部的一个小峡谷，布置给我们的任务强度也与这次类似，然而，我现在已经毫不记得当时究竟学到了什么，其实我很怀疑明天我是否还能记得我今天学到了什么。
当天下午五六点我们又开车回到了迈阿密，随即去了一家酒吧，点了三杯朗姆鸡尾酒，巴特勒说：“为了庆祝我们就要完成的种植园修复工作，干杯！”同时也要为了柏林干一杯（这个话题稍微敏感了点），那就 “为‘天堂’干杯！”巴特勒说道。这句话吓了我一跳，因为我的脑子里也正在想着这个词。难道是因为世界末日的临近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了心灵感应？这似乎是一个逻辑问题。我叹了一口气，一杯酒下肚后，我似乎又看到了今天下午基拉戈海上的美丽风光——明亮浅绿色的海，岩石降落至更加明亮的海蓝宝石透出的彩虹中。不计其数的小鱼在水中穿梭，“护送”着我们的船只驶过红树林沼泽，而后又消失在密密麻麻的沼泽中。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里维埃拉大道6312号，换了行装——从衣柜中取出黑色高帮的运动鞋，穿上黑色牛仔裤，套上黑色高翻领毛衣，戴上黑色头罩，只露出眼睛和嘴巴。接待室里很热，其他人的涤纶套装和热带衬衫已经脱掉了挂在衣架或衣杆上，我能明白为什么刽子手所承受的别样痛苦是值得的。穿着一身黑，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了，我更像是监督执行死刑的教士助手，这一刻我终于看清了情报局，我也知道了自己究竟为什么来到这里。人不能够一辈子都与正人君子待在富丽堂皇的大厅而从不委身去一次地下室——这只是一个比喻，但是，我跟其他人一样处于紧张的忧虑中，脑子里一直思考着已经发生的事情。死亡，其实可称得上比喻中的比喻，就像负号的平方根莫名地变成曼陀罗草根引领着我们去向一个什么“根”也没有的世界。我又想起了红树林沼泽里的小鱼，鱼群围绕着我们的船只护送我们，之后又消失在水深不足两英尺的沼泽丛林中。
里维埃拉大道6312号房子的内部基本没装什么家具，但是其安全性却是同类房子中的典范。我们穿过了围墙镶嵌黑色木板的客厅，经过一道拱门，就到了一间餐厅，一张红木餐桌立在那里，四周摆了四张西班牙式的黑色椅子，这让我想到了严肃的西班牙中产阶级家庭——妻子忧郁，孩子孤独，父亲脸上露着掩饰不住的愧疚，哪怕已经为妻子购置了性感的黑色内衣，但还要忍受妻子抱怨他吝啬小气。假如我是死亡的仆人，那么一所空置的房间就会让我想象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伤家庭生活。此刻，俄国的货轮距离封锁线究竟还有多远？
过了餐厅就是一道通向走廊的门，走廊是用玻璃围起来的，可以当作露台，其尽头就是码头了。一艘大型白色捕鱼船，坚固得如同砌成陵墓的大理石，随着海浪的波动而上下起伏。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想起了吉安卡纳的亡妻。然后我们上了船，船上有十个男人戴着黑色头罩坐在厨房的铺位上，只有几个人抬头望着我们。这里的空气稀薄又透着肮脏的恶臭，向抛锚点倾斜的船体看起来也很让人不悦。
我们依旧在船上等着，并没有人在头罩下悄悄说话。舱内的机器开始发动，怀着它们的目的在我的脚下不停地抖动，我也觉得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在上面，我听到船长用西班牙语发号施令，那声音就如同被局部麻醉的耳朵接受外科医生手术时被医生敲击一样——我们就要开航了。下面厨房里的灯光透过舷窗照在外面的甲板上，跟两岸人家里的亮光一样微弱，我们的发动机声音听起来像是野兽的咆哮一样生动。
我们的行进速度很慢，为的是尽可能地不吵醒大家。在船只经过科勒尔盖布尔斯的狭窄运河驶向比斯坎湾的途中，我睡着了。等我醒来睁开眼睛时，才发现我们已经到达了公海，迈阿密的灯光遥远得如同海上的一颗星，天空的颜色让我想起了步入夜晚的最后一朵玫瑰。从船头往右望去，一百英里以外的灯光微弱得还不及半轮弯月，此时的哈瓦那就是这样。今晚夜很黑，但是天空却异常清晰，我想等到明天晚上，不管是迈阿密还是哈瓦那，可能都要处在一片火海中了——是战火，而我们将会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见证这历史的一幕呢？“欧亨尼奥会带领我们停在卡德纳斯和马坦萨斯中间，凌晨三点就是我们进攻古巴的吉时。”巴特勒如是说。
我点点头。说实话，此时的我还有些昏昏欲睡，茫然发呆，我总觉得死神不会在这种乌云密布的时刻降临。
“你要喝点朗姆酒吗？”巴特勒问我。
“那我还不如睡上一觉呢。”
“兄弟，我的弦可是绷得很紧的，在我们返程之前我会一直喝酒。”
“我跟你有一样的期待。”说完，我再次走进舱内，心里想着巴特勒的不怀好意，因为是他让我觉得战斗之前去安然地睡觉是一件不高尚的事情，是一种过分放纵自己的表现。如果巴特勒的性格不是这么激进，那他的肾上腺素也就不会如此旺盛了。
在船上的厨房里，人们随意地躺着，两个人躺在床铺上，四个躺在餐桌上，两个在厨房的行李舱上，噢，现在已经变成三个人躺在那里了，因为我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地板上十分潮湿，但在这样的场景下，这已经算是相当温暖的地方了；别的人都挤到了甲板上，我们这里就有足够的空间供自己伸展身体了。我在船体的摇摇晃晃中半睡半醒着，我还听到水浪敲打船体外壳的声音；人们吃过大蒜后呼出的气味与从黑色衣服上透出的汗臭味夹杂在一起，飘满整个厨房。十瓦的蓝色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透过水槽的反射我看到古巴人掀起他们的头罩，好让睡眠中的自己呼吸得更顺畅一些，等他们醒来就又再次放下头罩盖住全部的脸。他们为什么要戴上头罩呢，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家人吗，还是为了祈求魔法的庇佑？在墨西哥湾暖流与北大西洋交接的这片热带海域上，魔法只是一个推动贸易的小小角色，然而在古巴海岸南端被咒语冲刷的加勒比海海域，魔法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按照马塔各布雷铜矿场同等规模建造的复制品。在过去的九个月里，流亡者敢死队在那里接受破坏工作的训练，以及练习模拟袭击。每次的训练演习我们都很满意，因为每次引爆炸药都能够取得胜利（象征性地），然而在现实战斗中我们没有成功引爆过一次。上次在玛塔哈布雷，八个突袭者在午夜时分登上了古巴海岸，却被卡斯特罗的巡逻者及时发现，然后敢死队中的六名战士又杀回海岸坚持战斗直到同胞都成功撤离。这就是我们在玛塔哈布雷地区做过的最有成就的事了；当然，它的结局依然没有逃过失败二字，说起来真可耻，敢死队成员还从来没有上过敌方的海岸。
现在上级派我们来完成任务，我们已经省略了许多准备工作的细节，我们需要做的也就是跟知道把照明弹藏在何处的古巴人会合，与之配合的还有配备先进的军队，以及上级下达的几条重要命令。半梦半醒中，我若有所思。
然后，我意识到，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睡着了，再或者是仅有的几个能睡得着的夜晚。前所未有的迷惑笼罩着我的大脑，我处在矛盾的两个极端——既清醒又昏昏欲睡，日常的见闻同时赋予了我生命和死亡，像两个故事活在一个寄体内。就在这个时刻，我多么希望能够再给基特里奇写上最后一封信啊，恳求她永远不要放弃她的理论成果，因为这些成果是深刻的，是意义深远的，我真的很想恳求她！我醒来了——我根本就没有睡着，只是躺在诗意的碎石堆里，任自己的思绪肆意飘荡；然后我坐了起来，感受到自己心中的那份坚定——我已经准备好了立即行动，虽然还需要再等上几个小时。掀开头罩，猛地深呼吸了几口厨房里污浊的空气，再放下头罩，坚定地走向了外面的甲板。
巴特勒正在与船长一起待在驾驶台上，我认识那个人——欧亨尼奥·马丁内斯，我曾经在给基特里奇的信中提到过他。他是一个传奇人物，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没有人比他给古巴制造更多的麻烦了。他是一个英雄，但同时也经历着悲惨的人生，这一点在JM/AVE内部有一半的人都很清楚。他想要把他父母带离哈瓦那，但是哈维却不允许他这么做。今晚我爬上阶梯，跟随船长一起感受他亲近家人的感觉。
“今晚，有个人经过我的身旁，对我说：‘我戴着头罩，所以你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知道你，你是罗兰多。’”
“我对他说：‘如果你这么了解我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是欧亨尼奥·马丁内斯，但是大家只叫我罗兰多。’‘这个我知道，是我们的上级要求我们称呼你为罗兰多的。’‘如果DGI知道罗兰多就是马丁内斯的话会怎么样？’你看到了吧，卡斯尔先生……”
“叫我弗兰克吧。”迪克斯说道。
“好吧，弗兰克，弗兰克·卡斯尔，我就叫你弗兰克吧。我听欧布莱恩说，你的老板，那个肥胖的男人，说我的父母在古巴还是很有名气的，如果我与我父母取得联系的话，那一定会引起注意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因为我是一个西班牙混血人。你继承了这份血统，不管结果是好是坏，你都要承认这份逻辑规则，尤其是那么讨厌混乱的暴力人士。”
马丁内斯说得振振有词、慷慨激昂，我以为他还会继续说下去，但是我错了，他沉默下来，我们也随之安静。他沉默的力量并不比他言语的力量弱。在航行驾驶台上，我们随着海浪涌动——远处的地平线就像罗盘的指针，注定永远不停地调整着自己。驾驶台下面的舱内发动机不停地为我们运转着，仅仅是为了我们。海风松一阵紧一阵，松紧之间的空隙是听得见的安静，马丁内斯不知道经历过多少个这样静谧又涛声汹涌的夜晚。他长长的三角形脸上挂着一个西班牙人典型的长鼻子，深邃的眼窝里嵌着的黑色瞳孔吸纳了他所有的人生经历，透射出他的见多识广，但也看得出他为此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我甚至怀疑他的眼睛已被鬼魂附体，不知道他是否如僵尸般看过形形色色的鬼魂。
当然，在这样连月亮影子都看不到的晚上能够看得这么仔细也实属难事，所以，我还是乖乖地承认吧——两天前在巴特勒的提议下我和马丁内斯一起喝了酒，很明显，我到现在还对他敬畏有加。但是，我父亲经常说：“我不会信任任何古巴人，除非我能把他举起来扔出去，我还是很高兴能够把古巴人扔出平板玻璃窗的。”他还说过：“给我一百个像马丁内斯这样的人，我就可以征服整个古巴。”所以，能够上驾驶台来与英雄为伍的我还是挺高兴的。此刻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在圣马修的那些日子，见到英雄时激动不已的感受在我的血液中涌动。如果现在天空在火焰山的熊熊大火中闪亮，如果那无可比拟的亮光穿过厚厚的蘑菇云烤焦我们的眼睛，我也不会觉得惊奇。如果一百英里外的哈瓦那疆土如同冲出火塔的火箭一样骤然燃烧，我也不再感到惊奇。船体的晃动崴了我的脚，这时我才意识到，现在我们一定非常接近哈瓦那了。尽管天黑我还看不到陆地，但闪亮的共产主义探照灯焦躁地照着距离海岸大约20里的海域——古巴还不具备发射巡逻机的实力。
海岸线不规则，我只好仔细研究了地图，所以我知道把小船安置在什么位置。地图上显示的红树林沼泽就是一座海中小岛，紧挨着的就是珊瑚礁，只要我们把运载的人力、照明弹以及军火等物资转移到小船上，我们就可以乘坐公主号继续向南行驶几英里，去寻找我们要停靠的海滩了。但是，一艘巡逻舰从它隐藏着的红树林群岛上轰轰隆隆地驶来，我们只好快速“投靠”一个最近的进口以躲避巡逻舰的追赶。
现在我们离古巴越来越近，看到的船只也越来越多，远处有一艘美国海军军舰护送着八艘船舰，由一辆驱逐舰领航，想必是从基维斯特出来前往东方某个目的地的——难道这就是隔离线吗？军舰静静地驶过，我们没有互发信号，此刻我对整个世界的好奇也随着军舰的消失而消失了。我们的确有事可做了——在最后时刻，我们要给橡皮艇充气，检查设备，从货架上卸下步枪，把照明弹搬去甲板堆积起来。我和巴特勒坐在照明弹堆儿的旁边，以情报局观察员和尊贵的客人身份自居。如果以我们俩发挥的作用来衡量这次冒险行动的话，那简直就是讽刺。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恐惧，明白了害怕不过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人生感受了。胆汁涌到我的鼻孔和喉咙里，苦涩无比，这才让我认识到自我控制不是人生来就具备的能力。
这时巴特勒开口了：“你要和我在同一条船上。”他的嗓音沙哑而愉悦。
“好！”
此刻，我不知道自己是该松一口气还是该自惭形秽。
他继续说道：“这些人都是不错的。”
“你认识他们吗？”
“我与其中几个人打过交道。如果这次行动进展顺利，那么我与他们的来往就无所谓；但是如果进展得不顺利，那你就更不需要提前训练他们了，他们给卡斯特罗带来的麻烦远比带给我们的多。”
“听起来你深谙其中道理啊。”
“我可是经历过猪湾之战的‘老人’。”
“什么？”
“虽然没有名正言顺地接受委任，但我的确参与了这次战争。”
“之前你怎么没有告诉过我这些？”
他只是耸了耸肩，没有再说话。
我不知道巴特勒说的是不是实话，但我觉得他有参加那次事件的可能性。我很生气，我原以为他和我一样，此次都是以“菜鸟”的身份出发执行任务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刻的不愉快又令我想起之前在柏林的某个晚上发生在我和他之间的糟糕事情。现在，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牺牲掉的可怜小丑，心中的愤怒溢于言表。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愤怒替代恐惧不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吗？
接下来的三十分钟我都待在公主号上，琢磨着手中的捷克式冲锋手枪该如何使用。这种枪的弹匣为倒弧形，可装30发9毫米口径的子弹，亦可当作微型或全自动手枪，如果需要连发的话，持枪者还可以蹲在倾斜的小艇后端展开射击——这种枪练上几个小时也不见得能够准确射击。
小船只都应该装载完毕并置于公主号船体的周围，所装载的货物均由防水纸箱打包好。装完了货物就轮到我们人了，六个人中每人乘坐一条小船，欧亨尼奥·马丁内斯走到围栏处与我们一一告别。
“祝你们好运！”他轻声地说道，下面响起一片掌声，我如同经受了洗礼般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这崇高的祝福鼓舞着我们镇定地驶向进攻地，海上波涛汹涌，我们人人劲头十足。马丁内斯说：“向正南方前进，直入古巴！”二十小时以后，马丁内斯需来这里接应我们——也就是晚上十一点钟——现在是凌晨三点钟。如果二十小时后我们没有出现的话，他就要每小时都返回查探一次一直到天亮。
小船上装了一个指南针，方向盘安装在夹板的仪表板上。我所乘坐的船由巴特勒驾驶，船体双排气系统机器运作的轰隆声和海风的呼呼声让人以为船只在疾驰，其实它的速度只有每小时十海里，但这个速度真够慢的了，它激起的海浪也不算大。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漆黑的夜晚这样一只慢速行进的黑色小船才不易被巡逻舰发觉，除非我们的船立于激起的海峰上，否则巡逻舰激起的海浪会将我们掩盖。船上无人说话，因为人的声音比机器的声音更易引来祸患。静静地听着其他船只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微弱得就像浪花轻轻拍打着海岸，它们也在慢慢驶向集结地。夜晚的空气很沉闷，我们慢慢地前行，如隐藏在枕头中一样安静，船上装满了货物，空余的地方不足六寸，海水也随着船只的晃动而涌进船内，我们只好用剪掉一半的塑料牛奶罐把水排出去——我们把罐子也染成了黑色，用绳子穿起来挂在橡胶船板的挂钩上，排水的罐子互相碰撞着，哗哗作响。
海岸已近在眼前，沙滩上亮起一排磷光。等待着我们的是自己人还是卡斯特罗的自卫队呢？我们的橡胶船底已经摩擦到岸边的沙子了，我和其他人都站了起来，走到船边，跳入几寸深的水中，我全身的肌肉紧绷得像一只握紧的拳头。我们六个人静悄悄地把船拖到距离岸边二十英尺的沙滩上，把船藏在一棵矮树下，繁密的树叶垂下来几乎触到了地面，刚好遮住船只。在寂静的夜里，一只葫芦从树上落下来，摔碎在地上，刺耳的声音特别像猫头鹰的叫声。越过沙滩的灌木丛传来丝丝细语，听得出有人在不知疲倦地匍匐爬行着——这个灌木丛里躲藏着一帮人。其他的丛林里还有各种昆虫，昆虫吃树叶的簌簌声不绝于耳。
“哈伯德，我需要你。”巴特勒小声说道。
他把自己座椅上的坐垫拿下来撑开成一只大黑袋子，我们把头伸进袋子里，巴特勒打开手电筒，我们便一起看起了地图。他小声说道：“我们偏离了目标。”“偏了不足四百米，但我们是偏西了还是偏东了？”我指着地图问道。按照计划，我们应该靠岸的地方有一条从树林里流出来的小河，可是现在所在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流的痕迹。
“水流方向是自西向东。”我说。
“我知道，但是我可能矫枉过正了。”
在我们过来的途中，我看到了西边几百码处有一座小矮丘。根据地图上的地形线，小山丘的东边几千码处就有一条河流。
“向东走。”我说道。
在这条黑色毯子下面，我俩的脸只相隔几寸，我真想快点结束这场对话。但是巴特勒一直不停地看地图，似乎是想反驳我的观点，最后才蹦出一句：“也许你是对的吧。”我才得以逃出这条毯子的“包围”。
现在的问题是派一个人先去东边侦察海滩上的状况，最好连等待着我们的游击队的地理位置也一并查到，还是我们应该把船推向海里、整个部队再次起航前往东方海岸。如果我是指挥官，我就先派一个人过去，毕竟单独行动更不易引起察觉，而且如果万一受到枪击，也好给我们提个醒。但是巴特勒的决定却与我相反，他下令人船下水，因为目的海岸上等着我们的人群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的大部队，而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寻找他们。
“军规只有一条，万一开战我们被俘的话，记得毁掉我们的军火。”巴特勒补充说道。
我回答道：“知道了。”哈维也跟我多次强调过这一点，他甚至还用手抹脖子以示事情的严重性。在我们离开迈阿密之前，哈维还给了我们足够保命的掩护身份——我们是《生活》杂志社的记者，为报道一场突袭才来到古巴，巴特勒是摄影师（他随身携带了一个相机），而我是撰稿人，我们的记者证由JM/AVE某办公室连夜制作出来交到我们手上。如果我们被捕了，野蛮比尔就会联系他所认识的《生活》杂志社的主编，杂志社就会出来解救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掩护身份，对，两个从纽约来的陌生人——弗兰克·卡斯尔和罗伯特·查尔斯，刚落地古巴的海滩上，是船上仅有的两个记者来到国外赌上一把。这个故事并不能百分之百确保我的安全，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档案，不知道二者之间能否衔接起来，但是这已经很好了，DGI里面又有谁十分了解《生活》杂志社的内幕呢？
我一边帮大家把船推向海里，一边脑子里还在勾勒着下一刻的场景。如果真被抓了，我就告诉DGI的人，说我只在迈阿密待了一周就见识到了“土狼”，然后我就向他们描述“土狼”的样子，他们肯定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审视我的信息是否准确。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在距离海岸二百多英尺的海上了，努力寻找着地图上那条河流的入海口。我感觉自己像演员一般富有创造力，对我所扮演角色的细微特征把握得十分准确。我的童年故事也是虚拟的：在缅因州的埃尔斯沃斯度过，我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我的母亲只是一位家庭主妇。我高中就读于埃尔斯沃斯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正式求过学了。DGI肯定不会有埃尔斯沃斯高中的年鉴——如果换作是克格勃或许还会想办法弄到手，但是DGI肯定不会那样做。
我喜欢套在我身上的虚拟故事，这算是我短时间里最后一次颇有收获的思考了。在沙滩上的一个轻微拐角处，我们看到了那条河，巴特勒肯定地拍拍我的肩膀，就载着我们靠岸了。我们又一次着陆，又一次把船推至矮树下藏在树丛中，然后静静地等待着，聆听着植物生长的声音。
灌木丛林里没有小路，只有一条小河慢慢流淌着。我们派出一位领航员沿河侦察了好远，才看到河流的第一个弯道，二十分钟之后他返回时，我们见识到了蚊子的厉害。巴特勒给了他驱虫药就让他回去了。
我们还在等着。我们的暗号是“对比”，回答应该是“无能”，我竖起耳朵听着。“对比——”，说这话的人应该声音嘶哑还是喃喃而语？然而，迎面而来的只有蚊子，我拿出自己的防虫剂，与巴特勒一起使用。他很没耐心等待，于是又拉着我把头伸进那个黑色大袋子研究起地图来了。假设我们第一次靠岸的时候只是错过了半英里，那么我估算出的小山可能就被我们误看成沿着海岸更远的岬角了。我和巴特勒的头在黑色袋子里，两张脸距离只有六英寸，紧张不安地呼吸着，讨论着我们是否没有按照地图显示的线路航行。
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推理，我俩也只好一直缩在袋子里，直到大约十秒之后，我们的领航员带领几个迷路的古巴人沿着小河找到了我们，于是，在岸边的矮树下，我们摸黑向彼此打了个招呼。我想如果真打起仗来，大家该有多兴奋啊。这六个古巴人来到河流的尽头与我们会合，我难得与陌生人走得这么近，甚至我连他们的脸都还没有看清。
刚开始的交流需要配备专门的翻译人员，因为我根本听不懂他们说的方言，所以他们就请那位领航员解释给我听了，这真是个花时间的事！结束了问候，我们就开始讨论问题了。卸载完船上的东西后，我们是该沿着河流一直走直到找到一片空地把船藏起来呢，还是该把橡皮艇里的空气排净之后放在丛林里，等到下次用的时候再给它充气？我们侦察过沿河情况之后发现上游并没有一片空地放置船只，所以我们只好采取第二套策略，把泄了气的橡皮艇装进一个手提箱大小的袋子，放进某个洞里。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运输这些照明弹了，它们都被装在四十磅重的纸箱中。赶来与我们会合的向导清楚卡斯特罗的民兵会在哪里埋伏，所以他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巴特勒、我、船上的四个领航员以及六个古巴人每人肩上扛一个四十磅的纸箱，最后还剩下两个箱子，我们这一群人中最重的那个人把他的大刀递给他的朋友，自己两个肩膀各扛一个箱子。巴特勒也打算扛两个箱子，于是把他的武器交给了我。漆黑的夜晚，我身扛一个箱子和两把武器，与大家一起沿着河流向上走去。
我们举步维艰。水淹没了我们的膝盖，一路上不停地攀越岩石，滑倒在泥巴里溅得浑身是泥，肩上的箱子也不停地滑落，小河的某些地方水深没及腰部。也许我们走的路程还不足一英里，但感觉起来就像走过了五英里之多，耗时一个多小时。伴着痛苦的呼吸，我们终于来到了邻近河道的泥土路上，找到一片空地把箱子堆积放在那里，接应方承诺天亮之前派一辆卡车来运走全部照明弹，跟我们一起行动的人会带领我们找到那片约好的空地。等一切工作都做完，有人说我们最好返回沙滩，因为民兵经常在这条路上巡逻。
但巴特勒说：“我会在这里等着卡车到来。”
其中一个古巴人向我们解释说，如果民兵到这里巡逻发现了这些箱子，这将对当地接应方很不利。而且，这种灾难完全可以避免，因为马坦萨斯的黑帮组织或许已经筹备好军火准备开战了，我们一旦被抓，冲突就会发生，黑帮可能就要和民兵开火了，到那时候就要牺牲无辜的生命。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赶快返回沙滩比较好。
巴特勒却说：“告诉这个人，任何东西都不及照明弹重要。我们一定要等到卡车来运走照明弹之后再离开。”
我向来不用解释他的话。我们等待的交通工具出现了，但来的不是一辆卡车，而是一辆又老又大的林肯轿车，在破晓时分呈现出一抹湖滨绿。
我们把十四箱泥糟糟的纸箱装在汽车的后备箱和后座上，分别盖上一条大大的毯子，年轻的司机（看起来像个学生）冲我们微微一笑，黑亮的胡子下露出一口白牙，然后就原路返回了。
现在继续留在这里已毫无意义，只好返回河流下游。我们已经在丛林里度过一天，饱受蚊子的折磨。今夜，我们就要给橡皮艇充气，而后与公主号会合了。这中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能感觉到巴特勒为此稍感失望。
我理解巴特勒的失望，这中间本该出现点什么的，但我们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回到了海滩。我不想详述这一天，但我还是要提，我们穿梭在热带丛林里，最后只得找一片空地安顿下来。我们浸润在杀虫剂之中，还妄想着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下睡上一觉，却总是被森林里的声音惊醒。我们还听到远处海上巡逻舰的嗡嗡声，抬起头，透过树叶间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看到空中的喷气机隆隆飞过，直升机也是不分早晚地盘旋在海岸周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不停地在痛苦中挣扎，驱蚊剂也失去了作用，蚊子肆无忌惮地叮咬着我们，这时我才发现，与时间争先恐后真是毫无意义。
黄昏，火红的太阳渐渐向西藏到了似青似紫的云朵后面，夜幕降临时，各种昆虫也都猖狂地乱飞乱撞。巴特勒再也不想原地等待了，他命令大家带着橡皮艇转移至河口附近的沙洲。来到沙洲，我们依然躲藏在茂密的树叶下面，同时轮流给船充气，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充气就完成了。然后我们把仅剩的步枪、弹药和大刀一起装到船上，此时敌军巡逻舰的大灯射过来，如果灯光再亮一点，恐怕我们就被发现了。
又过了十五分钟，我们一行就动身前往海上了。其实用不了三十分钟就可以到达会合地点，可是没有人愿意待在陆地上喂蚊子。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就要离开黑暗的古巴疆土了，它真是太“富饶”、太陌生，我们渺小得就像野兽厚厚皮脂下的一只昆虫，永远看不到野兽的头、尾巴和四肢。
船开动了，像之前一样低调慢速地行驶着。我坐在巴特勒的身旁，眼睛注视着指南针，浪潮也时不时地发出呜呜低语。尽管巴特勒从来不会倾听别人对他驾驶技术的指导，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合格的舵手，但他还是意识到了我比他更懂航海，因为在缅因州度过童年时光的缘故，我也应该比他懂，即使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与沾满鲸鱼油恶臭味的船打交道。但是，我懂航海，他也明白这一点，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且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三十分钟。我们还暂时看不到马丁内斯，看不到公主号，但至少我们穿过了珊瑚礁和红树林隘口，如果现在敌军的巡逻船发现我们并打算开火，那他们也不可能从附近一座暗岛的背风处迅速冲过来。
马丁内斯依然不在视线范围内，我们只好向海的更深处行进。在迈阿密时就听人说，有这样一种可能，当附近没有美国炮艇时，古巴的海岸警卫队就会无视三英里的法定距离。但是由于我们发射了五百六十磅的照明弹减轻了船体重量，所以现在我们的船舶吃水深度减小了，再加上船上双引擎的支撑，我们的小船行驶速度可以与任何一艘又旧又破的古巴船对抗。
半个小时后，我们结束了四轮航海海域作业，回到我们猜测公主号可能会出现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它能出现在那里）。这个漆黑的夜晚同样有着一片清澈的天空，唯一不同的是在遥远的东方朵朵云彩正随风飘散。
巴特勒开始质疑我的航海技术：我是不是带领大家绕了个梯形？我敢发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正确的吗？
“我们就是在会合点。”我拿出所有的自信说，尽管我的信心已如一面破旗，但我知道此刻我们指望不上遥远的委员会来指导我们航行，我们唯有靠自己，所以我说服他再沿着一个正方形海域行驶一圈，这次的行驶边长为半英里。终于在十一点十五分，公主号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向我们驶来的它看上去像个大帆船。巴特勒握着我的手说：“我们迟早会成为一个团队。”公主号停了下来，我们开到旁边，登船并把橡皮艇一并拉上公主号，然后径直走到餐厅去喝咖啡。此时的感觉简直比和阿尔洛一起攀岩还要棒。
在餐厅里，巴特勒问起了隔离线，马丁内斯说：“一切都结束了，俄国的舰船已经撤离。”他把这个消息向领航员们重复了一遍，但是他们并不高兴。现在已经不需要袭击古巴了，那么我们的照明弹不管藏在什么地方都会被放坏。
然而，马丁内斯有一个更迫切的担忧——另一艘船错过了集结点，他解释道：“这就是我们来晚的原因，我们在等其他的船，现在我们得再返回去找它们。”
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以平时一半的马力向东行驶，迎面吹来像鞭打一样的海风，接着是一阵热带暴雨。走过红树林隘口，我们就看到了古巴的海岸，距离还不足法定界线的三英里。
马丁内斯说：“如果敌军在海上搜索他们，那他们应该藏身在这些隘口处。”他用他的铅笔指着航海图上的一些红树林小岛。“我认识领导这个党派的领航员，他十分熟悉这些咸水湖，水浅到卡斯特罗政府的舰船无法开进来。”
“你从欧布莱恩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巴特勒问。
“他告诉了我关于俄罗斯人的事情。”
“他说：回到迈阿密，普龙托。”
“为什么？”
“他说不管什么邪魔鬼怪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马丁内斯耸耸肩继续道，“他说的也许是真的，但我怎么能丢下其他人不管呢？”
巴特勒点点头，他看上去很高兴。“哈伯德，”他说，“你和我也得出去找他们。”
马丁内斯点点头。
这太鲁莽了，我们要在陌生的咸水湖里寻找古巴人，而他们可能压根就不在那儿，但是我不会反对他们，与其呆呆地忍受巴特勒作我的长官，还不如冒险返回那些水域来得容易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搜寻之后返程时，将会和马丁内斯在两个红树林隘口的中间点碰面（在地图上标出）。这个地方在距离古巴陆地三英里以内，对马丁内斯来说非常危险，对我们而言则简单得多。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他每过一个小时都会穿过那个地方，如果到了约定时间我们没有出现在那里的话，我们都会有麻烦，因为那时已经接近黎明。我们花了二十分钟在餐厅里仔细检查航海图，标记出我们将会穿过的每个隘口和暗礁。
小船上只有我和巴特勒，所以驾驶起来很顺手。依照计划我们以二十节的速度行进，除非波浪迫使我们降速，但是现在的行进速度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马丁内斯为我们挑选的地区包含三平方英里范围内的五个隘口和四个珊瑚咸水湖。我们有条不紊地一点一点往浅处探索，直到水深不足六英寸，我们在黑暗中搜寻着每一个水池，在泥沙周围打转、后退，然后又上前。我们的橡胶船头被水中的树根撞弯，从树根的缠绕中抽出后又恢复原貌。船底则刮遍了每一个浅滩，我们就像洞穴中的盲人一样摸索着前进。很奇怪，我们越深入浅滩，就越感觉远离了卡斯特罗的海岸警卫队。然而我们却融入了另一个生物体系——每一个咸水湖里都有成群的昆虫向我们打招呼。我们一点点蹭过珊瑚礁，在黑暗中我看到许多岔路口，可是我厌倦了拿着手电筒在地图上不停地照啊照，因为我的视力难以适应在黑暗与“强光”之间的频频转换。我意识到自己开始喜欢巴特勒了，他虽然迫使我加入这次探险，但是很值得。这究竟有多值得！融入到这样一个满是飞虫、野生物种和海水的环境中等同于探索我内心的每一个洞穴，在那里存储着我卑微的恐惧，我们继续前行着。
这些红树林隘口很少有通道，许多入口也缩减成无法通行的沼泽，但是我们依旧期待能在这些浅水域里找到我们的人。我们期待，在每一次小小的探索深处，我们其中一人能像忧伤的鸟儿一样呼喊“完美的人”。
已经过去两小时了，天渐渐变亮，在黑暗压过黎明的最后一刻，我听到一个人声音嘶哑地回答“无与伦比”，我们发现了他！一个虚弱的声音！他躺在那儿，一只脚搁在破损小船的橡皮船底上，血迹斑斑。他在一个珊瑚礁上把这艘船锯开，漂到这条小溪里，把船拖在身后，腿受伤了。
其他人在哪儿？
死了，他说，有的被俘获了。这儿有埋伏，所有人都遭了伏击，只有他和他的朋友逃到了船上。
他的朋友在哪儿？
死了。一个巡逻队逮捕了他们，他的朋友中了一枪被打下了船，就在追捕的途中。
“胡说，”巴特勒低声对我说，“是他把那个死人扔下船好让船开得更快。”
“没有一个故事像是真的。”我说。
果然不是真的。在假装处理从他靴子里流出来的血时，我用手电筒仔细观察了他的脸。他留着稀疏的络腮胡子，上嘴唇上的胡须也蓬乱生长，脸庞又瘦又枯黄——他看上去像一个你不会信任的人：另一个失败的上帝之子。
他做过什么、没有做过什么重要吗？也许其他人在岸上遭伏击时他匆匆逃离了，不管真实情况是怎样的，也不管他是否在掩饰自己的怯弱，但有一点可能是真的：其他人都死了，他确实看到一个人丢下他的同伴自顾自逃命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追捕他们到狭窄入口的巡逻船是否还在隘口处巡逻？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我们刚出沼泽就遇到一艘船首配有探照灯的巡逻舰在海角处巡逻并且慢慢逼近我们。
机关枪的响声真大啊，那灯光是有多耀眼！巡逻舰激起的水花一会儿流到我们左边一会儿流到右边，我们的船体也轮流向两边倾斜。我们相隔有二百码吗，还是比这更近？
我记得当时我并不曾害怕死亡，肾上腺素在绝境下不停地释放，我极度兴奋，甚至心怀敬畏，死亡是一座雄伟的寺庙，而我就站在大门口——机关枪枪口的火花就像高压电火花一样喷射着。天空似乎在摇晃，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船在摇晃？星星成了射向空中的烟火，让人眩晕。我还记得当时响起一声惊人的咆哮，巴特勒朝追捕我们的人喊叫着：“戳瞎你们的眼睛……”他时不时地站起来高举机枪，打出一个更高的火光，继而急转弯掩护自己。每一次他站起来，机关枪都会朝他的头开火，然后追捕者就消失在视线里。没有了巡逻舰激起的水花涌到我们船体两边，机枪手连攻击目标也找不到了，而巴特勒则突然来个大幅度急转弯，迅速逃离巡逻舰，我们还一度逃出了探照灯的扫射范围，并在夜色下疾驶在隘口的弯曲水道，穿过我们已在航海图上标出的珊瑚礁。来到浅滩前，巡逻艇只得绕行离开，狂怒中，它鸣响了电喇叭。汽笛声响彻整个夜空，那巨大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入侵古巴的行动终于开始了。巴特勒在狂笑中呜咽起来，“所有的警察都一样，”他说，“全世界都是如此。”
我们驶向珊瑚礁的另一边通道，开足马力，并且谋划着一条与他人会合的路线。在东面一英里的地方，我看到巡逻舰上的探照灯射向每一个咸水湖和海岸。我拍打了一下巴特勒的手臂——我们逃不掉了，巴特勒真是世界上最差劲的人！
“你个狗娘养的，你妈的真傻！”我骂道，这是我说过的最粗鲁的话语。我俩开始吵起来，但在船舷的轰鸣声下，他几乎听不到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