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8月15日，东京

    亲爱的赫里克：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我只是一直拖延着，等着有好消息就一起告诉你。不过我很害怕，因为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让人难过的死亡，却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几个FBI人员的“拜访”上来调整自己的郁闷情绪。不得不说，我很擅长让这些情报人员筋疲力尽，当然，位于远东地区的分支的组成人员相对来说更加文明，他们都清楚自己在远东地区不过是个联络员，所以他们都比较尊重我。

    我的另一位老朋友，成了这片混乱的入侵者。上个月威廉·福克纳英年早逝，但是我近期见过他多次，这种喜悦无法形容。我记得1946年某个愉快的晚上，战争刚结束，达希尔·哈米特和福克纳还有我在二十一酒吧喝酒，两个小时里福克纳没有说一个字，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在听我们讲话；有时候我们会推推他，他就抬起头说：“各位绅士，你们好奇的秘密就是，其实我是个农民。”达希尔是个很少笑的人，但是此时他却对此开怀大笑，就像福克纳说出了世界上最正确最幽默的话。福克纳死了，我很难过，可是我很后悔我把这事告诉了玛丽。

    “噢，卡尔啊，别提了，他算不上是你的知己，因为你在过去15年里甚至都没收到过他的一封来信。”她说。

    “虽然如此，他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你知道，”玛丽用她那准备好回答的一贯腔调说道，“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但是我根本读不懂他，他是那种把所有的事情都深深埋在心底的人，他的文字也只不过是奇怪的噪声而已。”

    真是要谢天谢地，我从来不打女人。如果这话出自一个男人之口，我早就一拳打上去了，我很担心我的脾气。你知道吗？玛丽根本无心谈论福克纳，她的那些话只是在敷衍，她想说的是她的日本商人的事情。我把那个日本商人“送回”木屋子里或者竹垫子上，或者无论他藏在哪里吧，如今玛丽谈到像比尔·福克纳这样潜伏着且发出“奇怪声音”的人一定是她想起了她的日本财主吧，想到这里恼得我手心都湿透了。

    或许都是这些死亡引起的吧，有很多朋友我只见了最后一眼。你知道看到这些人死前最后的表情是如何扰乱我的心神的吗？是因为这些表情是他们脸上从未有过的样子。这让我不由得幻想我所关心的人的死亡，想象他们脸上的最后表情是什么样子。

    现在又轮到了玛丽莲·梦露。她在8月5日自杀了，就在10天前，她的死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不肯离去。你知道吗？1955年时艾伦·杜勒斯曾经提议派我去好莱坞拜访梦露小姐，希望我说服她与印尼总统苏加诺“发展恋情”。艾伦可能被玛利亚·黛德丽的话语“蛊惑”了，因为她曾经向这个长官透露她很后悔在30年代没有见一见希特勒，因为她很确定自己可以让他更“人性化”，由此就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玛丽亚无疑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我还是宁愿让希特勒更强硬而不是让他更人性化。艾伦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并打算让苏加诺同玛丽莲·梦露有所发展。我希望你能认识到艾伦是认真的，所以，很快我也认真对待起来，这是多么美妙的任务啊。十年还不见得能遇见一次的美差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毫不在乎苏加诺，心里只一心想着与玛丽莲见面的事。我得说服这个爱国女士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这可能需要占据她的心。我甚至还研究了她的电影——我看了《绅士喜爱金发女郎》三遍，偶尔，艾伦会插一句：“我还没有忘记你和梦露小姐啊。”

    当他有时间考虑这件事时，已经到1956年了，但是一切都太晚了。玛丽莲已经不在好莱坞了，她去了纽约，话说她正与阿瑟·米勒谈恋爱。太可惜了，我总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她的情人，但现在她死了。

    接下来的事也很令人沮丧。我一直严加控制自己的设想，但我几乎可以确定她并不是自杀，因为我们有个检察官朋友，他与东京警察署的取证官关系甚好，而洛杉矶的验尸官托马斯·野口也是日本人，取证官能给我们带出验尸结果的副本来。

    里克，我不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人，你非常了解你的酒鬼父亲——是的，现在我在喝酒，每当给你写信时我都爱喝酒，我的儿子——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不得不掌握验尸官的报告，你说这是本能也好，是20年来待在情报系统的结果也罢，看过报告我后背都发凉了。

    里克，我已经细细地读了这份报告，这就是颗定时炸弹。验尸官的报告显示梦露的血管里有足量的安眠药，足以杀死两个健康的女性，但是胃里却没有任何东西。“一汤勺棕色的液体”远远不够，你不可能服用40片以上的药来将你的血液里的安眠药含量提高到这个水平，而同时你的胃里却连一汤勺的剂量也不到——她是被注射的。

    你知道她同杰克·肯尼迪有私情，而且她跟鲍比的关系也很亲密。我无法不让自己怀疑她是否威胁这两兄弟中的一人或两人，才让他们起了杀心。

    是他们结果了她吗？我很痛恨这一想法。美国总统几乎都会犯下严重错误，让后人去评判，毕竟，总统并不能完全掌握局面。其实，杀死一个女性并不难，这就是令人讨厌的地方。我抗拒这个念头，但越是抗拒这个念头就越是不停地徘徊在我脑子里让我无法入睡。我痛恨肯尼迪兄弟——他们在猪湾事件中犹豫不决，但是在谋害一个可爱的女士的生命上却如此果断——不！我努力说服自己：不是他们吧？我很怀疑，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他们做的。我是不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是，那就是因为情报局的人们各抒己见的氛围造成的，但是在越南南部（莽骑兵和步兵在此服役），他们更责备肯尼迪，因为他更偏爱“绿色贝雷帽”，故而冷落了麦克阿瑟将军的缘故。

    东京的情报人员并未看出肯尼迪和卡斯特罗之间的区别（“左”倾思想！“左”倾思想！）。猪湾事件留下了抹不去的苦涩，并非我一个人有这种可怕的猜测，你可以听听北亚地区的呼声。我的这种思想就像脑子里的肿瘤一样，除非我自己将它“揪”出来否则它不会出来。我正进一步调查玛丽莲的死。

    附言：猫鼬计划进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