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
在这次生死存亡的行动中，我写了这些日志并传至基特里奇·加德纳·蒙塔古手上，传递任务将由我的父亲博德曼·金伯尔·哈伯德负责，并由他审查我这些日志的安全性。我希望这不会给两位带来诸多不便。
那就让这第一篇日志做封面页吧。接下来的日志会装进信封里，并按照上述方式传递并妥善保管。
1961年4月4日，情报之眼
这是第一篇日志。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开始写日志。入侵古巴的行动将会在4月17日拉开帷幕，精确点来说的话，距离今天只有两个礼拜了。我期待飞到滩头阵地和古巴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并肩作战。这也许是我生命的最后两周了，我以此方式来记录我最后的生活。
1961年4月5日
基特里奇，用这样的方式和你交流，我感到十分抱歉。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个交给休·蒙塔古再转交给你，请你一定跟他交流好，这是因为他是除了我父亲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了，休的思想是我所见识过的最高深的和最有影响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希望他成为我和你之间的中介。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应该不希望你看到这些日志，甚至会直接销毁它们。所以，如果他要看这份日志，那我压根就不会写了。毕竟，从八年前的夏天开始，我就一直绝望地爱着你。哪怕我战死沙场，我也会珍惜这份爱，因为它给予了我精神财富，使我能够直面死亡。我们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会给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带来尊严和制裁，这也正是我男儿本色一展身手的好时机，而且，我是真的爱你。因为我很敬畏休，现在有了我保家卫国的机会，这也给我一个机会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庇护神。
好了就说这么多吧，我可能说了一些不需要说的话，请见谅。至于剩下的日志，我会每天记录书写，以满足你的好奇心。
1961年4月6日
考虑到我们机构不规律的性质和它的独立性，我忽然想到你可能还不知道情报之眼的位置。
我们就如同从I-J-K-L扔出去的石头，在俄亥俄大街上——这条街曾经是一个濒临波托马克河的军营——进行一场我们自己的“二战”。不用说，我们需要特殊的身份证件，并且要绕开情报局其他部分，只能在我们自己的通信中心活动。这种模式成功地应用于危地马拉事件中，理论上也同样适用于现在。
好吧，我们的确是距离倒影池更近了一步，但华盛顿沼泽地的排水管还是堵塞不通，旧军营的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年久失修的通风设施也一遍遍地告诉我们这里遗留了太多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花费很多钱来买除臭剂、沐浴露，否则我们就真成了臭烘烘的野兽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环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如此关注过个人卫生问题，工作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区域，我们真是有的罪受了。尽管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但不可否认我们的苦行已经开始。每一次我回到华盛顿工作，我都会想起它来。恶劣的环境就是我们在当地的一座堡垒。
不管怎样，都没有太多要说的，不过就是一座两层的军营。楼上是新闻室——亨特和我的辖区。办公桌、海报和宣传工作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还有到处可见的小隔间，北端是专供绘图员使用的画室。比起一楼来说，我们这里的光线算是很不错的了。一楼的战情室（人员同样需要另外的新身份证件，哪怕我要去隔壁里卡尔的办公室也得花费48小时来接受检验核查才会放行）当然是每个人都想待的地方，那里有完备的通信系统、大幅地图和覆盖着醋酸盐的图表，走进去就如同置身于圣所一般。此刻我想起了手术室，在动刀之前，它们都是一样的肃静。
1961年4月7日
霍华德在情报之眼的直接上司叫奈特，在乌拉圭的时候，霍华德就经常说起刚去危地马拉的那段日子，那时奈特是为他工作的，所以我知道这个人的真名叫作大卫·菲利普斯。这种领导与下属转换角色的事总是让人觉得很尴尬，所以其中一个人必须假装毫不知情。但讽刺的是，这根本就无所谓，就算我们真把他当成大卫·菲利普斯，也不会损害到情报之眼的一丝一毫。在迈阿密，或许假名的问题还算是个问题，但在这里，这个问题还比不上人们对彼此个人卫生的关注。因此，在这份日志里，我会叫他大卫·菲利普斯。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更适合他——高大健壮的身材，俊朗的脸庞，男人味十足，而且看起来还十分智慧、修养翩翩，即使是拍电影分派角色，他也是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最佳人选。现在，他在这儿负责整个宣传部的工作。大概在1958年左右，他和中央情报局切断了往来，在哈瓦那设立了一间公共关系办公室，并且很合理地预料到了巴蒂斯塔会输给卡斯特罗。他期望在卡斯特罗新的统治下，所有以前的宣传公司都不再受欢迎，但结果却是他根本指望不上卡斯特罗，因为古巴很快就转为了左翼势力的天下，共产党是不会允许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人来负责宣传工作的。考虑到菲利普斯的立场，当时情报局也与他合作在哈瓦那完成一些联络工作，所以当他抽身前往美国后，特雷西·巴恩斯又再次雇佣了他，并且提拔了他。菲利普斯现在的事业可谓是坐上了高速电梯——升势迅猛啊！虽然他和霍华德表面上相处得很好，但我能猜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
菲利普斯一直对我很好，我虽然不是特别喜欢他，但对他也有好感，可能是因为他那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吧。他本来能在大公司谋得一个管理职位，像美国通用、IBM、波音、通用食品、《时代》或者《生活》等杂志社等等，他如果想去这些地方道路肯定是畅通无阻，但我猜他是跟霍华德一样的野心勃勃。
但是，他有个很让人受不了的特点，就是他总爱讲故事。这些故事还挺有趣，轻轻松松就戳中你的笑点。但是，每当被他讲的故事逗乐的时候，我都感觉就像是一根裱花管在往外挤奶油，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知道，”他用熟练的口吻说道，“贝鲁特有一位美国记者，有一次他开着一辆大众汽车前往大马士革，可是到了叙利亚的边境，年轻卫兵把他给拦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涉嫌走私汽车发动机引擎。原来叙利亚政府为了减少贪污腐败，将它们的皇家卫兵都送去了农场，所以这位身着制服的新面孔从来没见过这种后置式交通工具。然而，这位记者可是个老油条了，他耸了耸肩，掉了个头，一直开到了五百码外的黎巴嫩哨所，然后又掉头返回了叙利亚海关。”
“这个卫兵走到了车后面（前一次他是在车的前部），打开了后备箱，发现里面空无一物，就说，‘你可以进入我的国家了。’所以这位朋友就倒着开进了叙利亚。”
基特里奇，你知道这里有多少这样夸张的奇闻逸事反反复复来回讲吗？我只好尽我所能地回避像菲利普斯这样的人。这种幽默让我想起饭前要喝一杯的人，他们并不喜欢喝酒，这样做只不过是遵照医嘱罢了。
不管怎样，目前我们是“三足鼎立”的局势——菲利普斯讲他的笑话，霍华德负责嘶嘶长叹，我则在一旁暗自发笑；只要我们的笑声足够持久，停下来的时候就会像一辆刹车很灵的慢速行驶轿车——这真是够人消磨灵魂的了。
1961年4月9日
战情室收到了一份关于我们租赁货船的报告，它们是用来运送士兵的部队运输船，而且士兵们已经抵达尼加拉瓜的卡维萨斯港口了。通过哈利法克斯我了解到它们都是年久失修的旧船，势必会降低运载供需品的效率。我们在现场的人反应都不太积极，其中还有人跟卡尔说：“这给我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希望这不会增加这次行动的风险。发烧和寒冷一直折磨着我，但二月大部队算是有了较大的进展——他们的人数翻了一倍，也正因为这才导致大部队中一半的军人都无法受到充足的训练。就在几天前，第五营和第六营才刚建立起来，参军人员也不过是前两周才刚签约招募过来的。由于它是一支中产阶级队伍，其中只有50位黑人，因此人们有理由担心我们的人员组成。这也的确成为了一道难题，因为古巴人口有一半以上都是黑人。此外，情报指挥部告诉我们，只有25%的古巴人反对卡斯特罗。不知怎么的，大家竟然并不关心这个问题，而且似乎大家还因为不关注情报指挥部的信息而感到骄傲。
但是，我一直被那个数据困扰着：只有25%的古巴人反对卡斯特罗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卡斯特罗不来一场公开选举而采取武力革命呢？这次袭击我一直是底气不足摇摆不定，特别是当我想起卡斯特罗的军队，我就感到阵阵寒意。我方估计，卡斯特罗至少有三万训练有素的精兵，他的民兵组织数量是这个数字的十倍。当然，我们猜测卡斯特罗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民兵组织的军心。古巴的战争史一向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换句话说，古巴是个具有魔力的系统。所以当我想到这个结果时，哪怕自己发烧我也感觉很好。据卡尔所说，战斗一直是最大的魔术秀，充满了障碍和偶然性。不过无可否认，我依然很担心大部队。
1961年4月10日
我收到了一封从赞尼特发来的报告——我在迈阿密的头号情报员，也就是我在乌拉圭的同事福尔特斯，一直在提醒我注意马里奥·加西亚和罗兰多·马斯费雷尔这两个人，他们的极右势力正在筹划暗杀古巴革命委员会的人。对我来说，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威胁。如果我是卡斯特罗，我就不会逮捕马里奥在古巴秘密组织里的人，至少要等到他们完成刺杀任务以后再对他们采取行动。所以他猜测这个马里奥和其他人一样已经被卡斯特罗渗透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卡尔时，他对我摇了摇头，并问道：“你有看报纸吗？”
这时刚好有一版《华盛顿邮报》在我面前，我看到罗兰多·马斯费雷尔今天被迈阿密的联邦陪审团控诉了，理由是参与谋划了向古巴发动军事远征行动，违背了中立法。
“好吧，”我说，“我们并没有搞砸所有事情啊，难道不是吗？”
“确实。”卡尔说。
1961年4月10日，又一则日记
亨特、菲利普斯和我都在二楼的会议室工作，这听起来一定很像我们在给电脑编程，一经要求即可打印出诗歌来。诺曼底登陆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位于天鹅岛的短波发射器将发送大量的信息到哈瓦那和古巴其他省市，以此来干扰DGI任何部门对我们的窃听，甚至不惜使古巴的通信系统瘫痪。尽管这些信息内容并没什么意义，但最起码也能反映出情报技术，这是干净利落的一炮！停留在古巴的自己人则会忽略他们看不懂的信息，把它们推给别人去处理，毕竟DGI会有义务破译每一条编码。我们这边呢，也无不在尽责地调整每一条信息，像作家一样斟酌一字一词。举个例子，比如“甘蔗地里的豺狼自由散漫”，我们会争论这些豺狼是不是古巴本地的，以及它们是否对甘蔗地有一种向性反应。我们不想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对古巴自然历史知识的匮乏。我们当然可以请教我们这边的哈瓦那居民，但我们只是给情报指挥部的加勒比部门打了咨询电话，因为他们并不参与这次行动，所以就不担心详情泄露的问题了，我们仅仅询问了有关古巴东西部动植物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情况，是否采用其中的知识则由我们的需要而定。再跟你分享几条：“猫头鹰在半夜会大声鸣叫”“山猫在山脊上活动”“沼泽地正在干涸”“木瓜地会烟雾弥漫”，还有一条最好的，“等待安的列斯群岛的曙光”。
1961年4月11日
今天波托马克河畔的樱桃开花了，这自然的馈赠似乎象征了我们今天的心情，但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推测而已，总之我看到大家脸上挂满了笑容。
古巴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为CRC，带着托词去纽约会见他们的最高领袖，弗兰克·本德，一个常常叼着烟的秃顶东欧人，不会说西班牙语。他把他们带进了一间小型会议室，对他们说，这次袭击意义重大，如果他们想抵达滩头阵地，那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就必须待在纽约的一间宾馆套房里与外界隔绝——这是考虑到信息的保密性，也不可以打电话。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不同意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并“自愿”放弃参与这一行动。但是，这位东欧老手本德也向我们暗示：这种“自由”相当冒险，因为上级很有可能会单独隔绝离开该行动的CRC领导。所以，这些领导者自然都同意被集体封锁。亨特认为这些复杂的步骤是很必要的，因为曼纽尔·雷的缘故——他很有可能是个泄密者，但我却觉得这是因为托托·巴尔巴罗也不一定。总之这些领导连信息也发不了了，我想想就觉得开心。我忽然想到，我们一定用了至少20位赞尼特的人，来编出各种借口将这六名高度独立的古巴绅士带去纽约。好吧，我们很擅长此事，而且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已被软禁的本德告诉亨特，他们一直向他打听新消息，而且还说：“如果我们已经成了囚徒，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得到一点特权（提前向我们透露消息）来作为补偿呢？”
与此同时，为了做好CRC的宣传工作，奈特雇佣了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叫作莱姆·琼斯的公共关系公司，实际上，这是他第二次雇佣这家公司了，而且这家公司也曾为佛朗迪做事。看到菲利普斯的表情，我能确定他又要开始讲故事了。
菲利普斯开始说道：“去年九月，琼斯在佛朗迪赚了一笔钱。同月，卡斯特罗也被选为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人，于是我和琼斯公司就决定让他去面对一车的古巴女人——‘来自迈阿密的妈妈们’，这俨然成了一辆‘悲伤大篷车’，并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祷告环节达到高潮。
“但悲哀的是，从迈阿密去华盛顿的路上，我们的‘特聘’灰狗巴士真是慢得要命。一车女人中有四位怀孕妇女，她们简直每十英里就得小便一次。我们到达华盛顿的时候已经晚了，错过了那次新闻发布会；同样悲哀的是，‘悲伤大篷车’到达纽约的时间竟晚了整整一天，但幸好女人们到达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我们通过报纸或者电报得知了女士们在教堂祷告的消息。所以我说，再次雇佣莱姆·琼斯公司是很值得的。”
1961年4月12日
真正的行动已经开始了，愈加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战情室里。
今天我得知波多黎各的卸货速度比预期的还要慢。起货机一直在工作，船上有一大块舱口盖已经生锈了，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将它撬动。但大部队依旧士气高昂，人们都亲手卖力地搬动这些货物。我的想象开始天马行空，仿佛听见了绞车尖厉的运行声和起重机的喘息声在港口上空回荡。一旦货物装上，它们就会上锚被吊到几百码之外，再在大部队的帮助下顺利上船。听说，军队士兵就睡在营地的甲板下面，还有一部分人睡在舱口盖的防水油布上面，而官员们仍然住在岸上的小帐篷里。今晚等他们收到行动开始的命令、了解到袭击方向之后，他们会举行一次狂欢派对以鼓舞士气并预祝成功，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将会在古巴哪里着陆。
我们在波多黎各的人也报告说，尼加拉瓜总统路易斯·索莫查给大部队下命令：“务必给我割几根卡斯特罗的胡子回来！”我们的观察员补充说道：“因为索莫查长得圆圆胖胖，一张脸又跟块煎饼一样，所以恐怕他在赢得热烈掌声的同时，也会引来丝丝窃笑。”这时竟然有一位粗狂的古巴汉子问道：“是上面的胡子还是下面的？”
情报之眼里还谣传说我们从加西亚租来的货船年代太久，他们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可靠性更强的货船的，但条件是要我们对外宣称这次行动是受了古巴人资助，并且也是古巴人操纵的。没有一个有自尊的美国人会愿意忍受这份侮辱，菲利普斯对此的评论是：“这次行动中，古巴人可能有点过了。”
4月12日，另一则日记
现在我依然忍受着发热和受冷这两个感知系统交替侵袭的痛苦。每一封从tRAX和波多黎各发来的报告都会让我内心的一部分加速发热，而身体的其他部位则会提醒我，我与大部队生死共存亡。这一周之内，我就要加入他们去到滩头阵地了。这感觉很不真实，但我身体内部的焦虑感却实实在在地伴随着我的一举一动，如同一场温和的流感，传至全身。
此刻，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到了滩头阵地，我肯定也会被“圈禁”；如果他们调查得知我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他们一定还会折磨我，结果就可能是“屈打成招”。（我真的会说吗？可是我真的知道答案吗？）然后我想到可能我知道得太多了，于是我很孩子气地埋怨起了机构里每一个告诉我太多事情的人——“这是你的错，与我无关。”我真这么对自己说的，但自己都被自己吓到了。事实上，处理这些冒险行动，我一点儿经验都没有，所以我肯定是脑子里一团乱，就像一个人独自身处热闹派对中却不知道该找谁说话一样。
4月12日，又一则日记
今天情报之眼的头条新闻就是肯尼迪今天早晨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他说：美国武装部队将会无条件干预古巴行动。
这些话写在新闻室和楼下的战情室的公告板上。亨特喜气洋洋地总结道：“真是一个极大的误导啊！”我们知道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正在波多黎各等待着猪湾的会面。
但在战情室里，卡尔却不是这么满意：“如果肯尼迪的意思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显露真身光明正大地行动了。”
很明显，卡尔指望美国能发动一次完整的军事后续行动。这表明比瑟尔和杜勒斯观点一致，这样我们就可以推断肯尼迪是决不会接受失败的。争执也就集中在这里了：我们总统的意思是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干预，还是正如亨特所希望的那样，这是个锦囊妙计？
在战情室，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们在猪湾的地图铺展得有多大，我将它视为一种技术魔术，用来对付萨泰里阿教的血腥、扭曲的“处方”。
4月12日，再一则日记
在总统发言之后又出现了一则新闻：一位叫作尤里·加加林的苏联航天员驾驶宇宙飞船成功实现环绕地球，也就是说，他在太空舱中环航了地球这颗行星。在情报之眼，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心情沉重的，这实在是够震惊的！俄国人怎么能在航空领域领先于我们美国呢？但是，我父亲倒是重拾了信心，“这个时机实在是太好了，”他说，“这势必会唤起肯尼迪的士气！”
这里没有人再说到猪湾了，取而代之的是红海滩、蓝海滩或者绿海滩。这是诺曼底的阴魂不散吗，还是塔拉瓦，或者是硫磺岛？
1961年4月13日
我忘记和你分享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杰克·肯尼迪说的一段有趣的话了：“弗罗里达州的马斯费雷尔先生密谋袭击古巴是为了建立类似巴蒂斯塔的政权，所以对他的控诉应该是表达了整个国家对像他这样想要在古巴内部建立类似行政机构的人的态度。”
1961年4月14日
今天，行动倒计时——倒数第三天，大部队扬帆起航了。我们的士兵挤在五辆旧矿车上，这次行动的代号叫作Zapata；明天，倒数第二天，将会有八架B-26S从邻近的波多黎各、尼加拉瓜基地起飞，对古巴三座飞机场发动空袭。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打败古巴的空军，还要向世界证明这次行动就是由古巴人发起、由古巴人操纵的。情报之眼里普遍的观点是认为诺曼底登陆的那次大规模空袭让美国出了太大的风头，但这次亨特和我因为这样的安排而动摇了。如果倒数第二天就开始轰炸古巴机场，那将会给卡斯特罗充足的时间来收拾与我方有密切来往的人，这样在入侵那一天，古巴很可能就没有地下组织接应我们了。今晚，我与卡尔在客厅争论，他并不赞同这一逻辑，但我也是第一次发现了艾伦·杜勒斯是何等地深谋远虑。他明天即将起飞前往波多黎各完成一场他几个月前就许诺的演讲，我明白只有杜勒斯先生能做出这样冷静的判断。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在古巴的“关系网”给我们带来的有利价值和带给卡斯特罗的一样多，那就任由他大规模围捕这些古巴人好了，这样一来，他很可能会关押大量自己的双重间谍，这将会更进一步地击溃他的情报队伍的士气。至于我们秘密组织的士气，好吧，估计也要元气大伤了。
亨特和菲利普斯也担心在明天空袭时，几百万份传单会分发不出去。B-26S的全部载荷我们都已经用来装运攻击卡斯特罗飞机的炸弹了。接下来，如果还有更多的空战，我们可能就要丢下一些传单，但是任何类似危地马拉政变的想法似乎都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为了缓和我们的情绪，我们得知这些传单将会转给补给船代为运输。“一旦我们占领了滩头阵地和飞机跑道，你们的投入迟早会派上用场。”
“太迟了。”菲利普斯想解释道。他是机构里最出色的健将，所以看到他这副嘴巴和脸皱在一起的孩子模样，实在是有些古怪。“他们完成不了的，”他说，“我们就是前戏。可是我们要在事毕之后再开始前戏吗？”
4月14日，另一则日记
迫于国务院的压力，我们上级的人，可能是比瑟尔，决定明天空袭时额外发送一架诱饵飞机从尼加拉瓜直接飞到迈阿密，这架诱饵机据称是一架从卡斯特罗空军叛变的B-26S，预计由它炸毁哈瓦那机场，然后再飞越过我们的头顶。
亨特预见了这次行动可能会遇上的各种问题，并用转码解码器向快乐山谷发送信息——“快乐山谷”是我们给波多黎各机场编定的代号。他继续向大家解释准备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这架飞机必须看起来像是在古巴领空受到了突袭——这个任务可以交给专业的艺术家们，由他们负责把弹坑和烧痕“画”在恰当的位置。亨特对此的意见是：“这让我很不好受，一个细节出错那就全盘皆输了！”
空袭会在明天黎明时分开始，机构里的大部分人今晚都不准备回去了。我们睡在军队的小床上（床垫不是太硬就是太软），大家喝着咖啡，“悠闲”地度过这几个小时。我觉得等待时机来临就像身处牢狱一样痛苦。
1961年4月15日，上午8：00
房间里整个晚上都弥漫着烟味，大家都伴着这样陈腐不适的气味紧张不安地睡去。黎明过后没一会儿，电报传来说我们的三场空袭已经开始了。一架叫作“琳达”的B-26S将会奔赴它的目标德洛斯巴尼奥斯——距离哈瓦那西南方向三十英里的一座重要的大型军用机场；另一架叫作“彪马”的B-26S，将会袭击哈瓦那外围的自由营；编号为“大猩猩”的第三架B-26S将会袭击位于岛屿另一端的古巴圣地亚哥机场。
忽然传来一封报告说三个机场已被同时轰炸，哈瓦那到处响着歇斯底里的广播，我们的古巴飞行员跟我们汇报说卡斯特罗的空军已经全军覆没了。
我们的“宿舍”顿时沸腾了。早上六点半，窗户忽然打开，我们全都欢呼起来，然后大家一跃而起穿好衣服冲向了楼下的战情室。战情室里更是一派欢呼雀跃的景象，官员们都在互相拥抱，比瑟尔也收到了各方的祝贺。“还没有官方消息，”我听见他说，“我们还是要等U-2发来的官方确认。”但他整个人都是神采奕奕的。我听见其他官员的嘟哝声：“终于都结束了！哈瓦那还是在我们手里的好。”
与此同时，单独从“快乐山谷”起飞前往佛罗里达州的那一架B-26S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了，飞行员却被移民署的人带走了，他的飞机也被拘留了。美国新闻报道说这位迈阿密的飞行员穿着一件t恤，戴着一顶棒球帽，戴着墨镜，叼着一根烟，看起来潇洒不羁。他的飞机估计也要报废了，因为一个发动机已经坏掉，机身上也有很多明显的弹坑。
米洛·卡多纳在纽约发表了声明：“古巴革命委员会已经和这些飞行员取得了联系并鼓励了他们。”在这间情报室里，我们有一台十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我观看了他和记者们说话的整个过程。他看起来十分疲惫，摘下墨镜对媒体说：“先生们，从我的眼睛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我差不多是没日没夜地拼命了。”
“这次的空袭是入侵的前奏吗？”一位记者问他。
卡多纳笑了，他像个裁判一样伸展开双手，说道：“不存在什么入侵的，先生。”
但坐在他邻座的巴尔巴罗却说道：“好戏已经开始了！”我觉得巴尔巴罗看起来都有些不正常了。
一小时后
又是一则奇异的新闻。在基维斯特，我们的一架轰炸机在结束自由营的空袭之后，发动机出现了故障，不得不强行着陆，小说里的情节竟然要在现实中上演了，这还真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基维斯特当时正在博卡契卡海军航空站筹备奥林匹克日的庆祝事宜，现场还有很多的“配套设施”：径赛项目、父母亲、仪仗队以及啦啦队。但因为这架飞机的到来而不得不取消——奥林匹克日被海军取消了。
另一架袭击德洛斯巴尼奥斯的B-26S飞机由于燃料箱不能正常使用而被迫降落在大开曼岛。大开曼岛是英国殖民地，所以指望英国将飞行员和飞机遣返回“快乐山谷”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正如卡尔所说的那样：“你不能相信英国人能够在这方面给予协助，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办事还要走复杂的程序。”
迈阿密电视新闻中播出了移民局局长召开记者会的场景，局长拒绝透露两位降落在美国的飞行员的名字——他们在古巴的家人同时也受到保护。一位记者问道：“难道卡斯特罗的空军司令会不知道他们自己飞行员的名字吗？”
“这我帮不了你，”局长说，“这些飞行员要求对他们的名字进行保密。”
亨特摇了摇头道：“局面真是要乱了。”
他说得对。这一整天里，迈阿密和纽约的记者都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他们简直成了我们领域的另一种新生力量了，他们对每个事件都有着敏锐的直觉。而且有位记者竟然设法靠近了那架着陆在迈阿密的飞机，注意到B-26S机关枪的枪口还是用胶布封着的——封胶布是为了防止尘土和碎石进入枪的后膛，同时也意味着这把枪还没有开过火。这个问题真是引起了轰动，整个新闻室和战情室里的人们都在嘟嘟哝哝地骂着：“这些该死的记者，他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的啊？”我自己心中也有同样的疑问。记者们提的问题越来越犀利，但都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的回答，广播和电视里的发言人对每一个问题都报以“无可奉告”的回复。
在联合国，来自古巴的大使劳尔·罗亚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展开了激烈的争执，整个下午我都守在收音机前听报告。史蒂文森说：“这些飞行员是从卡斯特罗的暴政之下逃出来的，没有任何美国人员参与。据我们所知，这两架飞机是卡斯特罗自己的空军用机。并且飞行员自己交代说，它们是从卡斯特罗的军用机场起飞的。我有其中一架飞机的照片，上面有明显的卡斯特罗空军标志。”
我忽然有种悲喜交加的感觉，像阿德莱·史蒂文森这样的大人物都准备对情报局撒谎了，而且他这似乎还是超越邪恶的正义善举。但是，我的情绪依然很低落，史蒂文森似乎是个骗子高手，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多么真诚啊。
“我不知道他会有意撒谎。”亨特说。
劳拉·罗亚说：“黎明时分的那场空袭是大规模入侵的前奏，是由美国一手策划和资助的。这些雇佣兵是接受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专家特训的。”
在白宫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白宫新闻秘书皮耶尔·沙林格否认了所有有关轰炸的信息。
稍后一点
傍晚时候，我路过父亲的办公室并同他喝了一会儿咖啡，他心情明显不太好。第一条伤亡消息刚刚传过来，我们的一艘租赁货轮上发生了一场50毫米口径的机关枪激战，这些装备因为年久生锈而有些松动，甲板上是一片枪林弹雨，最终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士兵们在海上举行了一场葬礼：人们身着制服，虔诚地祷告着，然后在日落时分将尸体投进了大海。
卡尔·哈伯德一直以来都把不必要的伤亡看作凶兆，他同时也很担心阿德莱·史蒂文森。“我觉得阿德莱根本不知道这两架飞机是我们的，虽然特雷西·巴恩斯给他介绍了情况，但特雷西完全可以隐瞒真相。万一史蒂文森发现了事实，那他就有好果子吃了！天哪，他很有可能会劝说肯尼迪取消这次袭击行动，”卡尔继续说道，“这一定不会发生的。”就好像他的意念能够变成真正的力量一样。
晚上
今晚天黑之后，桃乐丝来看了亨特。他溜出了情报之眼，跟她在车里聊天。他并没有告诉她，我们会在72小时之内前往滩头阵地，他甚至都没有将行李打包。等到古巴革命委员会的“主力”降落在奥帕洛卡之后，他可能很快就会加入其中，然后挑上几条休闲裤和几双军靴加入到战争中，我也一样。我想象着亨特和桃乐丝在他们车里的画面，他们应该会谈到她母亲的去世、孩子们的学校——这是他们在国内的日常话题。我们即将前往一座热带城市，可我却再一次感染了风寒。马上就要上战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显得不太真实，但死亡对我来说却是异常的清晰，我都能想象到自己尸体的样子。既然这日志是写给基特里奇看的，那么我就可以问：比对手更愿意面对死亡的话，Ω会嘲笑α吗？
周日早晨
昨晚我们没有人睡得好，即使到明天一大早才能确定入侵的具体细节，现在人们仍然要坚持起床下楼去战情室。用完早餐——咖啡和甜面圈，菲利普斯便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我们有一位秘书，昨晚轮到她去床上小憩的时候，被睡在邻床的一位陌生男人吓醒了。那个男人脸色苍白，身材魁梧，她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他。他是私闯进来的吗？不，菲利普斯说，他就是我们的领导理查德·比瑟尔，当时正在那张床上打盹。
早上九点左右的时候，情报之眼里一半的成员都请假一两个小时去探视家属或者去教堂礼拜了。此时战情室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经过仔细审查，航空照片显示，昨天古巴机场的空袭并没有刚开始报道的那么成功，卡斯特罗的飞机并非全部被摧毁。很显然，我们大部队的飞行员的确看到了他们想要看到的场景。但根据战情室的计算，卡斯特罗有三分之二的武力被摧毁或者遭受损坏，但他们仍有三四架喷气式教练机，三四架“海之怒”战斗机和两架B-26S轰炸机。现在我们需要立即开展清除行动，彻底摧毁卡斯特罗的空军力量。卡贝尔上将——杜勒斯先生不在的时候他就是代理司长——打了一个上午的高尔夫球回到战情室时，我们的空中作战官员正在发号施令，准备展开这一行动。
我并没有在现场听到，但很快就从别人口中听说了卡贝尔不赞成在没有请示国务卿腊斯克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袭击，结果腊斯克反过来要求他去一趟国务院，看起来情绪低落的理查德·比瑟尔也将同卡贝尔一起离开了。
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我们的第二次空袭依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情报之眼的气氛再次发生了变化。正如卡尔附带向我解释的那样，军队的主力按计划会在周一凌晨两点钟着陆，供给船则必须在天亮之前卸货完毕，否则它们就会遭到卡斯特罗残余势力的突袭。卡尔还说，明天天亮之前完成这项任务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必须是在一切都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天黑之前这支未经演练的队伍上船前往一个不熟悉的港口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两小时之后
我们仍然在等待，现在已经临近天黑了，我们也越来越焦虑。周日的《纽约时代》头条新闻便把这一“令人迷惑的状况”渲染得很到位，问题提得也越来越尖锐，比如，为什么还不公布飞行员的名字？然后又多了一条关于B-26S机首的问题：卡斯特罗的飞机机首都是由透明树脂玻璃制成，但迈阿密的这架B-26S机身前部却是用别样的固体材料。
亨特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我们编造的故事必须要撑到着陆全部完成。一旦我们在猪湾的机场开始行动，那么对真相的报道立刻就会淹没目前的飞行员名字问题。可是现在，国务院可能已经失去了再次展开空袭的兴趣，因为腊斯克、比瑟尔和卡贝尔仍然在就发动空袭之事进行会谈，我们真是等得花儿都谢了。
现在我正忙于同亨特和菲利普斯一起发布各种信息，今晚我们将通过天鹅岛的无线电台向古巴发出多次广播，希望这些“情报”能够充分迷惑他们。跟你分享其中一条“情报”吧：“警报！警报！仔细看这条彩虹，鱼很快就要浮上水面了！奇科就在屋子里，去探视一下他吧。天空是蔚蓝的，公告就在树上，树是绿叶棕枝。信件已经顺利送达，信件是白色的。鱼很快就要浮上水面了。鱼是红色的。”可是后来我才知道“鱼”在古巴的意思是“阳物”，但消息已经发出——“阳物已经勃起，阳物是红色的。”
下一条广播是由路透社哈瓦那支部的电传打印机发出的，说送葬队伍有三十个街区那么长，在首都的各条街道缓缓移动，悼念昨天空袭中逝去的生命，遇难尸体整晚都躺在哈瓦那大学。现在送葬队列朝着科隆公墓前进，卡斯特罗正等候在那里，准备说些什么。
一小时之后，路透社便提供了卡斯特罗的演讲摘要：“如果珍珠港偷袭被美国人们看作是一次罪恶、叛变以及懦弱的行动，那么我们的人就有权利认为这一次的突袭是严重一千倍的罪恶与懦弱！美国佬是在欺骗这个世界，但整个世界都很清楚，这次对我国的袭击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炮制的。”
我把这份报告给卡尔看，他点了点头。“我听说了，”他说，“史蒂文森现在一定很愤怒。他已经发现我们的B-26S并非古巴的叛军，而且面临着被迫请辞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允许我们发动另一场袭击了，因为政治因素将要凌驾于军事因素之上。”
他是对的。比瑟尔在黄昏时分回来了，他看起来不太好，憔悴却又异常镇静。他告诉我们，入侵已经开始了，但空袭已经结束了。如果供给船不能在天亮之前卸载完毕，他们就得撤退到海上，直到次日晚上才能返回继续完成卸货任务。
上级这一指示让我很受打击，但与此同时也传来了好消息——我们有至少55号人集合在一起听到比瑟尔说“入侵行动开始了”而欢呼起来。我们会全力以赴，总统会支持我们，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游戏开始了，我相信我们的欢呼是因为如释重负——终于不用再担心上级命令取消此次行动了。
我发现我们就像一支合唱队，而我终于理解了这出希腊戏剧。我们不仅是一支对上帝旨意做出正确评判的队伍，而且已经化成一股专属人类的力量，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让命运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吧！不久以后，我们将会让供给船和卸货船更加靠近滩头阵地。我一点也不惊讶，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推动”这些锈迹斑斑的货船——曙光已在眼前，我们斗志昂扬。
（晚些时候）
到了晚上，一切都稍显平静下来。我再次躲在厕所里，写下这些要发给你的日记。但是我办公室里的人很快就会知道我哈伯德并没有紧致的括约肌。如果我每隔几个小时就离开一会儿的事被记录下来的话，那我希望这种强度不要引起他们的疑惑，这自然很好。但是，如果他们误以为我是个必须频繁进厕所的人的话，那我写这篇日志就要付出代价了，这样的话那我宁愿自己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任何东西。如果当初在农场的时候他们能针对一条原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我们，那现在也就没有必要做这些笔记了。即使我写了，我也会备感束缚。现在我并不方便透露太多有关我们战情室的人员和他们具体的任务，我把重点放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以及我自己的主观情绪上——我仍然不得不对父亲不正当的伪装行为表示惊奇。他很清楚地知道我这种行为——往轻了说是违背了职业操守，但他仍然鼓励我完成这份日志。同时我也很惊讶自己竟然很听他的话，都是因为我太想亲近他了啊！
虽然在写日志的这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思考自己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滩头阵地指挥部的压力、是否准备好牺牲自己换取伟大的永垂不朽，但是倘若没有这份日志的话，我将无法承受这份压力和动力。而且写日志的风险很小，每一次我写完几页新东西，我都会把它们封在信封里，然后扔进卡尔的保险箱。我推测他一定会每隔几天就打开箱子收集我的日志。不过实际上，这些日志似乎的确触到了个人隐私，我和他从不谈论日志内容。
亨特刚刚告知了我最新的日程安排。如果天亮之前供给货品能够着陆，并且滩头阵地足够安全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前往迈阿密混入古巴流亡领导之中，然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就会到达滩头阵地。确实，今天早上凌晨那段时间，古巴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已经离开了纽约前往奥帕洛卡，他们一下飞机就会立即“安顿”下来——我不会用“监禁”这个词——驻扎在旧空军基地的军营里。他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环境中——一半即将爆发，一半已经凋萎了。我一直以来都无法忍受古巴人歇斯底里的性格，但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很赞成他们的处境的，毕竟，他们是身在迈阿密的郊区，而不是距离他们的家属仅仅十英里之远的危险地带。虽然他们还不能擅自外出，但作为政客，他们还有机会参加各种庆典。我们从各方打听来的消息是，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古巴人自周六的空袭之后，已经进入了休假节庆状态。现在身处迈阿密的每一个古巴流亡者都想要一个机会能加入反抗卡斯特罗的战斗中。但在奥帕洛卡，流亡领导人的情绪却徘徊在战争打响的士气高昂和典型的妄自菲薄的古巴式忧郁中。
然而，弗兰克·本德代表情报局与这些领导就该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这是正义之举。本德，在他数次飞往迈阿密之后，我发现他和亨特或者佛朗迪一直都处不来。作为一个拥有炉火纯青的间谍情报技术的东欧男人，本德有一个他自己坚持的原则——只看结果。他有些秃顶，戴着眼镜，叼着烟，整个人就像根粗糙的玉米棒子；而且几个月来，无论什么时候亨特用附近的电话打给他，当霍华德这边砰的一声挂掉电话时，我都会等到对方同样的崩溃。但现在，他们俩相处得友好多了，本德和六个古巴人待了三天（在酒店的套房），现在又和他们共处一个军营，他真是饱受幽闭恐惧症之苦，然而现在他又要强忍着将霍华德的嗓音转变到友好的音频上。有时候，本德甚至会和我说话：“小伙子，告诉我一些新闻吧，说一些能让这些家伙开心的新闻吧，要不然他们连地毯都要啃了。”
“那你就告诉他们，”我说，“卡斯特罗说美国人的新闻服务业都是胡扯，他的原话说‘甚至连好莱坞都翻拍不出这样的故事。’”
“哈哈，这话说得真他妈对！”本德说。
霍华德朝我喊话：“告诉弗兰克去通知他们一切按计划进行！”
“他们很讨厌计划，”本德说，“他们想要去前线参与战斗临场发挥。”
“谁想去那就告诉他，”亨特喊道，“我会代他向他的妻子问好。”
“给我带一盒烟下来，”本德说，“我的快抽完了。”
两小时之后，他又喊我了——巴尔巴罗想和我通话。“我有三个词让你转告你父亲，”他说，“这三个词是马里奥·加西亚。马里奥，马里奥，马里奥。问下你父亲马里奥是否已在我们的观察范围内。”
“马里奥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我说，“马斯费雷尔已经被逮捕了。”
“马斯费雷尔可以有多个，但我们只有一个马里奥。他是个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了我们就一个都活不了了。”巴尔巴罗说道。
过了没一会儿，卡尔回复说马里奥不过就是184发大炮中的一枚机关炮而已（这个数字恰好是迈阿密难民营的数量）。
周日，接近午夜
在着陆开始前，我们都抓紧睡上几个小时。由亨特和菲利普斯谨慎起草的古巴革命委员会一号公报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会在几分钟内给琼斯公司打电话告知他这份公告，他们会油印出来，然后乘坐出租车，将它分发到各处新闻服务点，各新闻服务点预计会在凌晨两点钟得到该公报（附公报内容如下）：
古巴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将在几小时后全面爆发。这支惊人军队由一群不可征服的爱国主义战士组成，现在，他们拿起武器，为他们亲爱的祖国的自由而战。他们的追随者——各个城市和村庄的人们都响应号召，加入这场推翻暴政的内战中。我们得到消息，古巴国民军中的大部分战士已经投降。
我没有时间思考，但我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有所谓的“追随者”与我们并肩作战。今天下午路透社发来报告，是关于卡斯特罗对周六空袭的回应——在哈瓦那和圣地亚哥发生了大规模围捕古巴人运动，我再次怀疑我们第一次空袭的理智性。我猜我们是担心如果我们等得太久，卡斯特罗就会有时间分散他的空军力量，而且他的侦察机可能会发现大部队供给船的卸货点，但是现在我方没有一举歼灭卡斯特罗的空军力量，这又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损失啊！指挥将领们尽犯这种错误，唉，我以后也不用质疑我的军事才能了。
1961年，4月17日，凌晨00：30
我又回到卫生间里，继续写日志了。大部队中的伞兵分遣队，176位强壮的男子，刚刚在享用完牛排晚餐之后从“快乐山谷”起飞了，他们每人只带了一个苹果做早餐。他们将在几个小时内降落去设置路障。这几天我一直在战情室里研究墙上的那幅地图，这块40英里高、80英里宽的区域占据了我的整个脑海。我先提前描述一下计划内的滩头阵地，因为一旦行动开始，就没有时间了。
我们将会降落在一条L形的海岸线上。猪湾是条自北向南方向的水域，水流主体位于东西向轴中，距离加勒比海20英里。我们军队里的一支力量（两个营）将会从猪湾逆流而上，最后登陆普拉亚拉尔加海滩（红海滩）。我们的主力部队将会前往吉隆滩（在加勒比海岸转弯处大约十英里之外的地方），普拉亚拉尔加海滩和吉隆滩都位于卡斯特罗新修的路上，两者相距30英里。沿着加勒比海岸再往东走20英里，就是绿海滩了。接下来我们的第三支力量就会抵达那里。预计在24至48小时内，我们的各支力量将联合起来，如此一来我们在猪湾、后方的加勒比海以及前方三英里的赞帕塔大沼泽地这一带，就拥有了长达55英里的“海岸保护线”。在我们主力部队的前方，伞兵分遣队将会按计划在这三条横跨大沼泽的路上设置路障。
我想到了从尼加拉瓜飞到古巴的伞兵分遣队，甚至当我起床去洗手间写这篇日志时，C-46发动机的嗡鸣声、睡在我邻床的同事梦中发出的疾呼声，都混杂在我的脑海里。
1961年4月17日，上午6：15
在这过去的六个小时里，发生了太多事情。
入侵部队在凌晨两点半左右成功登陆普拉亚拉尔加海滩和吉隆滩，但其他力量并没有按照计划准时抵达。我们通过迂回手段获取了相关信息——吉隆滩的战地指挥所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和大部队的指挥舰“布拉加号”取得联系，然后再转到距离海岸线20海里的美国驱逐舰上，用同样的通信方式传达到五角大楼和我们战情室这边。事实的价值和错误报告的价值都很难判断出来，经过确认和辩驳，现在我知道了，着陆的海滩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有斜坡防护层，而是布满了参差不齐的珊瑚丛和水下暗礁，而且晚上将夜光浮标放置在海上的航道上也比预期的时间要多很多。大部分供给货品都无法到达海岸，因为它们都搁浅在珊瑚丛上了。这些男人更是不得不把步枪举过头顶、跋涉渡过齐胸高的水域，因此很多设备都被水浸泡了，其中还包括许多无线电广播设备。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和大部队的通信工作延迟了。
此外，还出现了一个未预料到的问题。卡斯特罗自卫队的一支小分遣队也在海岸上，在当地人投降或撤营之前又与之发生了几次交锋。当古巴人缴获了我们这些设备时，有几个微波无线传输器还是热的，所以卡斯特罗知道入侵消息的时间应该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早。卡尔对我说：“等我们在滩头阵地足够有资格凌驾于临时政府之上后，他就会试着结束这一行动。”
因此，所有现在收到的消息都成为建造滩头阵地的一种动力。伞兵分遣队正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危险。在东部前线，即圣布拉斯特区北部，路障都已经设置好了。一些圣布拉斯特区的市民还自愿搬运供给货品，有的还自告奋勇做志愿护士。在西部前线，普拉亚拉尔加海滩，伞兵分遣队的供给物落在了沼泽地（再说一次，我们训练这支队伍比飞行员还严格），战士们便只好落回沙滩。
所以，在普拉亚拉尔加海滩，位于西部前线的第二营营长托尼·奥利瓦，从他着陆那刻开始，他便卷入了战斗之中。整个过程是混乱而恐怖的，但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本来在普拉亚拉尔加海滩和吉隆滩两处都应该安全着陆的，可是现在两处都与自卫队的派遣小分队在沙滩附近发生了交火。这两个大部队阵营都获胜了，现在都在掘壕固守阵地，同时时间也都被消耗殆尽了。我们的廉价二手登陆艇似乎没有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从战斗现场发回的无线电报不断地报告着外侧发动机失灵的警告。随着夜幕降临，船只可能会沉没，而且珊瑚礁的存在也会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我相信了卡尔几天前说过的话：海军情报局警告过情报局，吉隆滩会出现许多这样的障碍，但我们几乎是充耳不闻。曾经我们已经错过了特立尼达岛这一登陆点，情报局一定会认定我们再也折腾不起了，或者是没有可实行的计划了，很明显我们现在要赶快拿定主意。着陆有麻烦吗？——尽你所能地将货品送到岸上。这就是为什么供给货品现在来得很慢。供给船必须离开沙滩，但看起来，天亮之前坦克依然到不了沙滩。
大堂里的骚动声已经传过来，我只能写到这了。上午11：30
距离上一篇日志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事情有点向坏的方面发展了。今天早晨六点半，卡斯特罗的残余空军势力在吉隆滩现身了，仅仅只有六架飞机，并且其中一辆已经坠毁，但我们反过来还损失了一艘供给船，另一艘也在离岸三百码的地方沉没。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休斯敦号成功地将第二营在天亮之前撤离普拉亚拉尔加海滩，但当古巴的一架飞机发射一枚火箭弹至休斯敦号时，全是新兵的第五营仍然在甲板上。由于这艘船同时还运载着弹药和汽油，所以船没有爆炸简直就是个奇迹。但这艘船在吃水线以下的位置有处严重的漏洞，在前往海滩的航行中它开始像一头垂死的公牛挣扎着下沉，甚至当第五营全部队员都跳进海里游向海滩时，燃油和舱底污水还在不断地从漏洞口渗出来，游向海岸的他们还遭受着空中的炮击和扫射。报道中说死亡人数在20至40人之间，其他伤亡还未列入统计。第二营营长托尼·奥利瓦需要第五营并入第二营，但他们现在距离他还有十英里远，而且第五营估计也在重新集结了。
就在几分钟之后，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另一架卡斯特罗的飞机用另一枚火箭弹袭击了埃斯孔迪多，使之遭到了更严重的爆炸，很快船就沉没了。幸存者还没有统计，但埃斯孔迪多运载了我们这十天战斗所需要的大部分必需品——弹药、食物、药品、燃料——可是现在都没了。
现在又有消息传来说大部队只成功卸载了百分之十的弹药，今天或许够用，但供给船逃往了海里，只能等到天黑之后才能再次返回来卸载。于是预计降落在绿海滩的第三营则不得不转向前往吉隆滩的基地。如果普拉亚拉尔加海滩的阵地失守的话，奥利瓦的第二营就不得不撤退回吉隆滩，滩头阵地的宽度将会只剩几英里。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供给货品能够顺利穿过这片水域就成了重中之重。
可是这就又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上级安排货船和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会合，目的是为了避免遭受下一轮的空袭，但是船长竟没有对无线指令做出回应，而且他船上的古巴船员明显没有大部队的高昂士气。所以结局就是：布拉加号、加勒比号、亚特兰蒂克号和巴巴拉号都分布在加勒比海的不同区域了。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我们在吉隆滩附近占据了一座小型机场，里面的各项设施条件都还不错。我默默地告诉自己那就是我要着陆的机场，顿时一滴汗液就顺着我的脊椎流了下来。然而，亨特过来说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到佛罗里达州与古巴革命委员会会合之后，因为收到这些坏消息而延误了。在这段时间里，古巴革命委员会将资料文件都分发了出去。当然卡多纳是最高的领导，曼纽尔·阿蒂姆（现在和大部队在一起）被称为“入侵军队代表”，但制衡天才托托·巴尔巴罗则是国防部长。曼纽尔·雷也当上了内部事务委员会会长，如果亨特对他共产主义者身份的怀疑是正确的话，那这个职位就一定是曼纽尔梦寐以求的。
然而，奥帕洛卡现在处处都是歇斯底里的兴奋。有位部长（我怀疑是巴尔巴罗）发誓说如果再不还他自由的话他就自杀，他不断地向本德要求和艾伦·杜勒斯进行对话。本德一直给迪克·比瑟尔打电话，恳求他调几位肯尼迪的人到奥帕洛卡来安慰这些政治家们敏感的神经，其中他还提到了亚瑟·施莱辛格和阿道夫·伯利。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情报之眼的工作已经快要停滞不前了。偶尔会有一封电报传到战情室，内容无非是刺激更多的人加入这紧张的行动之中——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做些什么——但是好多人都是因为未在前线而有点力不从心。停驻在尼加拉瓜的B-26S时常航于空中参与作战，但从“快乐山谷”到吉隆滩往返七个小时的航程需要消耗很多燃料，而它们抵达滩头阵地作战时间不超15分钟。这些轰炸机能在空中载重四万磅的重量，同时还运载了3000磅的炸弹、八枚火箭、八把口径50毫米的机关枪以及燃料，装载这些物品恰好超重了4000磅，这还是在不装机尾枪的条件下。上述这些机关枪、弹药盒、发射装置等加在一起也差不多重达1000磅，载重这些物品所耗能量也抵得上飞机飞行15分钟了。这些缺少了机尾枪的B-26S，哪怕面对的是卡斯特罗的残余货机，也是不堪一击啊。
我竟“粗心”到忘记汇报我自己的情况了——但是我却觉得很开心！——如果你问B-26S为什么不留在当地机场的原因，答案就是：他们会被卡斯特罗的飞机炸毁。
1961年4月17日，下午3：00
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大卫·菲利普斯这次也被彻底激怒了，我们完全不清楚古巴革命委员会究竟向琼斯发布了怎样的公告。我们是要去确认行动中有什么困难吗？
我们提出以下内容：古巴革命委员会想要宣布，今天的行动不过就是向军队输送供给品以及向在古巴接受了训练的军队力量提供支持。
我们引用了一位佚名政治家的话：“我预测，天亮之前，全体古巴人会站起来加入起义军的队伍……许多农村的自卫兵已经倒戈了。”
事实上，大部队目前为止已经俘获了100名自卫兵，其中一半已经能够向我们投降了。我们从这个比例中完全可以推断出古巴的未来。
但迪安·腊斯克却更加谨慎了，他早上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的记录现在已经传到了新闻室——大家都抽了多少烟啊，烟灰缸里的烟蒂装得满满的！油印文件掉得满地都是。我们办公室的成员其实还一直号称是全美国最整洁的人，但最近几天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神经时时刻刻都紧绷着。全部都变成了灰色：新闻本身、烟灰、烟雾、地板上的碎石和踩在掉落在地板上的文件上的脚印。尽管如此，我们一收到消息就会快马加鞭地发送出去。
Q：这位降落在迈阿密的飞行员说了，他是从古巴叛逃出来的，事情好像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卡斯特罗怀疑我们伪造成他的人，为什么政府不允许媒体见这个人？移民署是不是替国务院做了什么决策？
腊斯克：我认为这个问题首先是从移民局开始的，现在渐渐演变为与古巴之间的问题了。今天早上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Q：如果反叛者在古巴成功地建立了牢固的立足点，我们会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吗？
腊斯克：这个问题谈的是以后的事情，目前我并没有任何答案。
Q：部长先生，关于古巴的问题我问完了。
腊斯克：谢谢。（大笑）
然而这事对其他人来说就没那么快翻篇了。驻哥伦比亚波哥大美国新闻处门前挤满了人，还有陆续不断的石头和被打碎的玻璃窗：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政府甚至都动用了催泪瓦斯来对付非法游行。《消息报》称之为“恐怖新闻”，我还看过国外媒体——伦敦、巴黎、罗马、波恩、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北京、新德里和金沙萨等的评论。消息铺天盖地，地板上自然也堆了更多的废弃报纸。然而此刻窗户外面是俄亥俄大街周一下午车水马龙的景象；波托马克河上，电动船照常载着行人过河。这一刻，尽管我们的工作已经相对停滞了，但我们依然有可能是华盛顿最炽热的政府机关。我感觉既空虚又兴奋，同时还掺杂着愤怒，甚至还有一种疏远的感觉，一定是咖啡因起的作用。虽然我是历史的一名创造者，但仅仅是扮演扛着枪独自焦虑的小角色而已。
当我读到今天晚上的报纸时，我实在是很生气，媒体真是太不负责任了！谣言如今竟也敢拿来当新闻头条：
入侵者袭击了古巴六个省中的四个
可恶的谣言竟然赤裸裸地说成了事实！我觉得自己身处情报局还是很正义的，至少我们撒谎都是很巧妙的。然后我想起了古巴革命委员会的公告——这真不是情报局的风格啊。有一刻我挺讨厌亨特的，埋怨他背叛我把我推到了宣传部这个火坑里。我觉得自己的思维被一分为二了：一半想着我此刻应该在奥帕洛卡，明天就能够到达滩头阵地；另一半则体会着目前这如腋窝一样腐臭的环境。任何事情都和过期的除臭剂一样难闻吗？我们神经的废物都被吐到了盘子里和地板上。
1961年4月18日，凌晨3：30
普拉亚拉尔加海滩和圣布拉斯特区的战争持续了一整晚。卡斯特罗的军队在下午3点（也就是12个小时前）抵达前线，然后立即开火打了起来。前线传来报告称，卡斯特罗的手下在第一场袭击中已经伤亡不少了，现在大部队正承受着巨大的炮火压力，我们便报之以4.2英寸的迫击炮和白磷弹药。现在大规模伤亡仍在继续，我无法入眠——这战斗听起来就像一部恢宏的史诗。
1961年4月18日，凌晨3：44
我根本无法入睡，索性就听起了天鹅岛的无线电广播。一个小时后，一份文字记录传来，我觉得很有必要将它加入这篇日志。亨特、菲利普斯和我正致力于此，希望能够激起卡斯特罗支持者心中的恐惧，前提是他们能够听到这条广播。
“现在对你来说是占领战略性位置来控制公路与铁路的最佳时刻，将那些不听从你指挥的人送进监狱或者干脆枪毙吧！海军同志们，保全好你们在古巴海军的职位；空军同志们，听好了，所有的飞机必须待在地面！要保证没有一架卡斯特罗的飞机起飞：拆了它的无线电广播设备、毁掉它的尾翼、砸了它的仪表、刺穿它的油箱！加入我们的人将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无上的荣耀！叛国者必死无疑！”
1961年4月18日，早上6：31
以下也同样是来自天鹅岛无线电广播的消息：
“哈瓦那人民注意了，哈瓦那人民注意了！帮帮这些为自由而战的勇士吧！……请你们配合我们：今天上午7点45分，待我们发出信号后，请你们打开家中所有的灯以及所有的电器，增加电厂的电力负荷！但是不要担心，哈瓦那人民，我们保证会很快恢复电力供应。”
1961年4月18日，上午7：00
大部队在普拉亚拉尔加海滩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却丢了阵地，我们的各方报告均表示卡斯特罗的伤亡人数很大。他的军队不得不沿着两边均为沼泽的道路发动进攻，听起来就像一群流着鲜血的伤员前脚接后脚前行，中间还隔着一具具牺牲的尸体。
当我在写上面这段时，我感觉我的意识已经不受控制了。我仿佛看见自己身处受伤战士的血泊中，推着身旁牺牲战友的尸体前行，我甚至都能感觉到肮脏黏稠的血。
卡斯特罗的军队已经不可能突围出去了，但反过来，奥利瓦的第二营也已经弹药用尽，第五营也没什么好使的武器了，而且最终二营和五营也没能会合。普拉亚拉尔加海滩和吉隆滩的部队均收到了撤退命令，五十英里长的滩头阵地正在“萎缩”至短短的五英里海滩。
最坏的消息就是昨晚没有一艘供给船从海上送新的货品给岸边的军士将领。我一夜醒了四次，醒来就看吉隆滩发来的电报。这实在是令人困惑。加勒比号和亚特兰蒂克号船上的船员一定是既恐惧又愤怒。加勒比号现在位于猪湾南部距离海岸218英里的海上，没有显示任何返航的迹象。另一艘亚特兰蒂克号仅仅在南部的110英里处，正在请求将货卸到距离海岸55英里的通用艇上。
投放到埃斯孔迪多的炸弹爆炸起来像是原子弹爆炸，大量的蘑菇云升腾而起，30英里外都能听到声响。虽然布拉加号上大部分船员都暂且保住了性命，但这群士气低落的船员现在已经开始倦怠了。尽管大部队丢失了大多数的弹药和通信工具，但布拉加号上的供给品还是足够支持我们这群古巴人再战斗两天的，可是现在布拉加号返回吉隆滩的速度极其慢，天亮之前根本到达不了岸边，那也就意味着今天它还是不能卸货。埃斯孔迪多爆炸事件的幸存者的情绪感染了布拉加号上的船员，他们扬言如果美国不派遣护航驱逐舰，他们就要关掉轮船的发动机，不再向岸上的部队提供军需。因为这一点还处于协商之中（我猜是和白宫），所以这艘船只能慢慢航行。
我不对此事做出任何评论，但如果我亲自蹚了这浑水，那我可能就不能控制自己的意志了。菲利普斯解释道，让这些暴动的船员顺利回归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获取这艘船的方式——租给我们这些船的加西亚运输公司（办公室设立在哈瓦那、纽约和休斯敦）不仅是一家真挚友好的运输公司，它同时还是古巴最大的运输巨头，显然老板决定叛变卡斯特罗的决心并没有感染到下属船员。
另一则日记
佩佩·圣·罗马真是越来越忍受不了现在的局势了，他乘着他那破旧的汽艇出海搜索，希望能够找到供给船。当然，就靠这样一个“气喘吁吁”的马达，只走了六英里却“远得”跟火箭发射一样，佩佩自然什么也做不了，只得回来继续传达无线电广播传来的代码：德洛丽丝，我是海滩，我需要你。我正在寻找你，请回答海滩。
我忍不住研究这几句话，看起来就像绝望的寻人启事。
今天天亮之前，我们已经确定无法向滩头阵地输送供给品了，只能等到今天晚上再行动。为了弥补这一损失，肯尼迪总统同意今天晚上派遣六架位于尼加拉瓜的B-26S来歼灭卡斯特罗空军的残余势力。
然而，我们似乎被诅咒了。今天早上，哈瓦那机场上空一直被低矮的乌云笼罩着。
当然，这次飞行出击任务已经由总统本人批准，但是周日申请派出战机作战的请求却被驳回，因此大家的情绪都有些别扭。“爱尔兰的哈姆雷特”——这一绰号很适合肯尼迪。而卡贝尔除了周日早上穿着高尔夫球装来过我们办公室，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同样，大家对比瑟尔也有些怨念。原因就是（我也是道听途说的，而且卡尔和大卫·菲利普斯说的版本还不一样），周日下午比瑟尔和卡贝尔去了腊斯克在国务院的办公室，同他讨论是否需要开展新一轮的轰炸，很明显，腊斯克更关心我们在联合国的局势，于是他给肯尼迪总统打了电话。在电话里，他将卡贝尔和比瑟尔认为需要展开第二次空袭的意见转述给了肯尼迪，并说明他本人不同意二人的意见，于是肯尼迪说他赞同腊斯克的意见。腊斯克就向卡贝尔和比瑟尔转达了总统的意见，并指向了电话听筒。他们两个想要和总统对话吗？显然不想。这事都过去三天了，你还能听见情报之眼里有人在嚼舌根：卡贝尔的反应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但为什么比瑟尔也保持沉默呢？
我问了我父亲，他很快就给了我回复，他说：“迪克是害怕，他怕如果他太着急发动第二次空袭，那么肯尼迪可能会这样回应：‘如果此次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是否发动第二次空袭的话，那就取消这次行动吧。’”卡尔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男人一生当中总会遇到勃起困难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孩子，勇敢地将它送进去吧，哪怕只是进去一点点，然后，就向上帝祈祷吧——上帝，请赐予我力量吧！”
我的父亲——圣马修学院史上最强校长就这样轻轻松松向我灌输了他的性观点，亲身实践了八年，我终于发现验证这条规律的最佳证据，那就是α和Ω的存在。
1961年4月18日，下午3：00
罗伯托·阿莱霍的哥哥卡洛斯是危地马拉的大使，他刚刚在联合国做了一个演说，来回应古巴的控诉。我在电视上看到，卡洛斯掷地有声地说，着陆在古巴的军队并没有在危地马拉接受过训练，他的国家是不会允许存在反对美利坚共和国的侵略性武装力量的。
我被征服了。我必须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有些崇拜他的——弥天大谎总是有它自己的乐趣所在。卡洛斯谎言的背后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理由，这总好过“迈阿密的妈妈们”和“悲伤大篷车”这样的鬼主意。
1961年4月18日，下午4：00
今天下午前线相对平静一些。在经历了昨天的打击之后，卡斯特罗的军队变得“谦卑”了，他们小心谨慎地沿路从普拉亚拉尔加海滩前往吉隆滩。昨天，在东部前线圣布拉斯特区也发生了同等强度的交火，所以现在我们的军队进行了一些改组。跟随佩佩·圣·罗马前往吉隆滩的第三营，到目前为止没有采取任何打击行动，只是不断地向东部前线移动，来缓解圣布拉斯特区伞兵分遣队的压力。第五营损失惨重，几乎有一半的人溺水身亡；为了增援第五营，第四营昨天被派遣到普拉亚拉尔加海滩，但现在已经撤回到东部；第六营之前一直在和第四营玩竞争，现在也已经转移到了西端。我忽然发现我没有提到第一营，然后我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就是伞兵分遣队。是的，他们现在在吉隆滩稍作休息。我想起了酒吧里的啤酒瓶，当卡斯特罗的飞机飞过酒吧屋顶时，喝酒的人们一定藏到了桌子底下——但我不知道这画面是否真实存在。
在tRAX的时候，佩佩·圣·罗马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纤瘦敏捷的身形，下陷但略显神圣的小脸，还有那毫无幽默感可言的灵魂。他总是一副必胜的样子，当然以他的权力，他能够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然而此刻他的情绪就快要爆发了。
BLAGAR：我是特遣部队队长。佩佩，你怎么样？
佩佩：该死的，你去哪里了，你个浑蛋？你竟然抛弃了我们！
BLAGAR：我知道你们有难，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难题啊。
格雷（布拉加号船上的一位情报局官员）：佩佩，我们绝不会抛弃你们的。即使现在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我们也会杀过去将你撤离到安全地带的。
佩佩：我不要离开，我们会战斗到底的。
格雷：你现在需要些什么？
佩佩：武器、子弹、通信工具、药品和食物。
格雷：今晚我们会全部给你送过去的。
佩佩：你昨晚就说过这句话了，但今天一天你们也没有出现。
1961年4月18日，周二下午5：02
卡尔告诉我——国务院的领导告诉他的——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发来了一封语气十分强硬的信函。我父亲有部分的文本，拿给我看了：
写于对世界和平的担忧：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秘密——入侵古巴的军队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并且具有良好的配置，武装力量也来自美国。我国立场不容误解：我们会鼓励古巴人民对军事袭击报以回击。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缓和紧张的国际形势，但如果有人要蓄意恶化，我们会全力抵抗。
得到肯尼迪的回复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以防外界干预，美国将会义不容辞地履行条约义务。
“鱼”是红色的！
1961年4月18日，晚上8：00
布拉加号传来一条消息：三艘登陆艇继续靠近蓝海滩。如果破晓时分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来增援，我们就会全军覆没。请立即回复。
1961年4月19日，凌晨00：30
布拉加号整晚都在等候回复，我们也是。比瑟尔、海军上将伯克、迪安·腊斯克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了见总统一面，也几乎等了一晚上，因为今晚白宫有一场正式接待晚宴，总统和第一夫人不得不携其内阁和国会成员一起接待宾客。
我父亲的一位好友也出现在了白宫的晚宴派对上，总统一离开派对前往与比瑟尔等的会议，我父亲的这位朋友就向我父亲透露了一些消息。会见的时候，我一直都知道父亲是个社交人才，但直到和他同睡了两个星期后，我才发现他和国会以及政府部门有多少交集。我父亲只是把这些看作普通的社交事宜，不像休·蒙塔古多少有些狡猾，他整个人都充满了“善良”的好奇心，至少他总是让你觉得好像你的左右脚负重不一样（因为他可以让你整个人倾斜），人们会自然而然乖顺地对他的质问做出应答。今晚，卡尔从他的国会朋友那儿得知：总统身着燕尾服，系着白色领带，挽着身穿粉色礼服的总统夫人，在晚上十点一刻的时候从楼梯上走下来。总统和夫人跳了一支优雅的舞，之后许多宾客陆续加入到舞池中来，大家一直跳到临近午夜。之后总统离开了舞会，去了他的办公室，和高级官员们一起商讨大部队的命运。卡尔告诉我比瑟尔在这件事情上想要提出一些大胆而真心的设想。我猜比瑟尔在波多黎各的时候就和艾伦·杜勒斯保持着联系。据卡尔了解，比瑟尔会在海军上将伯克和雷姆尼泽将军的支持下，向肯尼迪提出如下请求：（1）使用距离吉隆滩20英里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进行空中支援；（2）咬紧牙关挺过去，稳住埃塞克斯号上的1500号人。总之，就是希望能提供更多支援。比瑟尔和机构里的人会据理力争——这是美国挽回面子的唯一方式。
我的脑海里久久盘旋着总统和他的夫人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的画面（在我看来，总统夫人似乎越看越像你了，基特里奇），这幅画面简直就像由乔治·库克或马莫里安导演出来的一部作品。对了，我已经将近三个晚上没有睡了，我的思绪就像一只断了一侧翅膀的苍蝇在乱飞乱撞。
1961年4月19日，上午2：30
大概15分钟之前，比瑟尔回到了情报之眼，我们自然是全都围了上去。他看起来颇为疲惫，但说起话来好像收获颇丰一样。他说，总统已经批准六架喷气式飞机于早上六点半至七点半之间提供沙滩上空的空中援助了，它们会保护B-26S免受卡斯特罗战斗机的迫害。虽然我们的喷气式战斗机不属于首发阵容，但至少他们已经获得了开火的命令。有了这样的基础，大部队的B-26S就一定能够在战场前线重击卡斯特罗的军队和坦克。在这几个小时里，巴巴拉号、布拉加号和登陆艇也能在吉隆滩卸货了。
我们向上级申请了无数次的军事援助，但通过审核的却没有几个。我很惊讶自己在听到这样的消息时还能这么情绪高涨。可能是因为空洞的内心被疲倦和绝望占据了太久的缘故吧，一点点的能量都能激发我积极的情绪，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不同之处。甚至连卡尔都情绪高涨。“我们提了很多要求，并非都获得了批准，但至少也都在商榷之中。当海军上将伯克提到发动海军陆战队时，肯尼迪就必须要提供援助了。”
“会给足够多的援助吗？”
“当然，肯尼迪再也不能假装自己是个生手了。”
1961年4月19日，凌晨3：30
我焦虑地走来走去。在美国喷气式飞机的庇护下发动B-26S是没有问题了，但肯尼迪可能不知道，而且比瑟尔也没有想起来跟他说，16架B-26S 里已经有9架坠毁了，剩余的轰炸机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从周日晚上开始，飞行员们基本都是在空中飘飞，一天至少飞两趟，每趟七个小时，这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不相信我们会发动喷气式飞机提供支援，于是拒绝起飞。在他们看来，很明显，一定是昨天有人未经批准就许诺了喷气式飞机的事宜，而且并未得到落实。
卡尔也告诉我执行任务的四架飞机中有两架确实是美国人操控的，每架飞机上有两个飞行员。这四个美国人如果跳伞被俘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被拉下水，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也会受损。此外，有一位古巴飞行员表示如果没有战斗机做掩护，他就不能开着他的B-26S飞过位于吉隆滩以南175英里的大开曼岛。
噢，他的确见不到掩护他的战斗机了。这些战斗机只有距离埃塞克斯号足够近的时候才会现身，而且这还是理论上的说法。这位飞行员就用无线电发来消息说他右侧的发动机不翼而飞了，所以他必须返回。如此一来，我们就只剩下三架飞机了。我想着，如果你没有必胜的信仰，那完成这样危险的任务该是多么艰难啊，你无畏的行动看起来就像是自杀。
我现在脑海里一片混乱。如果飞机能在六点半的时候到达沙滩上空，那么它们就必须得在美国时间凌晨3点10分，或尼加拉瓜时间凌晨2点10分离开。
比瑟尔回来的时间是凌晨2点45分，于是我计算了一下B-26S能否准时到达滩头阵地。然后我意识到，即使比瑟尔凌晨两点半还未离开白宫，埃塞克斯号掩护B-26S的决定也会更早传达来的。命令可能在凌晨1点45分就已经发出了，所以，飞机当然就有足够的时间起飞去往目的地了。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计算都让我出汗了，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很开心。如果三个晚上只睡三个小时的事也能让我开心的话，那我会在战斗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啊！我不想丢掉自尊，但我的想法的确是有点不合适。再看看我身边的每一个人，我看他们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但是我真心希望同事们能够过滤掉战争带来的负能量。
1961年4月19日，早上6：30
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接受此刻的局面，三架B-26S（按照预先安排并没有开设无线电广播）在早上五点半（我们的时间）飞过了吉隆滩的上空，但是埃塞克斯号的支援要等到六点半才能过来。在这段时间里，海军飞机还停在货船的甲板上没有起飞呢，我们的两架B-26S就已经被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射中了，幸存者拖着重伤逃离，最终乘坐一艘在水下百尺的潜艇逃到了尼加拉瓜。当然，我们没有一艘供给船在五点半之前能到达海滩，也没有卸下任何弹药补给，埃塞克斯号的喷气式飞机本来预计是在六点半至七点半之间掩护B-26S战机的，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起飞。
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每个人都在绞尽脑汁地想着失误的原因。
我猜测是其他人弄错了时间。情报之眼一定有人告知B-26S在“他们”时间的五点半到达沙滩上空，却被理解为 “他们（古巴）”的时间，也就是尼加拉瓜时间的凌晨四点半。结果，飞机在尼加拉瓜时间的凌晨一点十分——也就是我们的时间凌晨两点十分就起飞了。但是为什么飞机起飞之后关掉了它的无线电广播系统，那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我的解释，我还听说了另外五种版本。最令人信服的一种解释是，比瑟尔和伯克上将没有做好沟通，两方分别单独发布指令至“快乐山谷”和货船舰队。卡尔还轻轻告诉我说，海军一直都习惯用格林威治时间，而我们有时候会用国家规定的标准时间。噢，天啊！此刻龌龊的想法流遍我的体内——我竟然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失败，原因却不是出了什么实质性的故障而感到愉悦。这种愉悦在我全身弥漫开来，速度快得像一只奔跑在空旷院子里的松鼠，继而我开始为自己感到羞愧。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对我们损失的哀悼。终于我意识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忠于组织的人，而不是什么怪物，想到这心里就宽慰多了。
1961年4月19日，上午7：30
西部前线上，在距离吉隆滩以东几英里的地方，卡斯特罗的军队正在发动攻击，地点还是圣布拉斯特区的马路。军队从东边一步步压过来。南部就是加勒比海了。
1961年4月19日，上午10：30
这篇日志可能不再有必要了，佩佩·圣·罗马向布拉加号发送的消息几乎已经说明了一切——
早上6：12，敌方卡车从红海滩方向开来，离蓝海滩三公里远。佩佩。
早上8：15，局势危险，急需空中援助。佩佩。
上午9：25，2000名自卫兵从东西两方夹击蓝海滩。急需近距离的空中援助。佩佩。
诸如此类的信息还有很多。很明显，没有人跟佩佩·圣·罗马解释喷气式飞机只是支援B-26S的。而没有了喷气机的支援，他们便一触即溃。
1961年4月19日，下午1：30
更多信息传来：“弹药用尽了。”“敌军逼近了。”
1961年4月19日，下午3：30
领导们仍然处于僵持之中。我不清楚情报之眼、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白宫之间的最后一次协商发生了什么，但总指挥CINCLANt收到了撤军的命令，有必要的话，就大规模撤退，这是一次成功的“抄袭”（两天前，这样违背安全的行为是闻所未闻的——我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战略情报局的老官员是这样的处事方式。冷战才是安全的，而热战是双方均要开火杀戮的），我都觉得自己不像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了。
上级向CINCLANt下达了命令：用驱逐舰将大部队的人员带离海滩。在执行这一人道主义任务的过程中，只有受到攻击才能够回击。
两艘驱逐舰将会带领布拉加号、巴巴拉号、亚特兰蒂克号和登陆艇一起进入海滩。现在唯一的麻烦就是，由于今早的重新安排，供给船都分散开了，现在都在离岸50英里的海中。
此刻，我正在起草最后一份公报，即六号公报。亨特和菲利普斯给我提供了大纲，他们这次看起来比我的情绪还要激动。有活要干我觉得很快乐，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消防员。
1961年4月19日，下午4：20
第六号公报，古巴革命委员会，今晚将会公布：
面对时下的局面，古巴革命委员会希望做出及时而重要的声明。最近发生在古巴境内的着陆事件一直以来被看作是入侵行为，它实际上是为我们在古巴作战数月的爱国主义者投放物资和提供支援的，而且总数也就是几百人，而非外界传言的上千人。我们采取的行动包括允许着陆部队的大部分人抵达艾斯坎布莱山。
写这份公报着实让我遇到点困难，比如三次把“声明”写成“生命”。我就像处在一间地牢里，门外等着我的是一位秀色可餐的绝代佳人。我知道她十分俊美，伸展着修长有力的腿，亨特和菲利普斯挥着一根巨大的羽毛轻抚她，但这显然不能满足她。一分钟前还对这根羽毛没有兴趣的她，此刻却想知道：现在羽毛在哪里？
我大笑了起来，我们一个个都是在讨好美国大众的小矮人。让我恐惧的是，我突然差一点呕吐起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我周围“畜栏”一直在散发着阵阵令人作呕的气味。我的嗅觉一直都很敏锐，不仅能闻出苏格兰威士忌和伏特加，而且还能闻出呕吐物中的金属腥味，以及中枢神经刺激剂的药物气味。其实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婚姻破裂的时候也就是这种感受。
我从厕所里出来就被分配去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代替早先计划发给古巴的无线电广播。现在我已经开始动笔了：“鱼已经被弄脏了。贾维尔正扛着他的锄头。草木在摇摆。种子已经播出去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消息是没有什么好争辩的。
1961年4月19日，下午5：00
我读了最后一条信息，它是下午四点半由布拉加号发来的：我没有可作战的物资了。我正走向树林。我等不了你了。佩佩。
1961年4月19日，下午5：30
以下内容是下午4点40格雷与佩佩对话的文字记录：
格雷：等一下，我们马上就来了，我们带来了一切物资。
佩佩：还有多久？
格雷：三至四个小时。
佩佩：你们不会按时到的。保重了，朋友们。现在我就要毁了这个无线电广播！
佩佩·圣·罗马、阿蒂姆和他们的手下正在前往赞帕塔沼泽，但他们中可能只有三四十个人能成功挺进艾斯坎布莱山。我想就像之前卡斯特罗一样，这三四十个人可以组建一支游击队。我怀疑这也是阿蒂姆和圣·罗马的想法。
1961年4月19日，下午6：00
现在情报之眼里的职员陆陆续续地离开了，也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毕竟单位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我也是留下来的人之一，或许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个性吧。我觉得我们都是那种可以熬夜熬到凌晨三点，反复听关于某场灾难的新闻广播的人，我们都希望听到更多新细节。
确实，我们“捕捉”到了一个新细节。这个周三的早晨，流亡领导人威胁要炸毁他们军营外的路。本德成功地说服了他们宣传工作做不好就会成为一场媒体屠杀，每个人都会失去尊严。为了抚慰他们的情绪，亚瑟·施莱辛格和阿道夫·伯利今天早上特地过来了。现在，有消息说委员会的人很快就要降落在华盛顿，然后直接去白宫拜见肯尼迪总统。几位流亡领导人（卡多纳、巴尔巴罗和马赛奥）的儿子都在大部队里作战，其他人的兄弟或者外甥侄子也在其中，所有人现在不是牺牲了就是被俘虏了。在这片荒芜的沼泽地里，我竟对肯尼迪产生了好感。我觉得这一步他走得十分得体——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会见他们。
迪克·比瑟尔来到新闻室，告诉我们流亡领导人现在位于华盛顿附近的一间安全屋里，并问亨特：“你会护送他们去白宫吗？”
“我做不到，”霍华德说，“他们十分信任我，所以我无法面对他们。”
弗兰克·本德将会陪同他们去白宫。我想象着托托·巴尔巴罗和总统进行小型对话时的场景。但那又怎么样呢？
菲利普斯蹦出来一句话来：“我认为霍华德无法面对的不是古巴人，而是总统。我敢打赌霍华德肯定希望肯尼迪是个身高不足六英尺的男人，我不知道我是否也有这个‘梦想’。”
在离开情报之眼前，我在《迈阿密消息》上读到了最后一则消息：“今天反抗侵略者声称开进了50英里，赢得了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首次大捷。”
早上九点，第六号公报将会发布出去。
我向“快乐山谷”发出了最后一条指令：明天，一架残余的B-26S将会载上我们还未分发出去的上百份传单出海，将它们倾倒进大海里。
日志写到这里就全部终结了，我试着用非戏剧性的风格来表达出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故事。既然现在我还活着，我就会将这些日志从卡尔的保险箱移到我的保险箱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