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亚勤对于五岁以前的记忆是模糊的，在山西大学附中教书的父亲极少在他身边，“父爱”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甚至连父亲的长相他也没什么印象。年幼的孩子还不知道“五岁丧父”意味着什么，但那种缺憾，敏感的他却是能隐隐感受到的。看到别的孩子被父亲呵斥，他明白自己和别人的不同，自己的家庭和其他小朋友的也不一样。尽管“文革”过后，张亚勤的父亲被平反了，但生命中的缺憾却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直至今天，谈起对自己一生影响最深刻的书，张亚勤脱口而出的依旧是五六岁时读过的高尔基三部曲：、和。如果说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高尔基讲述的是故事，那么对于张亚勤来说，这个三部曲就是他幼年生活的真实描摹。

    “我3岁能识字就是因为姥姥。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有文化的女性，能识字，会算账，这使得她比同龄女性更为开明。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只要是知识，什么都可以去学’。这句话培养了我的学习能力，使我受益终生。”

    缘于此，高尔基成了那个时代的张亚勤最喜欢的作家。“我父亲去世不久，我就读到了。高尔基也是父亲去世后，由母亲和姥姥抚养成人。看高尔基的故事像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今天看，我也许属于‘逆境出人才’那个类型，教育学家认为这种频繁变化的外部环境对儿童身心的负面影响相当大，但在当时，你每天的生活就是那样，每隔一段时间换一个地方、换一所学校、换一批朋友，留一级或者跳两级。你的人生在当时就是那样。”

    而这一切还只是张亚勤童年的一部分：5岁那年，身为教师的父亲去世，张亚勤离开太原，回到老家运城和姥姥生活在一起。此后的八九年间，他辗转于太原、运城和西安，在母亲、老家和亲戚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即使到现在都很难想象，在社会功能彻底瘫痪的“文革”期间，一个年仅七八岁的孩子独自搭火车、倒长途汽车奔波在几个不同的“家”之间的情景，可这正是张亚勤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

    这个时候，尽管还没有因为12岁上大学而被冠以“神童”的名头，但张亚勤过目不忘的本事已经让他成为了当地的小名人：拿一份报纸，张亚勤只要看几分钟，基本就能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字不差地通篇背出来。张亚勤称之为“拍照式记忆”。因为这页报纸在他脑子里不是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字符或段落，而是像存在脑子里的一幅图像，他要做的只不过是按照脑子里的这幅图像“说出”上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才”。

    1966年，年轻的新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非常年代。

    张亚勤9岁时小学毕业，太原市举行了一场演出活动，他被选去说相声。如今，他已经不记得相声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自己当时没花多少工夫就记住了大段的相声台词，当他一句不差、声情并茂地表演完后，台下掌声雷动，观众都被这个9岁的小天才镇住了。当地的报纸专门报道了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叫“张亚勤”的孩子有过目不忘的天赋。

    “我可以说是提前经历了人生种种可能的困境。”

    多年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一对儿女在自己和太太的庇护下快乐健康地长大，张亚勤自己也意识到了一直在心中积蓄的那种父亲情结：“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这个时候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

    亚勤与母亲

    如果说神童们在智力的起跑线上是一样的，那么最终能够到达彼岸的，一定是那些能够驾驭自己超常智慧的真正的“智者”。

    从3岁起，寄居在亲戚家的张亚勤就开始学习给母亲写信，这是他和母亲交流的重要方式。最开始信封是别人代写，信是自己写。母亲的回信总是先表扬，然后在末尾把来信中的错别字一一纠正。到了亚勤5岁，忙于工作的母亲无法照顾儿子，就打算让他上学。“文革”时期的太原很乱，大街上随时都会上演“武斗”，学校风气也不好，于是，他被送回了姥姥家。

    生于公元1966年—这个年份注定，任何一个个体的命运都无法挣脱当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我外祖父家是盐商出身，祖父是地主背景，在那个特殊时期，这种家庭成分几乎宣判了一个家族的死刑。对于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我可以说是提前经历了人生种种可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