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在湖北搞出来了米禁之后，就缩了，这也正常。

    而大顺的实学派，刘钰确信，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不会缩的。

    太子缩的原因，是太子想要政绩，但脑子里没有一个整体的“道”，或者说一本整体的“经”。

    而刘钰认定大顺实学派不会缩的原因……

    怎么说呢，信圣经，那也叫信仰坚定；信圣人之言，也可以叫信仰坚定。

    而刘钰对老马的学说，要么逆练、要么说话只说一半。

    在大顺，衍化出一部歪的不能再歪的大歪经。

    这种情况下，一套完整的“经”，是需要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展望未来”这三个基本要素的。

    不管是圣经、六经、古兰、亦或者其余的经济学，都差不多。

    缺了“展望未来”这四个字，那么这经书作为经书，肯定就是不完整的。

    之前说的，不管是刘钰说的人均粮食的两条腿、还是工商业理论可以容纳更多人口这些，可以算未来，但算不得“终极未来”。

    圣经里，有末日审判、有天国降生。

    六经里，有克己复礼、有大道既行。

    这些，才算是“终极未来”，才能最终捏成一整套完整的“经”。

    得，有头、有尾、有身子。

    刘钰对老马的学说，在大顺这个时代背景下，基本要么逆练、要么话只说一半，自然不可能得出一个原版的结论。

    但是，刘钰的这一套东西，在大顺这个环境下，是有一套体系的、并且是有一套包含终极未来的体系的。

    只不过……

    这一整套切割、逆练的东西，可谓是“反动、庸俗、空想”经济学的大杂烩。

    谓之大毒草，是一点不过分的。

    反动，是现状。

    庸俗，是目标。

    空想，是终极未来。

    这三要素，是非常齐全的，以至于自成体系，在此时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历史传统下，形成了一整套新学问，成为了实学派的“经”。

    反动，指的是之前刘钰讽刺过的，说大顺现在搞得是“马尔萨斯经济学”。

    庸俗，指的是大顺实学派对于“工商业发展”、“工业化”、“生产力”的目标理解，是“李斯特经济学”。

    空想，指的是在“终极未来”这个目标上，大顺鉴于其历史传统、小农空想等，其目标走向的是“圣西门主义”。

    所以，大顺实学派学的这一套被刘钰切割、断章取义、逆练、只说一半的东西，自成体系后，就是一个标准的“反动、庸俗、空想”三位合体的大毒草。

    而刘钰说的，他给大顺布的这个必死之局中，有一个最狡猾、最有能力的封建统治者理论上的破局之道，就蕴含在这这个三位一体的大毒草中。

    通俗点讲，强化版的拿破仑三世、保守版的北一辉。

    说反动的现状，是马尔萨斯经济学。

    指的是大顺“内外分政”的政策之下，实际上，大顺先发地区已经出现了生产的过剩。

    这种过剩，不是“在国内统一市场充分发展之后依旧过剩”的过剩。

    大顺内部支持工商业继续发展的人，是包含地主、贵族、皇族、高利贷商人、完全的食利者的。

    他们支持工商业发展。

    但同时他们又必须坐稳自己的屁股，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于是，他们以此时大顺已经出现的特殊的生产过剩为基础，拿出了当初刘钰忽悠日本的那套东西，亦算是刘钰自己砸了自己的脚。

    简单来说：这套反动的经济学模型中，食利者、地主、贵族等这些只消费、不劳动；只收租、不生产的人，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他们是真正的“有效需求者”。

    如果没有这些只消费、不生产；只收租、不劳动的人，那岂不是会出现生产过剩的“有效需求危机”？

    这些支持工商业发展的地主、贵族、皇族、食利者等，他们算是早期大顺工商业发展的“同路人”。

    他们是同那些反对工商业发展的纯纯守旧派战斗过的，也支持过大顺的改革。

    但当大顺的工商业发展逐渐起步的时候，他们就自然地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学说，并且加以鼓吹。

    甚至，他们还将这种反动的经济学，套在了此时大顺的对外贸易的现状中。

    在对现状的解释后，他们把海外贸易的需求，与国内地主、食利者、贵族、军棍、生员等“只消费、不生产”的人，画了个简陋的等号。

    统称这些人为“有效需求者”。

    毕竟，大顺的手工业有点奇葩，在这个手工业时代愣生生打出来了惊人的贸易顺差。

    从明中期开始，就是个貔貅，只吃不拉。

    而白银，早期作为一种商品、如今作为一种货币，不免就造成了一种假象：货币不是商品。

    既然这种假象存在，白银只是抽象的钱，那么岂不是就可以说，大顺的对外贸易，也是在寻找“有效需求者”，从而解决大顺的生产过剩危机？

    对外贸易，是现在大顺改革的支柱，也是大顺转型的税收国库基石。

    在此情况下，对外贸易是在寻找“有效需求者”。

    那么，国内的地主、食利者、放贷者、皇族、军官团、生员等，这不都是些只消费、不生产的“有效需求者”吗？

    没有海外贸易那些只买却卖不进的人；没有国内的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食利者皇族军官团等，大顺的工商业，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没有“有效的需求”，怎么发展工商业？

    这里面，不只是曾经的同路人、如今的反动派这么想。

    实际上，大顺实学派的一部分人，其思路也是类似的。

    只不过，他们把所谓的“有效需求”，扩大到了“均田”的概念上。

    大顺实学派中的激进派中的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全部，而是现如今大顺遇到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以至于各种思潮百花齐放——实学激进派中的一部分人，对理想社会的构建，也是以均田后的自耕农经济为基础的。

    即，把“有效需求”者，根据大顺这边的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社会现实、传统诉求，从地主、食利者、军官团等，扩大到将来均田后更广大的自耕农。

    这种思潮的基础，潜意识里，仍旧是“农、工、商”分开的。

    即通过均田，扩大自耕农的数量。而自耕农，只农，不工商。

    由此，自耕农可以作为“工商生产”的“有效需求者”。

    自耕农买铁器、买布匹、买糖、买酒等等，因为10000两白银一个人花、和10000两白银100个人花，其“有效需求”是不同的。

    是以，这部分激进派的“均田”诉求，至少，在现在这种现状下，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动的经济学的基础上的，是以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推出的结论。

    这，就是反动、庸俗、空想这三位一体中的“反动”的经济学，在大顺此时现状下的体现。

    这种社会意识，其思想源头，源于刘钰把老马的学说断章取义到极致，只说“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避而不谈其内在矛盾，或者说认为大顺现在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其社会基础，源于大顺的工商业发展、改革、对外贸易、发展工商等，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自己。相反，是依靠大顺的皇权、贵族、一部分地主等的支持，以一种类似洋务运动的方式发展起来的。

    这些人，屁股坐在那，自然会寻找符合他们利益；证明他们在新时代中不但不是累赘，反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由此，奠定了刘钰所谓的“这一整套歪经”的第一个基础，反动的经济学。

    而“这一整套歪经”的第二个基础，就是李斯特经济学。

    按照某种定义，可以视作专有名词的【庸俗经济学】中的一种。

    这里，不谈李斯特经济学的“穷者关税保护、达则贸易自由”这些表象的东西。

    只谈李斯特经济学中的“工业化”问题。

    也即大顺实学派所认为的目标，工业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以及驱动大顺实学派认为必须发展工商业、达成工业化的思潮，算是大顺实学派这种【庸俗】的【工业党】的基石——生产力问题。

    李斯特经济学，是谈生产力的。

    不但谈，而且大谈、特谈。

    但，李斯特经济学的“生产力”，并不是老马学说里的“生产力”。

    相反，李斯特经济学中的生产力，则更像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传统”+“制度”+“民族性”之类的玩意儿的一个大杂烩。

    比如，李斯特认为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夫一妻制、奴隶和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稳固、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等，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国民和官员获得一定程度的精神力量、自由、地方自治】等等，这些，都是生产力的发展。

    他将这些东西，杂烩在一起，抽象成“生产力”的要素。

    也即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如何保证这些东西呢？

    于是，推出，这需要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团体的集合体，有强大的力量，能保护和促进这种杂烩抽象的“生产力”的发展，保证安全，保证制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他所定义的“包罗万象的、从制度到法规到民族性到传统无所不包的”生产力的发展。

    这个东西，是为了保护“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信条”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需要一个实体，来让这些政策信条落地。

    这个东西是啥？

    啥玩意，才能更好地充当这个工具？

    啥玩意，此时才能有这样的强力？

    自然，此时可以非常容易得出结论。

    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