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徐志摩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的演讲。在这个讲演中，徐志摩阐释了他的信仰。
徐志摩认为自己是一个信仰感情的人，也许天生就是一个感性的人。西风来到的时候，他看着纸窗上的颜色比往常淡了，他在被窝里的身体像浸在冷水里似的。他也听见窗外的风声，吹着枣树上的枯叶，一阵阵的掉下来，在地上卷着，沙沙的响，有的飞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墙角边转着，那声响真像是叹气。徐志摩因此就想起冷醒了他的梦、吹散了树上的叶子的西风，在饥荒贫苦的社会里一定格外的可怕。那天他出门的时候，果然见到街上的情景与往常不同，穷苦的老头、小孩全躲在街角上发抖；他们迟早免不了树上枯叶子的命运。
“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我没有那样的天才。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徐志摩说。思想不来的时候，它就不来；来的时候，就像穿了一件湿衣服，难受得想把它脱下来。徐志摩说他的思想就像树上的叶子，时候不到不会掉下来；时候一到，再加上风的力量，它们就一片一片的往下落。也许它们已经没有了生命，枯了、焦了，但也许有几个还留着一点秋天的颜色，比如枫叶是红的，海棠叶是五彩的。这叶子绝对没有什么实用；但有人比如他自己就有爱落叶的癖好。
徐志摩从人道主义来观察社会，认为人在社会里本来是不相连续的个体，先天的与后天的感情，是一种线索，一种经纬，把原来分散的个体组成有文章的整体。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真的感情和人性，是难能可贵的，是应当共有的；拒绝感情或压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为。
现在已经到了睁大眼睛认清周围事实真相的时候了。已经含糊了好久的人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如今社会的网子坏了、破了、烂了，民族也破产了，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艺，一切都破产了。人的心胸变成了蠹虫的家，人的灵魂里住满了谎言。那天平上沉着的一端是破坏的重量，不是创造的重量；是溃败的势力，不是建设的势力；是撒旦的魔力，不是上帝的神灵。霎时间这边路上长满了荆棘，那边道上涌起了洪水，人们头顶有骇人的声响，是雷霆是炮火？人们周围是哭声与笑声，哭是灵魂受污辱的悲声，笑是活着的人们疯了的狞笑，可怕而凄惨。
当睁眼看人世时，已经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鲜血与眼泪冲毁了人类的处所；更没有了平安的所在，因为即使能够忘却外面的世界，还是躲不开自身的烦闷与痛苦。不要以为这种混沌的现象是因为经济的不平等或政治的不安定或少数人放肆的野心。这种种都是空虚的、欺人自欺的理论，说着容易，听着中听，因为人们只盼望推卸自身的责任，“只要不是我的分，我就有权利骂人”。但徐志摩认为这是懦怯的行为、灵魂的虚伪。因此，他认为少数的政客、军人或富翁导致社会动乱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别太恭维了那少数人，而太瞧不起自己。徐志摩倡议所有人都必须在太阳的光亮下一致承认，各个人的罪恶、不洁净、苟且、懦怯与卑鄙！人们是与最肮脏的一样的肮脏，与最丑陋的一般的丑陋。人类自身就是他们命运的原因。除非他们能消灭灵魂里的谎言，高举祈祷的火焰，运用忏悔的眼泪，他们才能救赎。人们要有勇气承担罪恶，然后才能勇敢地决斗罪恶。除此以外，没有第二条路走。
在《毒药》中，徐志摩不加节制地渲泄与诅咒黑暗与沉闷环境，“到处是奸淫的现象：贪心搂抱着正义，猜忌逼迫着同情，懦怯狎亵着勇敢，肉欲侮弄着恋爱，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至情至性的理想主义诗人敏锐激烈的批判中透露出他爱和平的生性。在《白旗》中，徐志摩鼓励大家跟他来，拿一面白旗在手里，让回复了的天性忏悔，让眼泪的滚油煎净了的、让悲恸的雷霆震醒了的天性忏悔，默默的忏悔，悠久的忏悔，沈彻的忏悔，然后在眼泪的沸腾里，在嚎恸的酣彻里，在忏悔的沉寂里，就可以望见上帝永久的威严。在《婴儿》中，婴儿凝聚了诗人对“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的期待，同时，它是站在绝望的边沿唱出的希望，奋斗和抗争的结果。
徐志摩在引用三篇自己的散文诗后，说：“这也许是无聊的希冀，但是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沿，我们也还要妄想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徐志摩对当时中国社会黑暗与腐朽的现实非常不满，几乎持否定一切的态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徐志摩认为是组成社会的每个人的灵魂的肮脏与丑陋。保持灵魂的纯洁因此至关重要。在里，还有附带的散文诗《毒药》、《白旗》、《婴儿》里，徐志摩提出了救国之道是回复人的天性。回复之道在于真诚持久的忏悔。尽管人们在回复天性的过程中会有撕心裂肺的痛苦，但最终可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
最近经历的两件事情，使徐志摩有很深的感触。
有一天，徐志摩去看俄国公使馆挂旗。加拉罕站在台上微笑着，他的脸上发出一种严肃的青光，他侧仰着头看旗上升时，徐志摩感到了他的人格尊严，他有为主义牺牲的决心。同时屋顶那根旗杆上，冉冉的升上了一片的红光，背着遥远的没有一斑云彩的青天。那面簇新的红旗在风前飘荡。这异样的彩色与声响引起了徐志摩异样的感想。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在那旗子抖动的声响里徐志摩不仅听出了这近十年来斯拉夫民族失败与胜利的呼声，他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1789年巴黎市民攻破巴士底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在这呼声里人类理想的火焰一直从地面上直冲破天顶，历史上再没有更重要更强烈的转变的时期。……自由，平等，友爱！法国人在几百年前狂呼着。这呼声还在人类的性灵里荡漾着。
日本人天灾后的勇猛与毅力，更让中国人惭愧自己的穷乏和寒伧。精神的穷乏才是真正最可耻的。我们的精神生活没有充分的涵养，所以面对些许的纷扰便没了主意，像一个耗子似的，它的天才只是害怕，它的伎俩只是小偷；又因为生活中我们没有深刻的精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合群生活的大网子就缺少了最重要的那几条普遍的同情线，再加上原来的经纬已经到了完全破烂的状态，这网子根本就没有了联结，不受外物侵损时已有溃散的可能，哪里还能在时代的急流里，捞起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难怪悲观主义变成了流行的时髦！但血管里有鲜血流动的年轻人不应沾染这种最致命的时髦，不应学那随地躺下去的猪，不应学那苟且专家的耗子。现在时候紧迫了，年轻人不能再有霎那的含糊了。他们要担负起他们应负的责任，他们要来补织那已经破烂的大网子，他们要在生活里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维来合成强有力的绳索，他们应该发现那适当的象征，像半空里那面旗似的引起普遍的注意；他们要修养精神与道德的人格，准备忍受将来最难堪的试验。简单一句话，他们应当在当天宣布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积极还是消极、是向上还是堕落。年轻人一个字的回答上就牵系着着全社会的命运。
徐志摩热忱地奉劝有热血的年轻人不应当沾染悲观主义的时髦，而要永远运用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作为一个充满诗性、信仰单纯的诗人，徐志摩是爱、美和自由的歌手，他不是一个冷嘲式的人物，也不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斗士。他宁愿按照詹姆士?杨的乡村复兴计划所描绘的朦胧蓝图，在山西的一个小县进行孤立失败的理想主义试验，而不愿在社会革命的洪流中追波逐浪。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诗人，他一方面敏锐激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倾心倾情的赞美。这种矛盾心态时时困扰着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