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好友陈西滢和章士钊介绍，徐志摩结识了威尔斯、魏雷和卞因等英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其中与威尔斯交往最为密切。
一天早晨，徐志摩打开窗子，放阳光进来，让房间和心情一块儿敞亮起来。然后，他没有盥洗就坐在了窗口写字。忽然两声响亮的汽笛声传了进来。徐志摩看见一辆汽车停在门前。他知道是来找自己的，忙出门去看，只见陈西滢和章士钊走下车来。徐志摩满面春风，大嚷着迎上前去，握手打招呼。正当徐志摩和章士钊热乎谈话时，一向注意礼貌、在别人讲话时不肯随便打断的陈西滢实在忍不住了，他着急地提示他们别没完没了，车上还有贵客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徐志摩于是看见汽车上有个司机对着他笑，弄得他莫名其妙。陈西滢说话很急，有点结巴。陈源留学英国时间很长，以至于他的英文都比汉语流畅。他拉住徐志摩的胳膊说：“这就是……”说了好久才说出，“这就是威尔斯！”
徐志摩听了，赶忙趋步向前，把威尔斯从车上接下来，并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谈话。这是一次愉快的会面。威尔斯虽已年届五十，但他和徐志摩等在一起无所不谈，他们谈到苏俄，谈起小说，又谈中国，又谈诗歌。徐志摩突然觉得自己的想象力如决堤的海，汹涌澎湃，自己和这个著名的文学家居然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他们谈了许久才离去，威尔斯说他很喜欢中国，很爱吃中国饭。由于徐志摩和威尔斯在志趣、性格很多方面有相似处，他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了。从此以后，徐志摩也就成了威尔斯家的常客。
威尔斯是英国文学家、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的作者。他喜欢写科幻小说和社会小说，并把两者结合起来。他主张以社会为本位，为社会而创作小说，他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的一切陈规陋俗，这些思想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徐志摩。威尔斯的风趣和平易近人，对当时默默无闻的徐志摩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荣誉与鼓励，并对他以后改习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威尔斯住在索司顿，徐志摩住在伦敦。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他便约徐志摩到他那里去玩。常常是徐志摩到了车站，威尔斯的两个小孩来接站，他便跟着他们走。那一带是树林，没有别的居民，可以算是威尔斯独家所有了。那里有个华维克花园，过去不远就是一所房子。在门前一棵银柏下，常常看到威尔斯正背着手，低着头在那里走来走去。两个孩子笑着指着父亲对徐志摩说：“你看这位老哲学家又在那里不知想什么呢！”
威尔斯请他进屋座谈。威尔斯的嗓子不好，音质很差，声音很尖。但他观察事物的细致和精确令人吃惊。只要他看见一个屋子，就会连鼠洞都能记得，因此人称他是“极精的说谎者”。他家人口很少，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小说家。除了他们夫妻、两个孩子外，还有几个女仆和一个园丁。威尔斯住在伦敦，索司顿地方是他的别墅。他和徐志摩见面时正在同时写三本书，一本是小说，一本是关于历史的，另一本是关于教育的。他写作没有一定的时候，半夜忽发灵感，往往衣服也不穿，便立刻爬起来拧亮电灯，进入写作状态。他常在夜间写，到第二天早上，他的妻子啪啪啪啪将稿子用打字机打出来，送到书局去印。
吃过午饭后，威尔斯亲自带着徐志摩去参观他的房子，有棕色的，也有黄色的。又到华维克花园散步，边走边聊。他们谈到近代小说时，威尔斯要徐志摩把中国近代的作品译出来，结成小说集。他准备办一个书局，到时候可以拿来出版。他们谈得非常高兴，忽然有一个篱笆挡住了去路，威尔斯说：“我们跳过去吧！”徐志摩说：“好！”于是，徐志摩跳过去了，威尔斯却跌了一跤，弄得衣服都撕破了。后来他们又打起了网球。网球打完，准备告别的徐志摩被威尔斯挽留在他家吃晚饭，席间两人还喝了威士忌酒。饭后又是畅谈，直到11点徐志摩才在威尔斯家那宽大的镂花床上就寝。
通过威尔斯，徐志摩又与他的好友魏雷认识了。魏雷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他向国学基础扎实的徐志摩请教过不少唐诗理解和翻译上的疑难问题。对此，魏雷对中国小友很感激。1924年2月21日，徐志摩在《致魏雷》的信中，表达了收到魏雷的信的喜悦。狄更生给徐志摩寄来了魏雷一本新面世的作品，但他还没有时间详细拜读。不过，他很想写一篇文章，论述魏雷的这本翻译中文诗以及介绍中国艺术的煌煌新著，但迟迟没有动笔。徐志摩详细地向好友汇报了他目前的工作状况和对现实的想法。他和朋友们计划出一个新的周刊，大致像伦敦的国民杂志那样。但还没定下什么政治或其他方面该尊奉为主圭臬的原则。不过他们倒有点自负，要把杂志定名为《理想》。创刊号最迟在1924年4月面世。到时会引起不少人的嘲笑，也有一些人会对之切齿。对于这一切预期的反响，他们都准备洗耳恭听。中国现状一片昏暗，到处都是人性里卑贱的那一部分表现。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可以做的，似乎只有去制造一些最能刺透心魂的挖苦武器，借此跟现实搏斗。能听到拜伦或海涅一类人的冷蔑笑声，那是一种辣入肌肤的乐事！
另外徐志摩给魏雷寄上了一本温飞卿诗集。温飞卿本传里说的《侧辞艳曲》，大概是指他的《金笺词》，徐志摩一时还找不到单印本。元人的短篇小说现在也没有集子，胡适说中国好多学者竟无从知道现在的短篇小说中哪些不是元代的作品。徐志摩还向魏雷推荐鲁迅新出的，并且买了一本寄给他。魏雷需要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还不曾印成。徐志摩说，他正要筹备一个以魔鬼诗派为中心的拜伦百年诞辰纪念会，很愿意听听魏雷的建议，请他赶快回复。
1940年，魏雷在《欠中国的一笔债》一文中，表达了对徐志摩的深切怀念，对徐志摩给他的帮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往多年来，中国学生一直在英国接受工业教育。在剑桥大学那一班，大部分来自新加坡；他们当中许多人不能说中文，写就更不用谈了。大战过后，有一位在中国已略有名气的诗人到了剑桥。他似乎是一下子就从中国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进了欧洲的诗人、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行列。这个人就是徐志摩。”魏雷对徐志摩有相当深切的了解。同文中还说，
“徐志摩把自己当做中国的拜伦，然而就天性而论，他并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他那瘦长脸孔没有一点儿拜伦气息；他那倔强的下巴，似乎更明显地表露出他要我行我素的生活决心，而且他也没有丝毫沾染拜伦式的愤世嫉俗。魏雷认为英国学者对中国文学艺术的了解已经不少了，也略知两者在古代的中国人中所起的作用，但他们不清楚文学和艺术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然而他们却从徐志摩的身上学到了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徐志摩是中国在战后给我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
徐志摩与卞因的交往是通过魏雷认识的。当时魏雷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他的上司是著名诗人卞因。文学和诗歌让他们相识和来往。不过徐志摩同卞因来往不多，和魏雷却有亲密深交。无论徐志摩在国外还是回国后，他和魏雷都保持经常的接触和通信。
徐志摩乐于交往的，还有一些激进的青年学者。当年，瑞恰慈、欧格敦等人也在皇家学院任教，他们创立了“邪学会”。“邪学会”倡导异端思想，反对社会传统，主要活动是每周的演讲、讨论或辩论。徐志摩对新思想特感兴趣，是邪学会的积极分子，在讨论中国诗学这类活动中费力最多，对英国文化界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们也很看重徐志摩，当1921年，瑞恰慈、欧格敦和吴雅各出版合著的《美学基础》时，专门邀请了徐志摩在该书的卷首用中文书写了“中庸”二字。瑞恰慈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多年后，他还记得徐志摩当初在剑桥的形象：经常手持中国书画手卷，跟老师同学们高谈阔论；朋友满剑桥，特别在皇家学院，成了一位相当有名气的人物。
最能表明徐志摩在剑桥的人缘和威望的，或许是这样一件小事。1920年，徐志摩在光华大学的学生郭子雄赴英留学时，徐志摩要他到了剑桥找狄更生先生。郭子雄去的那天正是开学前几天，狄更生不在，另一位教授也不在。他在沮丧之际，忽然想起徐志摩还替他介绍了皇家学院的门房“夜莺”先生，不妨看看他是否在学院。他一开口便发现，对面同他讲话的人正是“夜莺”先生。“夜莺”先生告诉郭子雄，他们如何如何的喜欢志摩，并说他们欢迎志摩的朋友来到皇家学院。这种如鱼得水似的悠闲，让后世的学者在感叹中国人融入西方社会的艰窘时，不得不叹服徐志摩是“最适应西方生活的中国文人”。
置身于英国知识名流之间，在频繁的交往活动和浓厚的知识氛围中，大大激发了徐志摩学习西方文化的兴趣。他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名家的作品，从此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并逐渐受到西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