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
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9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
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由张官周母亲王宪群以养老田的收入出资创建，故命名为宪群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学生刘渊临找来培养实习，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屈万里的适时到来，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职位，与刘渊临一道协助董作宾完成未竟之业。尽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万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了头绪。当1948年《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时，屈万里的《释文》却迟迟赶不出来，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这时的出版地点已不是大陆而是台湾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一部由乌龟壳墨拓成形、未经考释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编》——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不幸。与董作宾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员、著名汉简研究专家劳榦曾说过：“彦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学刻字，因此对篆文早就很熟悉，这对于学甲骨文是很有帮助的。彦堂先生曾经告诉我，他鉴定甲骨真伪的一种方法，是从原来刻时的刀法看，而这种心得，就是从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当时与劳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许多年后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兼著名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的东西。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了。”
任继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时曾听董作宾亲自讲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董作宾事业得益于风云际会的大潮流、大趋势，加之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懈奋斗而终于成其大器，则是合乎事实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董阳门村的董作宾5岁时，甲骨文被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认出并开始探究——这是世人认识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乡入私塾就读经史，后进当地学堂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郭宝钧同窗。因家境贫寒，自14岁始，董作宾帮助父亲“作手工业，印衣袖。腊月春联鬻之。为人刻印章，每字取铜元四枚”，但仍未放弃学业。1912年，董氏于小学毕业后赴南阳一面经商，一面与他人共同设馆授徒。也就在这一年，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经过多次明查暗访，终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阳小屯村，并搜求甲骨1。2万片开始研究，同时根据甲骨卜辞考释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时代的都城，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震动和关注。1918年，24岁的董作宾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考入河南育才馆，师从古文字学家时经训学习商简，自此得知天下还有一种刻在乌龟壳上的古老文字——时距甲骨文发现已过去19年矣！这位名叫时经训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继愈讲述的所谓发现董作宾的“专家”。但从董的经历看，跟随时老先生学习的收获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仍一直沿着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样没有要成为一名甲骨学家的迹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发奇想，灵感突现，才有了使他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的预兆。
据董作宾北大同学、后押运古物赴台湾并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回忆1925年夏天，庄与董作宾于北大国学门毕业后，分别留校任助教，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董当时致力于歌谣方言的研究，庄则在考古学上用力。在庄看来，董作宾应当上山唱歌，自己则当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气闷热，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间空闲的大办公室打地铺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说道：“老庄，你看咱们长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尚严一听，不知对方发什么神经，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难道让我们去抢银行绑票，上山当土匪，杀人越货吗？”
董作宾并不理会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点激动和神秘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话引起了庄的极大兴趣。此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声大噪，备受世人瞩目。除罗、王之外，当时研究此学问者寥寥无几，而甲骨文很明显是一个尚未开辟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宝藏。庄尚严头脑一热，立即坐起来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对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如小学训诂文字学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董作宾听罢，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道：“若等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庄尚严在回忆中说：“大约从这时起，他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久我就听人家说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阳挖龙骨去了。我则为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帝大从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两个人就此各自东西了。”
庄氏所说的“不久”，其实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董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尚茫然无知。任继愈的“社会大潮说”有一定道理，倘若没有当时社会大潮的推助，董作宾再精明老练，也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事业中取得后来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实是，1927年董作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结识了与他人生命运紧密相连的“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之一傅斯年”。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广州宣布成立。此时董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照顾母亲，并在南阳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师。就是在这一节骨眼上，傅念旧情，先聘董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后改为编辑员。史语所刚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学术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阳挖乌龟壳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阳中学任教的董作宾，便打电话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调查和发掘。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行动起来。命运之神似对他格外惠顾，第一次试掘，竟获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种，且从调查情况判断，地下的甲骨并未穷尽，埋藏颇丰。有了这一非凡的收获和发掘前景，董作宾的人生之路也就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了。
当李济于这年冬天前往开封和董作宾会面时，根据小屯的调查情况，二人商定于春节后再搞一次大规模发掘，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对于这个城下之盟，李济后来回忆说：“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品。另外，董的铭刻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
事实上，李、董两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都履行了这一协约：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应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二个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区大连坑内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一发现使殷墟发掘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龟版卜辞的卜字之下、贞字之上有6个不同的文字。此类文字过去学者众说纷纭，或以为地名、或以为事类、或以为官名，吵吵嚷嚷，未有定论。
董作宾经过深人研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从对大龟四版第四版卜旬之辞的研究，论定卜贞二字之间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从而否定了此前所有学者的论断。与此同时，对易于混淆的官名也作了正确分析，并得出结论：“可知其决为卜问命龟之人，有时此人名甚似官，则因古人多有以官为名者。又卜辞多有‘某某王卜贞’，及‘王卜贞’之例，可知贞卜命龟之辞，有时王亲为之，有时史臣为之，其为书贞卜的人名，则无足疑。”
同民国年间和后来的大多数官僚、政客、房地产商等世俗的立式皮囊一样，远古的君王至少从商朝开始即进入了享乐的怪圈，在整日昏天黑地的庸俗、低俗、媚俗，以及美色、美酒、美味、美乐“三俗四美”折腾后，深知自己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无产者的血汗，于 惴惴迷惑中渴盼着长生不老，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梦幻中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把自己的骄奢淫逸托附于天，号曰天命。为了令世人相信这一天命的真实合法性，且让自己也同样相信，以此落个心安理得，君王们便找来一帮号称懂得通天人地且与鬼神可以沟通的巫师甚至巫婆，命人从东海或哪条河沟中摸几只乌龟杀掉，然后将这乌龟壳钻眼儿并在火上炙烤。龟壳毕竟比不得后来的钢铁坚硬，不久就因受热而发生小规模爆裂，巫师与巫婆们根据爆裂的花纹长短以及裂纹的走向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理论，以此断定星辰日月的异象、主子的吉凶祸福，或天地间有什么大事发生，等等。之后，把这一问卜结果用刀子刻在乌龟壳上，放入档案室收藏存档——这就是几千年后人们在安阳殷墟仍能发现甲骨文的原因。当然，研究者看重的是刻在乌龟壳上的人名、事件记录，如某王出猎、出征、天象变化等，如“亥日允雨”刻辞，即表示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来。后世研究者通过这些文字可考证历史发生过的真相和不解之谜。
董作宾在研究乌龟壳中所发现的“贞人”，类似现代人们在街头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师之类的人物——只是远古的这些算命先生与巫师不在江湖流浪，而专在王室调拨的办公地点，每月领着可观的薪水上下班，为君王与太子妃嫔、王室臣僚们算命看相、视风察水，推断吉凶祸福。
大龟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灵忽显，令董作宾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个乌龟壳上面共刻有6个贞人名字，时间跨度9个月。这一发现可谓找到了破译甲骨文体系的一把钥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宫廷之门，随着这把钥匙的旋转而一扇扇洞开，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显人世，光照一个新的时代。在这9个月中有6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说明这段时间他们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据人的寿命推断，这6个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见于同一版上的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若用现代事例此喻，相当于某位官僚的6位秘书在9个月内各自起草一份或几份报告，如果最老的与最小的相差超过50岁，老秘书退休时——按现在60岁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岁，而10岁就到王室担任这种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笔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了这一如同神助的发现，董作宾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的结论。
继贞人的发现与考证之后，董作宾又继续往前推进，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
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贞人”的发现与八项断代标准的设想，为董氏稍后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础，也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解决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董作宾后来说道：“余自民国十七年（1928）试掘殷墟遗址，即感觉各地区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时代之异，而苦于无法区别之。十八年（1929）大龟四版出，‘贞人’之说创立，一切断定时期问题无不迎刃而解。”对此，李济曾明确指出：“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
1932年春，董作宾开始着手创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在这部于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又经过了四次发掘，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简称分期研究法。”
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这个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 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第二期 祖庚、祖甲（一世二王）；第三期 廪辛、康丁（一世二王）；第四期 武乙、文丁（二世二王）；第五期 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断代说”，确有凿破鸿蒙之功，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者刘一曼所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后来事实证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调整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为董作宾助手的胡福林，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全力收集抗战期间安阳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炉灶，编成《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等4部著录、著作。为了显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胡氏在分期断代中采用了与董作宾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学界的猛烈抨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长”。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胡氏在后来主持编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时，只好重新采用董作宾的“五期”说，并还历史本真以平息众怒。再后来，又有人如许进雄等辈在董作宾的断代基础上增补了一个“钻凿”项目，但仍未掩饰董作宾创造甲骨文断代理论体系的光辉。董氏的学术成就和给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说得较为明白：
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突破性”是显然而且公认的。自从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出世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文字学、古代史学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甲骨文之成学，亦即“甲骨学”之产生，无疑是董作宾这篇文章的后果。董先生将甲骨文断代的各项准则归纳起来，拟定了十个标准……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从此以后的研究，完全是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固然后来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学六十年》里面将这十个标准有所修改，分期之说也更加细腻，许进雄先生在十个标准之外又增加了一项“钻凿”，但这都不能减低董先生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斯言是也！
遥想当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甲骨文陆续出土，甲骨学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很快发展为一门显学。对于各路学者在这门新兴科学研究中所占的位置，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的“甲骨四堂”说，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对于“四堂”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不同贡献。
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立厂）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之评语。而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具有重大功绩的傅斯年，对王、董“二堂”的学术人品多有赞誉，对罗、郭“二堂”的人格则相当不满。据跟随董作宾做甲骨研究的屈万里说，在李庄时，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罗振玉老贼”相呼，其缘由是“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满洲国’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而傅斯年对郭沫若的不满与轻视，则缘于一项“痛苦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