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黑的夜空中有无数星星在闪烁，有的明亮耀眼，有的微弱暗淡，几乎看不真切。玛丽娅望着洒满星斗的天空，想着自己的悲惨命运，想着自己的生活过得多么艰辛。很久以前，从童年时代起，她就不再相信上帝了，虽然她记得姆娜老婆婆年年复活节都带她到教堂去……

    后来，玛丽娅成了少先队员。大队辅导员，就是那个黑头发黑皮肤、淘气幽默的共青团员，他了解到玛丽娅经常上教堂去，便把她叫到一边，让她坐到长凳上（谈话是在区中心公园进行的），又严肃又平静地说起来：“你真的经常上教堂去吗？”

    玛丽娅低下了头。

    “你也不感到害臊？”辅导员微微扬起一道眉毛问。

    “我有什么可害臊的？”玛丽娅心情紧张地问道。

    “道姆娜老婆婆常去，去的时候就带着我。”

    “道姆娜老婆婆是个愚昧、没有文化的人，这样做可以原谅，”辅导员说，“可你是个少先队员，是红色游击英雄的女儿，是明天的共青团员哪。根本没有什么上帝，这是神甫们编造出来的，教堂里那些壮观的场面——圣像、蜡烛、神香和别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全是神甫在演戏，是编出来搅乱人们头脑的。这你难道不知道？”

    “不知道，”玛丽娅难为情地说，“我们在学校里没学过讲神甫演戏的课程。”

    辅导员纵声大笑起来。

    “不能一下子什么都学到。你们还会学的。可现在，小玛莎，我要求你一件事，就是不要再上教堂去了，不要给咱们少先大队、给你故去的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丢脸，还是好好学习，多看书吧，这样你就会自己把一切都搞明白的……”

    玛丽娅记住了这次谈话。假期中，她把这次谈话告诉了母亲，详细打听已故的父亲怎样生活，信仰什么。母亲沉思起来。她沉默一会儿，抚摸着女儿的淡褐色头发低声说：

    “要听你们这位辅导员的话，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是中学毕业的。至于你父亲嘛？怎么说呢，父亲不信上帝。他心里想着不是上帝，而是穷人……”

    同母亲谈话以后，玛丽娅不再上教堂去了。再说也没人带她去了，因为道姆娜老婆婆没过多久就患病去世了。玛丽娅长大起来，她开始明白上帝国主义是人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明白人们最好成绩是在大地上建造天堂，不挨饿，不争吵，不互相残杀。少先队的远足、林中空地上炽烈的篝火旁边的歌声、学校里的功课、共青团——都在玛丽娅身上留下了痕迹。虽然因为需要帮助母亲，她没能上到中学毕业，但她在思想上坚定了一个信念：人的一生中最主要的就是为人们做好事。

    这天夜里玛丽娅坐在苹果树下，保护着绵羊不受狼群侵害，一面望着星空思索：她的一生、她所不得不经受的全部损失，都只不过是自己在这可怕的孤独时刻应该完成的、过分艰难的事情的第一步，不仅是为了尚未出生的孩子，而且也是为了在村中田野上艰辛劳动过的那些人，她自己应该做、而且有义务去做完的事情的第一步。他们的劳动不仅是为了自身和自己的子女，而且也是为了许多不曾见过面的，互不相识，也永远不会相见、相识的人们。集体农庄的田野辽阔得一望无际，这使她发怵。德国人到来之前，在这片田野上干活的是第三生产队全体队员，共有六十三个人，他们是靠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汽车、马和马车干活的。全生产队种植起来的一切，如今都得由她玛丽娅一人来收割了。“反正我不能躲开，我要干，”玛丽娅想道，“我要没日没夜地干。我白天刨马铃薯和甜菜，至于割向日葵和掰玉米嘛，摸黑干也行。”

    早晨，她数了数绵羊。一共有九只。玛丽娅把这些走失了的绵羊同奶牛圈在一起。地方是足够的。

    到了十一月，天气越来越冷，雪下得更频。冰冷的暴雨下得更多了。玛丽娅还是到地里去割向日葵花盘，掰玉米棒子，在马铃薯地里干活。她吃马铃薯，喝牛奶，早已忘记了面包的味道。有几次她把铝制保温桶上盖子上的螺丝拧紧，用牛奶搅出了奶油，她尽量吃得好一些，免得瘦弱下去，临了生起病来。

    “生病可不得了，”她警告自己说，“到那时候呀，连我带我肚里的孩子，都得完蛋啦。”

    她忘记过去了多少日子，不知道到了什么月份，她也不去想这些了。她的手掌在劳动中变硬了，满手都是血泡破后长成的老茧。她感到很快就要耗尽最后一点力气了，于是决定歇一天。晚上烧了热水，洗了澡，沉沉地睡了一整夜，早晨又走出地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