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达芒德的时候，我已深深地爱着马西亚；当我们走出这座城市的时候，我爱他爱得更深了。
当你确切地感受到你所爱的人也在爱着你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样美好、这样甜蜜的友谊呢？
马西亚对我的友情是多么深厚！他谢绝了艾思比纳苏的建议，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平静、安全、舒适的生活，放弃了今天可以受到的音乐方面的教育和明天可以获得的财富，却愿意伴我一起过冒险的、朝不保夕的、没有前途的、甚至连明天也保障不了的生活。
我未能当着艾思比纳苏的面告诉他，他喊叫“绝不离开我的朋友！”时我内心的激动，一等到我们走出这家剃头店的铺门，我就急不可待地紧紧抓住他的手不放。
“你知道吗？”我对他说，“从今以后，我们生死与共。”
他睁着大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我。
“在今天以前我就这么想了。”他说。
先前的马西亚，读书很少长进；他自从读了库恩著的《音乐原理》后，竟有了出人意料的进步。可惜我没法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尽管我非常愿意，他也很想多学点，但我们被迫日夜兼程，以便尽快穿过不太欢迎流浪歌手和乐师的洛泽尔省和奥弗涅地区①的一些城镇和乡村。在这些贫穷的土地上，收入微薄的农民是不会为我们轻易打开钱包的。只要你演奏，他们会围拢来心安理得地听着，在发现要向他们收钱时，这些人便一哄而散，或者把家里的大门赶紧闭上。【①奥弗涅地区：法国中央高原地区。】
经过圣弗卢尔②和伊索瓦③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些温泉城市。幸好耍熊把戏的人对我们说的都是真话，我们在拉布尔布尔、尤其在蒙多尔挣了不少钱。【②圣弗卢尔。法国康塔省境内城市。③伊索瓦：法国多姆山省境内城市。】
说句公道话，在挣钱的门槛方面，我是远远比不上马西亚的，多亏他的机智和沉着，我们才挣了那么多的钱。我见到有人聚拢过来，总是马上拿起坚琴，只想到应该尽可能让自己演奏得好些，这是真的，但人们对我演奏的反应却常常很冷淡；马西亚的做法同我的老一套的方式不一样；他自出心裁，光是有人聚拢过来，他是不会马上就演奏的。他在拿起小提琴和短号以前，总要先把听众研究一番，而且他总能很快就看出该不该演奏和该演奏些什么。
在伽罗福里的那所不择手段地利用公众的慈悲心肠去掏他们腰包的“专科学校”里，马西亚曾学习过获取人们怜悯和施舍这门艺术中如此难以掌握的一切巧计和手段。当我在卢尔辛街的阁楼上第一次见到他、听他讲解怎样使过路人感觉到从情理上不得不掏钱施舍时，他曾使我吃惊过；现在，看到他正在发挥这门学问，而且干得这样出色，我不由得感到加倍的惊骇。
这里的过路人同他在巴黎研究过的公众又有什么不同呢？对他来说，不过是和老相识重逢罢了。
“注意，”他对我说。这时正有一位年轻的穿丧服的太太从加比塞公园的小径朝着我们走来。“现在应该奏哀伤的曲子，要想法打动她的心，让她想起死去的人。如果她哭了，我们就成功了。”
他的小提琴和我的坚琴就同时奏出了节奏非常缓慢的曲子，哀伤得可以使人心酸落泪。
在蒙多尔郊区供人们散步的地方，有着一些被游客称做露天沙龙的场所，其实这不过是按梅花形栽植的、有着很大树荫的一丛丛老树。洗温泉浴的游客常爱到这些树荫底下消磨上几个小时。我们该怎样对这些游客演奏呢？这要看马西亚的研究观察的结果来决定。
有一个病人，忧伤地坐在树荫下的一张椅子上，他脸色苍白，目光呆滞，面颊下陷。我们决定先不要毫无顾忌地立刻走到他的面前去，应当谨慎，不能让他感到是我们把他从愁思中惊醒过来的。我们应当先在离他远远的地力演奏，而且要装出仿佛在专注地独自演奏的样子，其实我们一直在偷偷地注视着他。如果他抬起头来怒气冲冲地看我们，我们就走开；如果看去他在聆听我们的曲子，这就可以同他靠近了；最后，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让卡比衔起它的圆木碗走过去，不必担心会被他一脚踢开。
尤其是在叽叽喳喳的小观众跟前，马西亚的演奏，每次都能结出最美好的果实。他的琴声能使站着不肯动的孩子跳舞；他一笑，能使嚷着嘴、怏怏不乐的小脸蛋象雨过天晴般地也绽出笑容。他是怎么搞的，我怎么知道呢？总而言之，他讨人喜欢，人家也爱他。
我们对这些温泉城市的远征，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旗开得胜、战果辉煌的大胜仗，不算所有的开销，我们一下子挣得了六十八个法郎。
六十八法郎加上我们钱包里的一百四十六法郎，等于二百十四法郎。不该再耽搁了，应该马上取道于塞尔向夏凡侬进发，因为有人给我们说过，在于塞尔要举办一个牲口大集市。
一个牲口集市！这不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吗？我们终于能买一头我们经常念叨的出色的奶牛了。为了这头奶牛，我们真是一直把裤带勒紧到现在。
直到此时此刻，这还只是在我们做梦的时候才能出现的欢乐，这头奶牛也还只是一头我们想象中的最好的奶牛。它应该是白色的，这是马西亚的愿望；它应该是枣色的，这是我的愿望，因为我要纪念我们可怜的露赛特。它将是温顺的，一天能出好几大桶奶，这是我同马西亚共同的愿望。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多么迷人啊！
可是现在，应该把梦想变成现实，麻烦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怎样确有把握地去挑选一头真正具有一切优点的、值得我们为它从头到脚洗刷得干干净净并在它头上披红戴绿的出色的奶牛呢？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不知道凭什么特征来识别一头好的奶牛，马西亚在这一点上，同我一样无知。
更加使我们发愁的是，自从我们的脑子里产生了买一头奶牛的美好念头以来，我们在客栈里听人讲过许多希奇的故事，只要说到马贩子或牛贩子，那就意味着是些诡计多端的骗子。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这些故事，经常使我们不寒而栗。有个故事说，一个乡巴佬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奶牛，这头奶牛的尾巴比任何奶牛的尾巴都漂亮，它能自己甩到鼻子尖上赶苍蝇，这条尾巴的罕见的长度和它的灵活的特点，据说这是大家看到的。也算这个乡巴佬走运，他没有出高价就买下了这头与众不同的奶牛，他得意洋洋地把牛牵到了家里。第二天早上，他去牛栏一看，这头牛根本就没有尾巴，那条摆来摆去的挂在它后面的尾巴，原来是一条粘在它的断掉的尾巴残端上的、用女人发辫做成的假尾巴。还有个农民，买了头奶牛，牛角是假的。另外一个农民，当他想去挤刚买到手的奶牛的奶的时候，发现奶子是用气吹大的，因而一天一夜也挤不出两杯奶来。这些倒霉事可不要降到我们头上啊！
对付假尾巴，马西亚开始并不担心，他可以使劲去扯那些我们中意的奶牛的尾巴，如果那东西是假的，使上点劲，是不难扯下来的；对付吹起来的奶子，也有一种万无一失的办法，就是用一根又粗又长的针去刺穿它。
这两个办法也许是靠得住的，尤其是当真碰上的是假尾巴和假奶子的时候。然而它的尾巴要是真的呢？难道不怕它会往拉尾巴的人的头上或肚子上狠狠踢一蹶吗？用一根针往它肉里深扎进去的时候，难道它也不会照样用腿来这样一下子吗？
一想到它会撂蹶子，马西亚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我们又没了主意。要是给巴伯兰妈妈送去的是一头不出奶的、或者是没有角的奶牛的话，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吗？
在我们听到的故事中，有一个故事讲到兽医，他在这个故事中，扮演了一个很厉害的角色，起码对牛贩子来说是这样。如果我们请一位兽医来帮忙，我们可能要化笔钱，但应该说这是一笔值得化的放心钱。
在一筹莫展的当儿，我们便拿定了这个主意，这个主意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明智的。于是，我们又欢欢喜喜地继续赶路。
从蒙多尔到于塞尔的路程不算远，路上只花了两天的时间，清晨以前就到于塞尔了。
到了于塞尔，可以说如同到了我的家乡一样。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扮演了《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也就是《两个中最蠢的未必是你认定的那一个》这出戏里的角色；也是在于塞尔，维泰利斯给我买了第一双皮鞋，那钉了鞋钉的皮鞋曾使我感到莫大的欢乐。
可怜的心里美！这个穿着红色制服的英国将军，它已经不在了。泽比诺和可爱的道勒斯也不在了。
可怜的维泰利斯！我失去了一个这样好的师傅，再也看不见他昂首挺胸走在路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概了；也再看不见他一面走路一面用短笛的尖声吹奏华尔兹舞曲、双臂和双腿按笛声节拍走步时那种具有音乐吸引力的形象了。
我们原来是六个，现在只有两个还活着，那就是卡比和我，这使我在进入于塞尔的时候心情非常忧郁，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感情。在每条街的街口，我总以为马上就要看见维泰利斯的毡帽了，总以为马上要听到他的那声我已经听了无数次的召唤：“往前走！”
幸好那家旧货商店还在老地方，我说的就是维泰利斯为了把我打扮成江湖小艺人而带我去过的那家旧货店，它驱散了我的哀愁。当我从它滑不唧溜的三级台阶走下去的时候，发现它仍然是我见过的那副老样子，门口摆动着的仍然是我十分羡慕的那件镶金边的衣服，橱窗里陈列的仍然是那些旧枪和旧灯。
我很想找到我第一次扮演心里美先生的仆人，也就是扮演那两个中最蠢的那一个时的演出场地，卡比把它认出来了，它摇晃着尾巴。
将行李和乐器放在我曾和维泰利斯一起住过的旅店后，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兽医。
兽医听了我们的请求后。冲着我们哈哈地笑了起来。
“当地可没有受过训练的奶牛啊！”他说。
“我们要的不是会要把戏的奶牛，而是一头出奶又多又好的奶牛。”
“要一头有真尾巴的。”马西亚说。只要一想到那条粘上去的尾巴，他就格外担心。
“总之，兽医先生，我们是来恳求您，用您的学问帮我们识别真假，免得上牛贩子的当。”
我讲这话的时候，极力模仿维泰利斯那种自敬自重的神态。为了获得人们对他的尊重，他总是这样做的。
“见鬼，你们干吗要买一头奶牛呢？”兽医问。
我简单地向他解释了要买奶牛的原因。
“你们是好孩子，”他说，“我明天一早就陪你们去集市，我答应你们，我不会给你们挑选有假尾巴的奶牛。”
“牛角也不会是假的吧？”马西亚说。
“也不会有假角。”
“奶子也不会是吹起来的？”
“当然是一头漂亮的好奶牛，但要买这样的奶牛，就得付得起钱，对吗？”
我没有回答，解开了包着我们家当的手帕。
“太好了，明天早上七点来找我吧。”
“我们该给您多少报酬呢，兽医先生？”
“什么也不要。象你们这样的好孩子，难道我能拿你们的钱吗？”
我不知道怎样来感谢这样一位好人，但马西亚却有了主意。
“先生，您喜欢音乐吗？”他问道。
“非常喜欢，我的孩子。”
“您晚上睡得早吗？”
问得真是离题万里，但兽医还是和气地回答说：
“敲过九点。”
“谢谢，先生，明天早上七点钟见。”
我明白了马西亚的意思。
“你是想给兽医来一场音乐会吧？”
“正是这样。当他要睡觉的时候，给他演奏一首小夜曲，这是给可爱的人听的。”
“你的想法真好，回旅店去准备我们音乐会的节目吧。别人付钱的时候，演好演坏我们可以不介意，但这是我们自己在付钱，就该尽量准备得好一点。”
九点还差二、三分钟的时候，马西亚拿着小提琴，我拿着竖琴，我们来到兽医家的门口。街上很暗，因为月亮要过九点才能升起来，而人们又认为这时候还用不着就点上街灯。店铺都已经关门，街上行人稀少。
九点敲第一响的时候，我们开始演奏。在这条狭窄、寂静的小街里，我们的琴声象在音响最好的大厅里回响。窗户都打开了，我们看见戴着睡帽、包着头巾和方围巾的脑袋探出窗口。人们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在惊异地相互询问。
我们的朋友兽医先生住在一幢有着一个很好看的墙角塔的房子里，这个凸出的墙角塔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他探下身子看看谁在演奏。
他大概认出了我们并且明白了我们的心意，他打着手势，让我们停止演奏。
“我来给你们开门，”他说，“你们到花园里来演奏吧。”
门几乎立即为我们打开了。
“你们真是好孩子，”他说着，和我们热烈地握了握手，“可是你们也太冒失了，你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警察会因为你们深夜在公共街道上喧闹而拘留你们吗？”
我们的音乐会在花园里重新开始，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小花园，我们在一个由攀援植物覆盖的绿席下演奏。
兽医早已成家，眼下有好几个儿女，我们的周围马上有了一群听众。绿廊下点起了蜡烛，我们一直演奏到十点钟。一曲奏完，掌声四起，接着又要求我们演奏另一首曲子。
如果不是兽医送我们出门，我相信孩子们会要求我们演奏一个通宵的。
“让他们回去睡觉吧，”他说，“他们明天早上七点还要到这里来呢。”
不给我们吃一顿令人愉快的夜宵，他是不会放我们走的。为了表示感谢，卡比又表演了几个滑稽可笑的节目，这下可把孩子们逗乐了。我们走的时候，差不多是半夜了。
于塞尔这座城市在夜里是那样的静谧，可一到第二天早上却变得车水马龙，喧闹异常。天还没亮，我们在房间里就听见大车不停地滚过街面的声音，里面夹杂着马的嘶鸣、奶牛的嗷叫、羊群的咩咩声和赶集农民的叫喊声。
我们下楼一看，旅店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一辆辆大车。穿着节日盛装的农民从刚到的车上跳下来，然后把自己的女人抱到地上。男人们都抖动一下身体，拍拍身上的尘土，女人们一个个忙着把自己的裙子拉平。
街上，一股人流朝集市的方向涌去。因为时间还早，才六点，我们想先去集市看看已经叫人赶到那里的上市的奶牛。
啊，奶牛真是漂亮！有各种颜色和各种大小的；有肥的，也有瘦的；有的和牛犊在一起，有的奶子拖到地上，因为里面胀满了奶。集市上，还有马在嘶鸣，母马在舔着马驹，肥猪在用尖嘴拱地，乳猪在嚎叫，好像有人在活剥它们的皮似的。有鸡，有羊，也有鹅。但这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的眼睛只盯着奶牛瞧个没完，这些奶牛在我们的审视下眨巴着眼皮，慢吞吞地移动着它们的下颌，反刍它们夜间所吃的草料，根本没有想到它们将再也吃不上饲养过它们的牧场上的鲜草了。
逛了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发现有十七头奶牛完全合我们的心意。这头有这样的优点，那头又有另外的长处；其中三头因为是枣色的，两头又因为是白色的，这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和马西亚之间的争论。
七点钟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在等候我们的兽医，和他一起又回到集市，重新又向他解释了一遍我们要买的是什么样的奶牛。
这些要求归结起来共两句话：出奶要多，吃料要少。
“这一头大概是不错的。”马西亚指着一头白色奶牛说。
“我想那一头更好。”我指着那头枣色的说。
兽医说服我们既不选这一头，也不选那一头，而是走向第三头奶牛。这是一头小奶牛，细长的腿，毛色发红，耳朵和面颊是棕色的，眼睛周围是黑色的，围着鼻央有一道白围。
“这是一头罗埃格地区的奶牛，正是你们要的那种。”兽医说。
有一个瘦个子农民用缰绳牵着它，兽医问他这头奶牛要卖多少钱。
“三百法郎。”
这头机灵、漂亮、神态狡黠的小奶牛早已征服了我们的心，可是一听这价钱我们又大为丧气。
三百法郎！我们买不起。我向兽医暗示，表示我们应该另选一头，兽医也向我暗示，相反，他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还价。
于是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开始了。兽医提出一百五十法郎，农民只肯减十法郎。兽医又加到一百七十法郎，农民再减到二百八十法郎。
这场争论终于到了无法再进行下去的地步，兽医就不再出价，却更走近些去仔细地观察这头奶牛，他认为牛的腿太细，脖子太短，角太长，胸部不发达，奶子也长得不好。
农民回答说，既然我们这么懂行，他情愿以二百五十法郎卖给我们，好让这头奶牛碰上一个合适的主人。
这么一来，马西亚和我又感到害怕了，我们两人都以为这是头不中用的奶牛。
“我们去看看别的吧。”我说。
农民一听这话，极力留住我们，又减了十个法郎。
减来减去，最终减到二百一十法郎，他不肯再让了。
兽医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让我们明白他刚才说的都不是真话。这头奶牛实实在在是头良种奶牛，但二百一十法郎，对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
这时，马西亚转到牛屁股后面，在尾巴上拔了一根长毛，奶牛撂了他一蹶子。
这下我就拿定了主意。
“好吧，就二百一十法郎。”我说，以为这就完事了。
我伸过手去接牛缰绳，农民不让。
“我老婆的礼钱呢？”他说。
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讨价还价，最终同意给二十个苏作为他老婆的礼钱。这时我口袋里只有三个法郎了。
等我再次伸过手去的时候，农民又抓住了我的手，就像我是他的老朋友似的紧紧地握着。
对了，既然我是他的老朋友，就不该忘记给他女儿一点酒钱。
他女儿的酒钱又让我们付出十个苏。
当我第三次伸手去接牛缰绳的时候，我这位农民老朋友又挡住了我。
“你带笼头了吗？”他问我，“我只卖奶牛，不卖笼头。”
因为我是他的朋友了，他愿意以三十个苏把笼头让给我，这不算贵。
必须有副笼头才能牵走我们的奶牛呀，我只得又舍掉三十个苏。最后一算，我们只剩二十个苏了。
我于是数了二百一十三法郎。又第四次把手伸过去。
“你的牛缰绳呢？”农民问，“我卖给你笼头，可没有卖给你牛缓绳呀！”
牛缰绳值二十个苏，这是我们仅有的二十个苏了。
我们付了钱，奶牛才和笼头、牛缰绳一并到了我们的手里。
我们有了一头奶牛，但一个苏都不剩了，已没有钱去养活它，也已没有钱养活我们自己。
“我们去干活，”马西亚说，“咖啡馆里满是人，只要我们分头各去各的，那么每一家咖啡馆都能去到了，今晚我们就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
我们把奶牛牢牢拴在旅店的牛栏里，紧紧地打了好几个结，然后就分头去干活。到了晚上在清点当天进帐的时候，我发现马西亚挣了四法郎五十生丁，我挣了三法郎。
一共是七法郎五十生丁，我们又有了钱。
但是，这七法郎五十生丁带来的快乐，和我们付出二百一十四法郎买头奶牛所得到的快乐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决定让旅店厨房里的女工给奶牛挤奶，我们喝着牛奶当晚餐，我们从未喝过这样鲜美的牛奶。马西亚声称，这奶是甜的，还有一股橙花精露酒的芬芳味儿，就跟他在医院里喝过的一样，但味道还要好得多。
我们兴高采烈，在我们奶牛的黑鼻子上吻了又吻。说不定它是懂得这种爱抚的，因此它也用粗糙的舌头舔我们的面颊。
“你看它吻我们呢！”马西亚快乐地叫起来。
要理解我们和奶牛相互亲吻时所感受到的幸福，就应该记得无论是我或马西亚，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爱吻。我们的命运和那些被溺爱的孩子不同，他们对母亲的爱抚都已感到腻烦，而我们俩却多么巴望着能得到爱抚！
第二天早上太阳一出，我们就立即上路奔向夏凡侬。
我多么感激马西亚给我的帮助，要是没有他，我是怎么也积攒不起二百一十四法郎这笔巨款的。为了让他高兴，我让他牵着牛缰绳走在前面，我自己跟在奶牛的后面。他确实为此感到兴高采烈，以致根本没有察觉到我的这番用意。我看到他这样高兴，也就感到心满意足，甚至比他还要高兴。直到走出城门后，我才走到他身旁，这既是为了能象往常一样和他聊天，更因为是想再仔细地看看我的奶牛，我实在从未见过这样漂亮的奶牛。
它的气派确实不凡，走起路来步子慢腾腾的，身子一摇一摆，神气活现，俨然是一头意识到自己身价的牲口。
现在，我用不着象离开巴黎时那样时常查看地图了。我知道要去的地方，尽管我跟着维泰利斯离乡背井已有好几年光景，但是我能找到路上所有高低不平的标记。
为了不使我们的奶牛过于疲乏，也为了到达夏凡侬时天色不至于太晚，我的打算是赶到我和维泰利斯一起流浪时度过第一个夜晚的那个村子，再在那堆我躺过的干草上过夜。那个可怕的夜晚，善良的卡比看着我愁肠百结，就躺到我身边，把爪子放在我手上，似乎对我说，它是我的知心朋友。啊，我真想再躺进这堆干草里过上一夜，然后在第二天一早，我们再从那里出发，这就可以早早赶到巴伯兰妈妈的家里了。
但是，一直对我们怀有好感的命运，开始同我们作对了，它改变了我们的安排。
我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一天的行程分做两段，中间停下来吃午饭；这个想法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奶牛，我们想让它中间停歇一下，吃餐午饭，也就是说，放它去吃一点路上沟边的嫩草。
将近十点钟，我们找到一处地方，那儿有着又绿又密的好草。我们于是放下小包裹，把奶牛牵到沟边去。
我开头想把缰绳牵在手里，但它显得那样的老实温顺，那样专心致志地吃着青草，我于是把缰绳绕在它的角上，坐在一旁吃我的面包。
我们自然比奶牛先吃完。我们对它欣赏了好一阵以后，便不知道再该干些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玩打弹子。别以为我们是两个老成古板的只知道挣钱的小老头。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和同年龄孩子的正常生活毫不相同的话，但我们也不缺少青少年的爱好和玩玩各种游戏的念头，也就是说，我们也爱玩别的孩子们爱玩的游戏，而且没有一天我们会放过象玩打弹子、踢球或者玩跳背游戏这样的机会的。马西亚会时常莫名其妙地突然对我说：“我们玩一会儿吗？”于是我们便把小包裹随手一丢，放下乐器，在路上玩起来。不止一次，要不是我有块表提醒我时间的话，我们会一直玩到天黑的。这块表同样也告诉我，我是这支队伍的首领，我们应该干活，应该挣钱谋生。于是，我又把竖琴的背带套在疼痛的肩上，说：往前走！
我们玩够了，牛却还没有吃完。当它看见我们朝它走去的时候，它大口大口地用舌头卷着青草，好像在对我们说它还没有吃饱。
“等它一会儿吧。”马西亚说。
“你难道不知道一头奶牛会这么吃一天吗？”
“稍微懂一点。”
我们等着，用手从地上提起了背包和乐器。
“我给它用短号吹一首曲子怎样？”马西亚说，他很难老老实实地待一会儿，“加索马戏团有一头奶牛，很喜欢听音乐。”
马西亚没再问我，就开始吹起阅兵进行曲。
我们的奶牛一听到头几个音符就抬起了头；然后不等我扑过去抓住牛犄角上的绳子，它就突然奔驰起来。
我们赶紧跟在它后面没命的追。我大声叫卡比拦住奶牛。可是，谁也不可能样样都精通。一条牧狗应该是赶到奶牛的正面去阻止它，而我们的卡比虽然聪明，它却扑过去在后面咬牛的腿。
因为事情正好相反，就当然拦不住它。我们只好继续拼命追赶，奶牛在前，我们在后。
在追赶着的时候，我把马西亚叫成“大笨蛋！”马西亚也不期望我会对他说出什么好话，气喘吁吁地向我喊道：“你揍我吧！我该挨揍。”
我们刚才是在一个大村子前差不多两公里的地方休息和吃饭的，我们的奶牛正是朝这个村子奔去。它自然比我们先到那里，因为路是笔直的，尽管有段距离，我们还是能看见一群人挡住了它的去路，并把它逮住了。
我们稍稍放慢了速度，奶牛不会丢了，只要向那些拦住它不再跑远的好人声明一下，他们就会将奶牛还给我们。
我们越往前跑，围住我们奶牛的人也越多。当我们终于跑到奶牛跟前的时候，差不多有二十来个男男女女和孩子，他们看着我们过来了，便议论纷纷起来。
我以为只要说一声奶牛是我的就行了。可是他们不但不给我奶牛，反而把我们围起来，提了一连串的问题：“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的奶牛是哪儿弄来的？”
我们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容易，但说服不了这群人，有两三个人还高声喊叫，说从我们手里跑掉的奶牛是偷来的，应该把我们扔进监狱，等把事情弄清楚再说。
一提起监狱，不禁使我不寒而栗，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脸色发白，嘴里结结巴巴，加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实在难以为自己辩白了。
就在这时候，来了一个宪兵，人们三言两语向他讲述了我们的事由。因为事情对他来说好像并不清楚，他宣布要扣下我们的奶牛，把我们送往监狱，再看事情的结果。
我想抗议，马西亚也想说话，但宪兵强令我们安静。我想起了维泰利斯与图卢兹的警察争论的场面，就让马西亚不要吱声，跟着宪兵先生走就是了。
全村的人都跟着我们来到镇政府，那里也是监狱的所在地。人们包围我们，推挤我们，殴打并辱骂我们。我想如果没有宪兵的保护，他们会用石头来砸死我们的，就像我们是两个无恶不作的大罪犯、杀人放火犯似的。然而，我们什么罪过也没有，可是，人们往往都是这样的，他们喜欢野蛮地捉弄那些不幸者，甚至不知道这些不幸的人干了些什么，是有罪还是无辜。
来到监狱，我产生过一线希望：镇政府的门卫，他同时又是狱卒和乡村警察，开始不愿意接收我们。我想这是个大好人。但既然宪兵硬要他接收，他当然只好让步。他从我们面前走过去，打开一扇从外面用一把大锁和两道插销关牢的门，我于是看清了他为什么不便接收我们的原因：原来他把他储藏的洋葱头晾干在监狱的地板上。我们被搜了身，钱、小刀和火柴都被没收了。就在这时候，狱卒也已经把他所有的洋葱头很快地收拢到一个角落里。宪兵于是把我们扔进监狱，铁门又在我们身后哐铛一声关上了，那声音可真叫人害怕。
我们就这样进了监狱。要关多长时间呢？
我正在寻思这个问题的时候，马西亚挨到我跟前，耷拉着脑袋。
“接我吧！”他说，“揍我的头吧！我干的蠢事，随便你怎么揍也不过分。”
“你做了蠢事，我当时让你去这样做，我和你一样蠢。”
“你最好还是揍我一顿，这样我就不会太难过了。我们可怜的奶牛，王子的奶牛啊！”
他哭了起来。
现在轮到我来安慰他了。我给他解释说，我们的处境不会太严重，我们什么也没干，不难证明我们的奶牛是买来的，于塞尔的兽医不就是我们的证人吗？
“如果有人指控我们买奶牛的钱是偷的，我们又怎样证明是自己挣的呢？你知道，一个不幸的人可能会被看成无恶不作的。”
马西亚的话是有道理的，人们对待不幸者的冷酷，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一路把我们送到监狱的那些人的大喊大叫，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吗？
“还有，”马西亚继续哭着说，“即使我们能出监狱，即使还给我们奶牛，我们就一定能找到巴伯兰妈妈吗？”
“我们为什么会找不到她呢？”
“你离开她已经很久，她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心里害怕得发抖。巴伯兰妈妈真可能已经死了，尽管我还没有达到很容易想到人是要死的这样的年龄，但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可能失去我所爱的人。我不是已经失去维泰利斯了吗？怎么我就想不到这点呢？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我问他。
“因为当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我的笨脑瓜里就尽是些高兴的事；在遇到不幸的时候，我想到的都是些伤心的事。当想到你的那头奶牛将要送到巴伯兰妈妈手里的时候，我感到太幸福了，因而也就只想到巴伯兰妈妈的高兴的事，只想到我们的高兴的事，这一下，就像叫幸福迷住了，陶醉得糊里糊涂了。”
“你的脑瓜不会比我的笨，我可怜的马西亚。我也只想到你所想到的，我和你一样，也高兴得忘乎所以了。”
“啊！啊！王子奶牛！”马西亚哭喊着，“它多漂亮啊，它就是王子！”
他忽地站了起来，指指划划地说：
“如果巴伯兰妈妈死了，那个可怕的巴伯兰还活着，如果他抢走我们的奶牛，把你也抢走，可怎么办呢？”
无疑这是监狱的影响，是方才那些人对我们疯狂的喊叫，是宪兵，是把我们关进牢房时门锁和门闩发出的响声引起了我们这些凄惨的想法。
但马西亚想到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处境，奶牛的命运也使他焦虑不安。
“谁喂它草料？谁给挤奶？”
有好几个钟头就在这悲哀和疑惧的思绪中过去了，时间愈久，我们愈感到悲痛。
我还是试图安慰马西亚，对他说，他们会来提审我们的。
“那么，我们说什么呢？”
“说实话。”
“那他们就会把你交到巴伯兰的手里了。就算只有巴伯兰妈妈一个人在家，人家也会去问她，看我们是否在撒谎，这样我们安排好的一次‘意外的高兴’就要落空了。”
我们的牢门终于在一阵可怕的生锈门轴的吱呀声中打开了，我们看见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先生走进来，他慈祥开朗的面孔顿时使我们产生了希望。
“喂，起来吧，坏蛋！”狱卒说，“好好回答治安法官的问题。”
“好，好，”治安法官示意狱卒，他要单独问我们，“我要先问问这一个，”他用手指了指我，“把另一个带走，看住他，我马上也要问他的。”
我想在这种情形下，我应该提醒马西亚该怎样回答。
“治安法官先生，”我说，“他象我一样，会向您讲述真情，全部的真情。”
“那很好，很好。”法官迅速截住我的话，似乎不想让我再说下去。
马西亚出去了，飞快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对我说．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有人指控你们偷了一头奶牛。”治安法官对我说，他的两道目光盯着我。
我回答他，我们是在于塞尔集市上买的奶牛，并且说出了兽医的名字。他在这笔买卖中为我们出过主意。
“这需要核实。”
“我希望这样，一核实就证明我们是无辜的了。”
“你们为什么要买一头奶牛呢？”
“我们要把奶牛带往夏凡侬，奉赠给奶我的养母，报答她的养育之恩，也作为我爱她的一种表示。”
“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巴伯兰妈妈。”
“是不是前几年在巴黎受伤致残的泥瓦匠的妻子？”
“是的，治安法官先生。”
“这也要进行核实。”
对于这句话，我没有象说到于塞尔兽医时那样爽快地请他去查问。
看到我窘迫的样子，治安法官步步紧逼地向我追问起来。我解释说，我们打算要巴伯兰妈妈获得一次“意外的高兴”，如果他去巴伯兰妈妈那儿打听，那么我们的这一番心思就会落空。
在窘迫之中，我又感到一种强烈的满足。既然法官先生认识巴伯兰妈妈，还要从她那里知道我叙述的真假，这就证明巴伯兰妈妈一直活着。
我马上又为另外一件事感到高兴，从法官向我提的问题中得知，巴伯兰前一阵又到巴黎去了。
这使我异常高兴，以致找了许多有说服力的词句，好让法官相信，兽医的证词足以证明我们的奶牛不是偷来的。
“你们从哪里弄到足够的钱来买这头奶牛？”
这正好是马西亚预料的那个可怕的问题。
“我们挣来的。”
“在哪儿挣的？怎么个挣法？”
我给他解释，我们是怎样从巴黎到瓦尔斯，又怎样从瓦尔斯到蒙多尔，一路上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挣钱，又怎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积攒这一笔钱。
“你们到瓦尔斯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使我不得不从头说起。老法官听说我曾被活活埋在特鲁耶尔矿井里的时候，他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温和得近似友好的声音问我：
“你们两人中谁是雷米？”
“是我，治安法官先生。”
“谁能证明？宪兵对我说，你并没有身份证。”
“是没有身份证，法官先生。”
“那么你讲讲瓦尔斯矿井灾难的经过吧。我从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报导，如果你不是真正的雷米，你是骗不了我的，当心点。”
法官先生用“你”称呼我，给了我勇气，我看得很清楚，他对我们没有恶意。
我的故事讲完后，法官用温柔同情的目光长时间看着我。我以为他会马上给我们自由的，但他并没有任何表示，一句话也没对我说，让我一个人留在那里。他大概要去问马西亚，看我们两人说的是否吻合。
我沉思了很久，治安法官先生终于和马西亚一道回来了。
“我要派人去于塞尔了解一下情况，”他说，“如果象我所希望的那样，证词和调查都能证实你们的陈述，明天就释放你们。”
“那我们的奶牛呢？”马西亚问。
“奶牛也还给你们。”
“我不是这个意思，”马西亚争辩说，“我是问谁喂它吃草，谁给它挤奶。”
“放心吧，小家伙。”
马西亚也放心了。
“要是有人挤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点奶？”他笑着问，“这样我们就能吃一顿很好的晚餐了。”
治安法官一走，我立即告诉马西亚两大喜讯，简直忘记了我们是在监狱里。第一条是巴伯兰妈妈还活着，另一条是巴伯兰在巴黎。
“王子的奶牛就将凯旋般地进村了。”马西亚说。
马西亚高兴得又跳又唱，我拉着他的手，也被他的高兴感染了。一直忧愁不安地待在角落里的卡比，这时也挤到了我们的中间，用它的两条后腿直立了起来。于是，我们旁若无人地跳起舞来，大跳特跳，以致惊骇不己的狱卒——多半是为了他的洋葱头吧——不得不跑过来看看我们是否在造反。
他喝令我们安静下来，但说话不象和治安法官一起进来时那样凶狠了。
这使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处境并不坏，而且我们很快就得到证实，我们并没有弄错。他不一会儿又回来了，给我们带来了满满一罐牛奶，还有一大块白面包和冷牛肉，说是治安法官先生让送来的。
监狱的犯人从未享受过如此优厚的待遇。我们吃着小牛肉，喝着牛奶，我改变了对监狱的看法，认为它肯定比我想象的要好多了。
马西亚也有这样的感觉。
“白吃白住，”他笑着说，“真是交上好运了。”
我想吓唬吓唬他。
“如果兽医突然死了，”我对他说，“谁来为我们作证呢？”
“只有在遭到不幸的时候才会这么想，”他毫不生气地说，“现在可不是这种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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