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堂，法国公使罗淑亚、英国公使威妥玛联名来了一份照会。”这天午后，崇厚持着一个硕大的信套，坐一辆装饰豪华的轻便马车来到文庙。这些天来，崇厚每日必来一次，每次都要大谈洋人如何在秘密调兵遣将、准备报复的事，使得曾国藩又厌恶又担心，整天如坐针毡。曾国藩打开大信套，一张厚实光亮的白道林纸飘了下来。拿起一看傻了眼：一行行洋文赫然出现在他微弱的目光前。他饱读中国诗书，却不识一个洋文字母。正是痛感于此，前几年他重金聘请一个懂中文的英国人教纪泽、纪鸿读英文法文，所幸两个儿子都学得很不错，尤其是纪鸿天资更高，现在已能流利地与洋人谈话了。可惜，他们没来天津。
“老中堂，晚辈已叫人用汉文翻译了。”崇厚从靴页子里抽出一张纸，曾国藩见那上面写着：
法兰西帝国公使罗淑亚、大英帝国公使威妥玛，致清国大学士、直隶总督曾：
为照会事。上月贵国天津莠民由迷拐人口、挖眼剖心无稽传闻而酿成血腥暴乱，我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蒙受惨重损失，举国为之震怒，陆海两军向皇帝、女王陛下宣誓：不报此仇，誓不为军人。法兰西帝国海雄号、骑士号、霸王号炮舰，早已集结在大沽，之所以未挺进天津者，盖有所待也。时至今日，一个多月已过去，贵大学士来津亦达两旬，贵国所作所为，实令我等遗憾至极。罗淑亚公使代表法兰西帝国所提出的四项要求，未见一项作明确答复。为此，我等受皇帝、女王陛下之命，特向贵大学士严正提出：贵国必须赔偿损失费五十万两白银，所有凶手立即正法。天津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实系暴乱之主使者，乃罪魁祸首，不杀不足以平我法英两国之民愤，不足以慰无辜死难教士、贞女之灵魂。为此，特敦促贵大学士在十日内斩杀三员之头以表诚意。另，贵国总兵陈国瑞亦为指挥莠民作乱之头领，陈国瑞应以命相抵。
法兰西帝国第三舰队目前已航至红海，它配有当世最精良之炮火，大英帝国驻加尔各答的第五舰队亦已启航。两舰队十天后将相会于大沽。贵大学士若不照办，到时两帝国舰队将炸平天津，轰倒紫禁城。一切后果将由贵大学士承担，匆谓言之不预也！特此正告。
“岂有此理！”曾国藩忿然作色，将照会往地上一甩。这种毫无遮掩的无耻恫吓，这种主子指使奴才式的命令口气，这种出格的无理要求，深深地刺激了他的人格，无情地凌辱了他的尊严，勃然诱发了他的好胜心。同时，作为汉大学士的领班，奉命处理津案的中国代表，他也感到国家的尊严、太后皇上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崇侍郎，烦你先去转告罗淑亚、威妥玛，这个照会不能接受，尤其是以天津地方官员及陈国瑞抵命一节，简直无理之极。我大清帝国的官员，纵然犯法，该由我太后、皇上处置，他们无权提出这种霸道要求，何况地方官只有失职之错，决无抵命之罪。你先去口头转达，这两天，本大学士会有正式函件回复。”
曾国藩突然而发的强硬态度，使崇厚大出意外。他不是早就说过，以委曲求全的宗旨来办津案吗？这老头子今天怎么啦，火气这样大？崇厚拾起被曾国藩掷落在地的法英照会，又匆匆浏览一遍。语气是生硬了些，但条件也并非不可接受。
崇厚一心要将津案和平解决。他认为只要不开仗，什么条件都可以接受。多赔点银子算什么，又不要自己出！多杀几个人算什么，中国百姓有的是！杀道府也无所谓，直隶等着候缺的官员一大串！若一旦打起仗来，他崇厚就脱不了干系。第一，三口通商大臣本负有天津地面洋务责任，这一起由洋务引起的战争，他要首当其罪。第二，丰大业最先放枪是在他的衙门，他是津案的主要当事人。第三，曾国藩未到天津之前，他是处理津案的最高官员。平平静静地度过这个风浪，他向法国道歉回来，依旧可以做他的通商大臣；若兵衅一起，中国失败，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此外别无选择，必须说服这个倔硬的老头子。要说服曾国藩这样的人，崇厚自有一套办法。
“老中堂，罗淑亚、威妥玛这个照会，的确太过分了，就是晚辈看了也觉气愤。他们在老中堂面前算得什么？老中堂是泰山昆仑，是万里长城，他们有什么资格‘正告’，真是放狗屁！”
崇厚说到这里，完全是一副义愤填膺的神态，曾国藩的火气开始消了一点。他未能免俗，他和所有青壮年时立过大功的老人一样，这两年来，越来越爱听恭维话、奉承话，全然不记得十年前对左宗棠喜听出格颂扬毛病的批评了。
“不过，老中堂，他们是有所依仗呀！”崇厚换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们依仗的是炮舰，是世界第一流的武器。
我的衙门里有好几个法国英国佬，我暗地问过他们。法国佬说他们的第三舰队有十艘兵舰，全部装的是六十四磅重炮，并可一次装十个连发，任什么坚固的石城都不可挡住。炮兵的盔甲全由精钢制造，一般铁子都不能穿过，更何况刀枪了。英国佬说，驻在加尔各答的舰队是英国远东王牌舰队，曾经征服过世界三十几个国家，舰队司令是英国第一号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们说，这两支舰队只要开进天津港一放炮，不到一个时辰，天津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五十万天津百姓将化为一堆枯骨，京师将再次沦为战场，太后、皇上又要仓皇北狩。”
崇厚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曾国藩。只见刚才怒气冲冲的毅勇侯无力地倒在椅子上，双目微闭，数不清的皱纹深深地刻在蜡黄的长脸上，犹如一个处于弥留状态中的病人！他已知这几句话，打中了老头子的要害，于是移过身子，对着曾国藩的耳朵轻轻地说：“老中堂，晚辈还要禀告您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事？”曾国藩的左目睁开了，背部离开了椅子。
“俄国、比利时，美国都已放出风声，他们将全力支持法国、英国的军事行动，要船出船，要炮出炮，要人出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三口通商衙门对洋人的信息一向最为灵通，而曾国藩自己根本没有这一套班子，他不得不依赖，也不得不相信崇厚所提供的情报。“看来对法国以外的那些国家的安抚，并没有起到作用。”曾国藩心想。他的左目又闭上了，重新瘫倒在椅子上，嘴唇动了几下，似要说话，但终于没有说出声来。
崇厚站起来，走到曾国藩的身后，完全以晚辈后生的谦卑态度，弯下腰，轻声说：“老中堂，晚辈知道您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但老中堂今天一身系江山社稷之安危，系中国数万万百姓之安危，系皇太后、皇上之安危。己身可折，江山社稷不可折；己身可死，中国数万万百姓不可死，己身可辱，太后、皇上不可辱。老中堂，您就来一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吧！”
崇厚这时已语声哽咽，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曾国藩的思绪乱极了，体力也衰弱极了：“崇侍郎，你先回去，让我好好考虑一下，晚上你再来！”
崇厚走后，曾国藩走进卧室，他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关紧门窗，点上一炷香，开始冷静地前前后后地仔细思考。过去他盘腿坐在床上，现在他已无这分体力了。他睡在躺椅上，腹部盖一件旧马褂，袅袅升起的轻烟，使他的思绪渐渐宁静。
来天津二十天，津案的眉目已完全清楚了。发生在天津的这一桩教案，与发生在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地的教案一个样，是中国百姓长期对洋人愤激而成的大变。自从允许洋教在内地传播以来，教堂到处滋事。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逞。天津教案之所以闹得这样大，洋人死得这样多，完全是因为丰大业先开枪打死刘杰家人的缘故。从这两方面来看，曲在洋人，理在国人。曾国藩从这个方面想了以后，又换了一个角度想。
其他教案的直接起因，都由于教民的无理，中国人占了理，天津这场教案的情况就复杂了。围攻教堂，原因是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罪行，但此事查来查去都无确证。于情于理来说洋人都没有必要这样做，因听信无端谣传而来围攻教堂，理又在哪里呢？丰大业先开枪打死人固然有罪，但顶多殴毙他，以命抵命而已，怎能借此打死二十多人，烧国旗、教堂，毁领事馆、育婴堂、讲书堂呢？死人中有多半又不是法国人，他们是受害者。更令人气沮的是，这中间还有像田老二那样的歹徒。就事论事，到底是曲在洋人，还是曲在国人呢？想到这里，曾国藩不觉心寒起来。他离开躺椅，来回活动几下，又坐到书案边的藤椅上继续想着。
尽管这样，洋人毕竟是可恨的。中国人不欢迎他们，讨厌他们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死皮赖脸地呆在中国呢？为什么要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呢？他们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还是要迷惑中国人的良心？清议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将一切外国人统统赶出国门，从此以后，不与他们往来，关起门来办自己的事。
你的船坚，我们不稀罕；你的炮利，我们不需要；你的千里镜看得远，我们自古以来没有这东西，也照样行军打仗，善用兵者亦能取胜。清议毕竟代表中国的民情、民气、民风。假若他曾国藩这时站在天津，如此振臂一呼，天下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为爱国英雄。而如今他却要奉太后、皇上之命，代表中国向洋人低声下气赔不是，驱使工匠去修复百姓怒火焚烧的教堂，用隆重的礼节去安葬枪杀中国人的凶手，拿数十万白银去抚恤被人们恨之入骨的洋人，杀中国百姓的头去平洋人的怨忿。他曾国藩哪怕功勋再大，地位再高，道理再充足，他的举动也是逆民心拂民望，损国格坠君威的，他也会受千夫所指，遭万人唾骂，象张邦昌、秦桧那样，作为一个汉奸卖国贼而遗臭万年。
曾国藩想到这里，浑身颤抖，不能自已。他叹息自己命苦，不料老来遭此大难。如果这时仍在两江，或调在除直隶外的任何一省，这种倒楣的事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来。说不定还可以讲几句体面话，犹如二十多年前的家信中所写的那样，称赞姚莹斩杀英夷为大快人心之事，还送诗给前往福建做官的金竺虔，鼓励他：“海隅氛正恶，看汝斫长鲸。”
当然，现在也可以急速给太后、皇上上书，历数洋人之罪，力申民气可用，向洋人宣战，以自己的声望，说不定太后、皇上也会采纳，但后果会怎样呢？十年前，朝廷与洋人接仗，大大小小也打了不下百场，但几乎无一仗占上风，有时候看起来是胜利，旋踵而来的便是更大的惨败。三十年前的那次烧鸦片烟的战争，给刚刚进入仕途的曾国藩以深刻的刺激，直到今天，他仍然清楚记得。当年道光帝派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又同意他以武力回击英国人的武装侵略，但后来仗打败了，道光帝又把责任全部推到林则徐的身上，将他革职充军。道光帝号称圣明，颇思有所作为，尚且如此出尔反尔。太后乃妇道人家，皇上为未成年的童稚，更不能指望他们承受开仗后的巨大风险。到头来，自己就会变成把国家推进灾难中的罪魁祸首，而国家必定也在人力、财力上蒙受着大百倍千倍的损失。
“大人，大沽口水师总兵送来急报，洋人又开来六艘炮舰，连前次三艘在内共有九艘，全部荷枪实弹。”赵烈文心急火燎地推门进来。
“哪个国家的？”
“法国的。”
曾国藩大吃一惊。照会上说，法国的炮舰还在红海，这六艘战舰又是从哪里开过来的呢？这些可鄙的洋人，又凶恶又狡诈！
“你代我写个便笺，告诉水师吕镇，叫他不要惊慌，作好战争准备，我正调集大军前往大沽口援助。”
“好，我就写。”
“你还代我给省三写封信，叫他立即从张秋出发，前来天津听命！”
“是。”
曾国藩长嘘一口气，说：“省三这封信，本应我亲笔，但我今天太忙，不能分心。你信上说明一下，写好后，我签个名。”
赵烈文转身出去，然后再把门轻轻带上。
这个意外的军情，迫使曾国藩立即把思路转到对待罗淑亚、威妥玛的照会上来。“兵端决不能自我而开！”这个赴津前夕便已定下的决策，此时更加坚定了，那么，剩下的便只有委曲求全一条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呀！”屈辱的选择，使曾国藩痛苦莫名！修复教堂和惩办凶手，都还好办，五十万银子虽然多了些，也忍痛拿出来算了，礼葬丰大业虽不情愿，也忍受一下就过去了，只有官员抵命一事是万万不可接受的，这不仅大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仅这一条不同意，大概也不至于使得和局决裂。
傍晚，崇厚一进文庙，就将大沽口新增六艘法国兵舰事，作为一条大新闻告诉曾国藩，又一次劝他全部接受法英两国的照会。
“崇侍郎，你明天代表我去回复罗淑亚、威妥玛，就说除官员抵命一节不能接受外，其余几条都接受。”
“老中堂，何必为这几个人坏了和局大事呢？”崇厚面有难色地说。
“崇侍郎，你身为朝廷要员多年，当知维护我大清帝国的尊严。”曾国藩一脸正色地说，“这四个官员绝对不能抵命，宁可冒开仗之大不韪，老夫在这一条上也不会让步。如果洋人硬要坚持，你可告诉他，我九千铭军正在向天津靠拢，李中堂的平回淮军也已奉调来直隶，我即使落得个当年林文忠公充军伊犁的下场，也在所不惜。”
在曾国藩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面前，崇厚只得软下来。他立即又换成满脸媚笑，说：“老中堂的骨气，晚辈万分钦佩，只是我奉老中堂之命前去与洋人谈判，还请老中堂给我一个转圜的余地。”
“如何转圜？”曾国藩皱起两条扫帚眉。
“我想，对周道、陈镇等人，老中堂坚持只予撤职处分，洋人坚持要抵命，双方都各持一端，事情就僵住了。这时候需要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来解决。”崇厚摆出一副老练外交家的姿态。“晚辈长期来与法、英两国关系都还可以，也适合充当一个调和居中的人。晚辈到时提出这样一个方案，即以严重失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为由，将周道等交刑部严议。老中堂看如何呢？”
“不合适，太重了。”曾国藩摇头。
“老中堂！”崇厚急了。“这看来是我们向洋人让了一步，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周道等人的处分再重，亦只发军台效力。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这话还不好讲吗？待事态平息，洋人出了口气后，老中堂再一纸保奏，他们不又回来了？照旧当他们的道员、总兵。晚辈还可以私下对他们讲，老中堂这样做，也是没有法子的事，老中堂为国家委曲求全，请他们也为国家暂时委屈一下。”
巧舌如簧的崇厚这番话，终于打动了曾国藩，他授权崇厚作这样的折中。
过几天，新上任的署天津知府马绳武，为答谢曾国藩的重用之恩，送来一个绝妙的点子，帮曾国藩从另一困境中解脱出来，前些日子，青县红柳村吴姓和陆姓发生械斗。陆姓吃了亏，死了六个人，上告县令，县衙门出兵抓了吴姓七个凶手。
案子报到知府衙门。一个老书吏悄悄对马知府说：“太后要曾中堂多杀几个凶手，曾中堂为证据不足而发愁，青县这七个凶手横竖是死，不如将他们算作杀洋人的凶手，这不帮了曾中堂的大忙？”
马绳武听了大喜，连声夸奖书吏脑子活。他正愁没有什么来报答曾国藩，这可真是大礼一件！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不妥：“这些犯人，都要对他们宣布罪状，还要他们签字画押的，他们会肯吗？再说，陆姓要借此雪恨，他们也不会同意的。”
“哎呀呀，我的好老爷，这事您就交给我办好了，你批一千两银子给我，我保证把事情办得熨熨贴贴！”
老书吏支出一千两银子，自己留下二百两，然后将八百两分作两半，陆姓四百两。吴姓四百两。吴姓七个凶手家里，每家分四十两，旅长也分四十两，剩下八十两，阖族每户摊了二两多。陆姓也是这样，他们族户少，每户摊了三两多。这下皆大欢喜。吴姓的族长和家属就来劝凶手，叫他们以国家大局为重，在烧教堂、杀洋人的案子上签字画押，保证死后给他们埋上等棺木，建上等坟墓，年年族里公祭。陆姓的族长就来劝死者的家属，叫他们顾全大局，千万不要再上告了，仇人已经杀了，管他死于什么名目，何况每户都得到了抚恤金！
“马太守，你真聪明能干！”曾国藩从心里赞赏，从心里感激。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既可向朝廷作交代，又可堵塞洋人之口，自己的良心也不受谴责。
“老中堂，若朝廷嫌少，还可以照这个办法多杀几个。”马绳武得意地说，“牢房里囚禁着七八个死刑犯，反正都是一死，到时给点银子给他们，叫他们画个押就行了。”
世上也有如此会偷梁换柱的人！曾国藩真的觉得自己脑子太笨了。他当夜就给太后、皇上上折：正法的凶手又增加了七名，若嫌少，可由总理衙门去探询法国公使的态度，他们希望杀几个，报来数字，我们照办。
崇厚也兴冲冲地前来禀报，说罗淑亚、威妥玛答应了折中处理，并提出释放武兰珍、王三，为了和局的早日实现，他也代表曾国藩同意了。罗淑亚、威妥玛表示满意，连夜回北京去了。曾国藩和崇厚都不知道，法国公使罗淑亚接受了这个折中方案并匆匆赶回北京，是因为他的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局面。原来，法国皇帝拿破伦三世正酝酿着与它的邻邦普鲁士打仗，他要将全副力量用在欧洲，远东的麻烦事需尽早结束。没有几天，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一个多月后，法军败于普军，拿破伦三世宣布投降。当时，只要清廷和曾国藩与罗淑亚再僵持一段短时期，事情就会起大变化，然而他们太昧于世界大势了，竟然一点不知。曾国藩听了崇厚的禀报，虽嫌他擅自作主，但事到如今，也只得认可了。
正当曾国藩庆幸国家和百姓免除了一场深重灾难的时候，他自己却坠入了人生耻辱的深渊，不仅使他生前悔恨莫及，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不能得到历史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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