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降临了。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凉风从敞开的窗口吹了进来。
谢尔盖坐在自己的桌旁看着书。不知道是因为这本书没有意思呢，还是因为对许多日常工作不习惯而感到困难重重，他的思想老是开小差，看不下去。
对面桌旁坐着科斯加•格朗宁。他正俯身在国际象棋棋盘上，一面看棋谱，一面动棋子。
谢尔盖和格朗宁虽然性格不同，却已经成为好朋友了。格朗宁严肃、寡言，总是那么沉着冷静。当急躁而敏感的谢尔盖热烈地发表意见时，他却常常善意地微笑着静听。
格朗宁比谢尔盖大四岁。他生于乌拉尔，早在莫斯科“镰刀与锤子”工厂的马丁炉①旁工作时就念完了夜校。战争时期格朗宁是在装甲列车上度过的。他深深地感到，对于他这样一个炼钢工人来说，在战场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合适的岗位了。战争胜利结束一年之后，他回到了莫斯科，本来渴望重新站到马丁炉旁，不料区党委却另有安排。于是，共产党员格朗宁来到了刑事侦查局。
【 ①马丁炉——平炉。法国工程师马丁首先奠定了平炉炼钢法的基础，因而得名。——编者注】
格朗宁一贯喜欢那些活泼而善于交际，思维开阔而又博学的人。因此，他很快就和谢尔盖成了好朋友。对于书籍和象棋的共同爱好使他们的友谊愈益巩固了。
这是谢尔盖第三次值夜班了。每次他都怀着不安而又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不寻常的事件发生，以便实地检验一下自己的侦查能力。每次谢尔盖都对自己说，像莫斯科这样的大都市，在漫漫长夜里，一件严重事故也不发生，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夜过去了，刑侦局的外勤值班人员仅仅搞了些街头巷尾的抢劫案，或是对入室撬窃、小偷小摸的罪犯进行审讯。其实，这些小案子通常都由区民警分局负责处理，刑侦局不管这些事。
“对白棋来说，牺牲王后左前方的卒子，作为开局是最好不过的了。”科斯加终于说话了，他往椅背上一靠，舒适地伸了个懒腰，接着看看表，站起身来，穿上上衣，说道：“我到小卖部去一趟，再过半小时它就该关门了。我去拿一瓶水，你大概也饿了吧？那我再带几片夹肉面包来。”
谢尔盖刚想回答，电话铃就突然响了起来。“内部电话”一两个人的脑海里同时闪过了这一念头。这就意味着，电话是刑侦局值班人员打来的，也就是说出了事故。
格朗宁作为组长，拿起了话筒，没过一秒钟，谢尔盖便根据他的面部表情知道：发生了严重的事件。不等通话终了——其实总共也不过几句话——谢尔盖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披起上衣，迅速拉开了桌子的抽屉。那里放着预备好的手电筒和放大镜。
这时，格朗宁已打完了电话，匆匆向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发生了凶杀案，入室抢劫，在我们的管区内，走吧……”
一辆大汽车，不时鸣着警笛，沿着灯光耀眼的繁华街道向前疾驰。这--次，整个值勤工作组都出动了：几位侦查员、法医、特技科的检验员、摄影师、警犬教练员带着他的警犬。全体人员都聚精会神，默默无言。黑暗中只有烟头的火光在闪烁，还有法医的眼镜时而闪现出的反射光。“就像在战场上去执行战斗任务一样。”这感触在谢尔盖心中一闪而过，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上衣下面挂在腰带上的枪套和枪。
房主回家后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报案后，过了二十分钟，刑侦局的工作组到达了案发现场。
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已经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了。除了他们之外，住宅里还有两个人：一位是身材高大、宽肩膀的老头，他戴着一副眼镜，身穿深蓝色的上装，白头发剪得短短的。另一个是穿着花连衣裙的金发姑娘。这个叫阿莫索夫的老人，由于流泪过多，双眼发红了。那姑娘心惊胆战地东张西望着，两颊在发烧。
从过厅里可以看见厨房。敞开的门通向饭厅。那里，在扔得到处都是的什物中间，躺着一具姑娘的尸体。
五分钟后，左托夫来了。
在给谢尔盖分配任务时，左托夫断断续续地说道：“开始工作吧，科尔舒诺夫。把检查饭厅的记录写好，等一会儿交给我。要记住：我们总是从茫无头绪的情况开始的。每件小东西都可能有重大的意义。要试着把许多细节联系起来，作出结论。”
于是，谢尔盖坐下来，面对着空白表格，开始全神贯注地考虑：怎样详细、准确、条理分明而又简明扼要地记下这里乱七八糟的一切。要写得让别人看了他的表格，就能正确而一目了然地想象出现场的一切情景。
谢尔盖觉得，在他刚刚仔细检查过的这间陌生而神秘的房间里，所有的物件都隐藏着尚未发现的犯罪的痕迹。就是他自己来到这里，而且在这样的时刻，也是件新奇而不平常的事。谢尔盖不时用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不禁大为惊讶。在这里忙碌着的摄影师和法医的那种安详，那种像是处理日常工作似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也使他感到奇怪。
他注意到：被害的姑娘穿着一件睡衣，长沙发上的被褥也还没有收拾好。“凶杀是在早晨发生的。”谢尔盖断定。他打算把他的设想和其它一些事实对照一番，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得到。“原来，并不那么简单。”谢尔盖怀着既懊丧又崇敬的心情想道。
阿莫索夫老人向房里走来，他畏畏缩缩地侧身而入，在门口停住脚步，无力地垂下双手。谢尔盖看见，他注视着受害者的眼光是那么痛苦而茫然，于是猜到了：死者是他的女儿。
有人在阿莫索夫的肩头上推了一下，说了声：“对不起。”随即轻轻地把他推到了一边。这人是科斯加。他走到谢尔盖身边，弯下腰附耳悄声说：“桑德列尔来了。正在讯问那姑娘。你这里怎么样了？”
“我这就弄完了。”
这时，他们看见阿莫索夫猛地转过身去，脸贴着墙，闷声痛哭起来。
谢尔盖凝视着高高的、略微有点伛偻的老人的身影，感觉到，自己紧握着钢笔的手痉挛地颤抖了起来，一股寒气透过了他的脊背。他听到了科斯加急促的呼吸声。谢尔盖再一次体验到，自战争结束以来已经陌生了的那种怒火，又在胸中燃烧起来：“什么人胆敢做出这样的事呢？”
一个工作人员探头向门里望了一眼，说道：“桑德列尔要看检查饭厅的记录，快送到对面房间去。”
谢尔盖赶快写完记录，在把它交给桑德列尔时，他不由自主地停留了一会儿，听了听对姑娘的讯问。她回答问题的语调显得过分诚恳和悲哀，谢尔盖好几次察觉到，她那双稍稍凸出的天蓝色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他觉得这眼光是那么小心翼翼，仿佛隐瞒着什么，又仿佛在探问：“你们是不是在怀疑我？可千万别猜到什么呀。”
深夜三点多钟，工作组离开了现场。半小时后，在桑德列尔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
“这样吧，同志们，我们来作一个初步总结。”桑德列尔说话的声音不大，“对案发现场侦查的结果，使我们了解了如下事实：昨晚九点多钟，工厂的工段长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回自己的住宅去。他在大门口碰见侄女瓦伦丁娜•米海依洛芙娜•阿莫索娃。她也是该厂女工，在春季里被派到查哥尔斯克代木场工作去了。通常她总是在星期六到叔叔这里来，以便在他家过星期天。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星期五就来了。侄女告诉叔叔说，白天她就来叫过门，但是没有人给她开门。另外还有阿莫索夫家的一个熟人，昨天也来过两趟，她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了……”
“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果利科娃。”左托夫提醒他。
“对，不错，果利科娃也来叫过门，也是没有人给她开门。阿莫索夫一下子紧张起来，跨上台阶，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大门，当即发现女儿被人杀死，住宅遭到抢劫。犯罪的时间可以准确地断定是在星期五上午。当时，柳芭•阿莫索娃刚起床，正在厨房里预备早点。罪案发生的时间还因以下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上午十点钟光景，阿莫索夫曾和女儿通过一次电话。据侄女瓦伦丁娜说，她从查哥尔斯克来到叔叔家是在十一点多钟，那时已叫不开门了。而果利科娃来叫门已是一小时之后的事。其次，检验员确定，犯罪分子是从正门进入住宅的，门锁没有受到丝毫损坏，也不是被万能钥匙打开的。我说得对吗？”
“完全正确，上校同志。”检验员点头说，“经过爱克斯光检验，查明锁的内部零件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拆开检查时也没有发现新挫伤的痕迹，检验记录已经收入案卷。”
“由此可见，”桑德列尔继续说，“门是女主人自己开的。但是，阿莫索娃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是从不给外人开门的。从这儿可以得出第一个重要的结论：叫门的声音一定是她所熟悉的。这个结论还可以用下面的理由来认定：即这样的案子没有内线是干不成的。必须有人事先了解阿莫索夫家的财产状况、家庭成员以及主人不在家的时间等内情。而且，犯罪分子对阿莫索夫的妻子到基辅的娘家去一个星期的情况也一清二楚。我请你们特别注意这一点。现在，我们再把目光放到第二个要点上：凶杀是与入室抢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阿莫索夫家的许多贵重的物品被抢劫一空了。”
“他们还抢走了阿莫索夫的侄女挂在前厅里的一件新大衣，”有人插了一句，“她特地要求将它列入失物清单里去。”
“这有可能。”桑德列尔同意说，“既然如此，犯罪分子绝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一大堆皮箱和包袱在街上招摇过市。因此，他们一定是用汽车把所有的东西运走的。用汽车！”他强调地重复了一句，又忽然转过身来问谢尔盖：“我讲的全部过程您都明白吗，科尔舒诺夫？请别见怪，您是新手，又是头一次碰上这种大案子。”
谢尔盖迅速地站起身来。
“正是这样，上校同志，全都明白了。”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您允许，我想说一说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它至关重要。”
许多在座的人听到这几句话时，都禁不住坦然地笑了起来。左托夫惊异地扬了扬眉毛。
一个身材不高、外表瘦弱的侦查员沃龙错夫，凑到邻座一位同志的耳边，不大友好地低声说：“好出风头的家伙，想在首长面前逞能。”
桑德列尔素来不喜欢别人作过早的猜测，可是这一次竟和蔼地点点头：“说吧。”
谢尔盖已经觉得自己失言了，但反悔已来不及了，何况心中的念头确实使他不安，要加以证实。于是，他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我认为瓦伦丁娜•阿莫索娃并不老实，她的证词和行为都需要加以检查。”
“您的意见呢，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桑德列尔转过头问左托夫。
左托夫耸耸肩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也许，这个意见有些道理。不过不能把这种推测看成是主要线索。”
“只要抓住这一点查下去，包管会有收获！”谢尔盖大声说，“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嗬，这么说一切都迎刃而解喽。”沃龙错夫用嘲笑的口吻低声说，“你以为这案子已经破了吧。”
“科尔舒诺夫，现在随便猜测是危险的。”桑德列尔严肃地说，“每一种推测都需要加以验证。对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推测也不例外。”他指示左托夫说：“把有关阿莫索娃的侦查工作交给他。十一点以前把破案的具体计划交给我。完了，现在散会，同志们。”
第二天，谢尔盖传讯了瓦伦丁娜•阿莫索娃。
他为自己的第一次审讯作了仔细的准备工作，把应该提出的问题，以及前后的连贯性都作了郑重的考虑，竭力使问题一个衔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尖锐，同时揭示出事件的方方面面，新的重要的关键。总之，要使对方无法掩饰自己的罪行。
谢尔盖对于阿莫索娃就是罪犯这一点，几乎毫不怀疑。他幻想着一下子就把她的罪行揭穿，用一连串的问题逼得她走投无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进行审讯，第一次进行单独的、面对面的斗争。他的意志力、智慧和机敏都将受到一次严重的、异乎寻常的考验。谢尔盖的确感到极其激动不安。
起初，阿莫索娃表现得疑疑思思、信心不足，回答问题既急躁又啰嗦，她垂着覆满金发的头，不时地瞧一瞧谢尔盖的眼睛，仿佛在捉摸他对自己回话的态度，寻求他的同情。
谢尔盖提出问题的语调断续而粗鲁，他用怀疑、刺人的眼光盯着阿莫索娃。他感到她的话里掺杂着谎言，却又无法揭穿她。这样一来，他那精心准备的、条理分明的整套问题都显得流于形式而十分肤浅了。揭露阿莫索娃的希望自然也就逐渐在消失。
但是，谢尔盖不愿承认失败。他恨不得立刻对阿莫索娃大声叱责，迫使她吐露真情。他心中的愤怒妨碍他冷静地思考，妨碍他去抓住阿莫索娃所谈的事实，并把它们联系起来。谢尔盖丧失了主动，失去了审讯的思路、目的和攻势。
而谢尔盖越是生气，越是难于自我克制，阿莫索娃就越是说得凄婉、执拗，越是温柔地、甚至好像十分感激地企图对他报以微笑。
坐在对面桌子后面的格朗宁，本来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这时终于抬起头来，仔细地看了谢尔盖一会儿说：“科尔舒诺夫同志，好不好让这位女公民到外面走廊上去歇一会儿，我这儿有个问题要找您。”
瓦伦丁娜站起来，把衣服扯了扯，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就走出去了。
当房门被带上以后，格朗宁说道：“你审讯的方式不对头，谢尔盖。还记得桑德列尔是怎么对你说的吗？你预先就认定她是罪犯，这样是不行的。还有一点，应当让她信任你，让她自己坦白。而你却像一只发怒的火鸡似地瞪着她。”
“如果她撒谎呢！”谢尔盖暴躁地说，“她还挤眉弄眼！难道你要命令我向她献殷勤不成，嗯？”
“是的，我命令你这样做。”格朗宁坚决地说，“你说她撒谎未免为时过早了。现在结束你的审讯吧，下一次你就会变得聪明些了。”
科斯加重新埋头工作，以此示意谈话已经结束了。谢尔盖本来打算继续争论，但终于克制住了自己，让步了。
一小时以后，谢尔盖拿着审讯记录，走进了左托夫的办公室。
左托夫注意地听了他的报告，看完了记录，若有所思地说道：“嗯，坦白地说吧，审讯没有结果。不过还是了解到一些事实。这样吧，拟一份这方面的工作计划，举出一些具体措施来。”
“计划已经拟好了，少校同志。”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同时把一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到桌上，“格朗宁帮着我拟的。”
“格朗宁吗？好极了。”左托夫点点头，“让我们看看。”
他不慌不忙地用手帕擦了擦剃过的、因出汗而发亮的光头，拿出烟卷，把烟头搓了两下，津津有味地吸起来。然后，在一张纸上划掉“四”字，叹了一口气，写上一个“五”字。原来，科长对一天所吸的烟是要计数的。
左托夫和谢尔盖详细地讨论了工作计划以后，满意地说：“好，就这样，执行去吧。这是您第一次独立工作，要尽量客观些、冷静些，要反复查对每条口供，有些口供可能是不确切的。好吧，祝您成功。”
左托夫站起身来和谢尔盖握了握手。在他那宽阔的有痘痕的脸上浮现出非常和善的、慈父般的笑容。谢尔盖知道，在战争期间，这位老矿工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卡图可夫将军领导的突击部队的一名战士。而左托夫在和谢尔盖握手的时候想道：“这个小伙子总地说来是不错的，和我的辽什卡有些相像。只是，蓝色的眼睛、黝黑的面孔和漆黑的头发显得太漂亮了一些。总之，挺惹人注目的。”
星期一晚上，谢尔盖很晚才从查哥尔斯克回来。
第二天，虽然谢尔盖故作镇静地坐在自己的桌后翻阅文件，但格朗宁仍然发现：谢尔盖容光焕发、面带喜色。
他怀疑地望着自己的朋友，问道：“喂，这一趟收获怎么样？看样子你挺得意的。”
“有那么一点点。”谢尔盖故弄玄虚地说，“告诉我，左托夫在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请他批准逮捕瓦伦丁娜•阿莫索娃。”谢尔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
“什么？”格朗宁大吃一惊。
“啊，这就是力量！”萨沙•罗巴诺夫故作赞叹而又夸张地说道，他也是本科的侦查员，过去曾是一名海军上士，是一个爱取笑逗乐，生性快活的人。
“简直像歇洛克•福尔摩斯一样，”他仍然用那种语调继续说下去，“谢尔盖•科尔舒诺夫根据纯逻辑推理，只用了两天的时间，吸了十袋烟，作了一次神秘的旅行，一举侦破了一件极其复杂的案件。同志们，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教训，应当……”
“别胡说八道了，萨沙！”格朗宁打断了他的话，又转向谢尔盖，生气地说道：“我们见首长去吧。”
左托夫严肃地接见了他们。
“报告一下头两天工作的结果吧。格朗宁，您先谈，现场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格朗宁那愁眉不展的面容马上兴奋起来。
“有一点收获，少校同志。星期六我找到了第一批见证人。我的出发点就是罪犯是乘坐汽车来的这一预测。时间也基本清楚。不过，我查问过的那些人中，管院子的也好，住户也好，都没有看见汽车，只有在院子里玩的几个孩子注意到……”
“很好的情报来源。”左托夫赞许地说，“要记住这一点，科尔舒诺夫，孩子们善于观察，精力充沛，记忆力也强。”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注意地听着格朗宁的报告。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报告可能会产生的影响时，就不免有点嫉妒了。
格朗宁继续说道：“情况是这样的：孩子们告诉我，当时在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大轿车。但是汽车的号码和牌子他们都不知道。也没有看见那些坐车子的人。”
“真有意思。”左托夫一边说，一边把面前的一堆削得尖尖的铅笔摆好，“您说完了吗？”
“是的，说完了。”
“目前，材料掌握得太少了。必须找到这辆汽车。科尔舒诺夫，现在您说吧。”
格朗宁讥讽地瞧了瞧激动不安的谢尔盖。后者看到了他的目光，皱了皱眉头，开始报告：“我先谈谈有关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一般情况。在群众关系上和工作上，人们对她的反映都不好。她的业余时间全消磨在舞会里。她的朋友中有许多人在民警局里都有案可查。他们从前曾因各种不同的犯罪行为被判过刑，现在仍然过着形迹可疑的生活。阿莫索娃性情懒惰，收入很少，但对于服装的兴趣却非常浓厚，时常抱怨钱不够用。其次，她很羡慕她的堂妹柳芭•阿莫索娃，忌妒她的服装和她家的富有，还常常公开地这样说。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是厂里知名的工段长，老共产党员，曾数次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国。”
左托夫靠在安乐椅背上，平心静气地摆弄着自己的那些铅笔。
“不仅仅是这些吧？”当谢尔盖略微停顿的时候，他抬起头来问道。
“是的。”谢尔盖迅速地回答说，“已经查明，阿莫索娃的口供全是一些谎话。首先，她曾声明，因为她已经完成了一周的生产定额，所以在星期五就到莫斯科来了。这是假话。她是无故旷工，谁也没有准她的假。其次，她说她是和女友席里钦科和伊凡诺娃一道上莫斯科来的，这也是假话。那天她们两个人都照常上班，根本没有到莫斯科来。第三，阿莫索娃还隐瞒了一件事，她早在头一天，即星期四就曾到莫斯科来过一趟，当天又回查哥尔斯克去了。老工长阿莫索夫不知道这回事，因为他上班去了。第四，阿莫索娃说，犯罪分子把她的新大衣也一起抢走了，这也是假话。在她头一次从莫斯科回去的时候，就把这件大衣带回去了。当她第二天重返莫斯科的时候，把这件大衣放在女友那里，还留了张便条，请她们马上把这件大衣拿到市场上去卖掉。”
“真见鬼！”格朗宁脱口而出。
“这些都是事实。”谢尔盖结束了他的报告。
“您的结论是什么呢？”左托夫把桌上的铅笔收起来，从容不迫地问道。
“结论只有一个：”谢尔盖用十分自信的语调回答说，“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是她做的内线，柳芭•阿莫索娃是听见她的声音才把门打开的。”
“好吧，”左托夫转向格朗宁问道，“您的意见怎么样？”
格朗宁用宽大的巴掌托住下巴颏儿，考虑了片刻说道：“我认为，材料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只是暂时还不能逮捕阿莫索娃，因为还没有直接的罪证，而且间接的罪证也还很少。”
“但是，如果听凭她逍遥法外，她会回到查哥尔斯克去的！”谢尔盖急躁地反驳说，“那时她会打听到我曾上那边去过，猜测出我此行的目的，就会警告同谋者。他们会隐藏起来的。”
“等一等，科尔舒诺夫。”左托夫说，他作了个手势让谢尔盖安静下来，又说：“所有这一切我们自己都明白，可是格朗宁是对的。今天您再把阿莫索娃传来审讯一下。要知道，她终究还是个难于捉摸的姑娘啊。好，格朗宁！我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汽车的新材料。现在，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盖站起来，微微耸了耸肩。他觉得很委屈。实际上他获得了那么重要的材料，而且实质上只有他提供了有关本案的确实证据。“瞧吧，他们总会看到，究竟谁是谁非？”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从左托夫的办公室走出来。
对阿莫索娃的再度审讯毫无结果。“难于捉摸的姑娘”仍然是难于捉摸。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它使得格朗宁也好，甚至左托夫也好，都不得不对谢尔盖的推论另眼相看了。
中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女人的声音请科尔舒诺夫同志接电话。
“我是果利科娃•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您记不起来了吗？我必须和您谈谈，而且越快越好。我就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是用公用电话和您联系的。”
二十分钟后，一位面色绯红的、满头大汗的、很胖的中年妇女跨进了谢尔盖的办公室。她气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一块揉皱了的湿手绢，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沉重的买菜用的提包。
“您有什么话要和我谈呢，塔玛娜•阿布拉摩芙娜？”谢尔盖问道。
“我想找您谈谈关于瓦利雅，也就是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事，”果利科娃把爱称改了过来接着说，“不过，整个事情我得按顺序从头说起，您请听着。”
她稍稍沉默了一下，用一只手理了理蓬松的灰白色头发，开始叙述起来：“您还记得在柳芭被杀害的那个饭厅里是多么的混乱吧？我开始收拾地板上的东西时，瓦伦丁娜曾帮过我，您想想看，突然间，在房间尽头的一个角落上，我猛地发现了一件东西，您猜是什么？一条外人的手绢。懂吗，是外人！手绢上满是血迹，并且清楚地现出手指的痕迹，是外人的手指痕迹！懂吗？这手绢是那些坏蛋，那些凶手的。当时我简直是大吃一惊。我对瓦伦丁娜讲，把这块手绢交给您是多么重要！我相信，它能帮助您找到线索的。因此，我小心地用报纸把它包好，交给了瓦伦丁娜，请她在被传讯时把它转交给您。她接过去了，也答应了，但结果却并没有交给您。我说得对吗？”
“完全对。”谢尔盖点了点头说。
他越来越感兴趣地听着她叙述。这时，他产生了两种感觉——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同样强烈的感觉。一方面是惭愧：因为是他——谢尔盖——作的饭厅检查记录，他应当发现这条手绢。可是，他受委托应办理的事却办得这么糟糕！遗漏了这么重要的罪证！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骄傲：因为果利科娃的证词，为他的推理提供了好到不能再好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过了两天，”果利科娃激动地揉搓着自己的手绢，继续说道，“我问瓦伦丁娜，把我拾到的手绢交给您没有。她的脸色立刻变白了。这一点我后来记得很清楚，对，确实是脸色变白了。您明白吗？她回答说，手绢您没有要，您还说：‘暂时放在您那儿吧。’老实说，这点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因此，又过了两天，也就是今天上午，我请瓦伦丁娜给您打个电话，问问可不可以洗衣物，顺便也问问关于手绢的事。看该作如何处理。瓦伦丁娜答应了，我走出了房间，但就站在门外听她说些什么。您明白吗，我已经有点儿不相信她了。我听见她向您说了衣服的事，而手绢的事却只字未提。她打完电话以后，我又走进房间，她告诉我，您允许洗衣物，而谈到手绢时却说：‘他们吩咐把它扔掉。’嗳，您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我问您！天哪，这一切是多么可怕呀！我简直忍受不住这种痛苦了！”她喊叫着，双手抱住头，嚎啕大哭起来。
谢尔盖非常激动，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在生活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处于这种难受境地的人。
果利科娃终于平静下来，用手绢擦干了眼泪，要了一杯水喝。谢尔盖听到了她的牙齿磕碰茶杯的声音。
当天晚上，谢尔盖把对阿莫索娃的审讯结果，向桑德列尔和左托夫作了报告。格朗宁也被召来汇报。使谢尔盖大为惊讶的是，格朗宁已经获得了有关那辆黑轿车的新材料。
应当说，正如谢尔盖已经感受到的，科斯加•格朗宁是个特别顽强执拗的人。而且左托夫当然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把现场上的工作交给他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工作除了要求其它各种素质外，同时也要求具有纯粹的、格朗宁式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因为起初既没有能在这儿发现物证，又没有找到人证。
科斯加没有辜负别人对他的期望，他一开始就找到了几个小孩子，这可很不简单。在一大群孩子中只有三个人见过黑色轿车，但当科斯加来到这里时，他们又不在院子里。他首先要设法使他们放下那些“重要的工作”，把他们从家里吸引出来：原来，有一个孩子正在把名贵的朝鲜邮票从信封上撕下来，他已经搞了半个小时了；另外一个则独自在家训练自己的小狗“列克斯”，命令它把各种物品衔到面前来，为此耗尽了家里所有的存糖；第三个正企图在妈妈回家之前用万能胶把打碎的盘子粘好。可是，他们之中谁又能继续安心“工作”下去呢。他们的小伙伴从院子里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那儿来了个极为奇怪的叔叔，他昨天看了莫斯科的‘狄纳莫’队和奥地利的‘拉比德’队的球赛，他知道所有著名的苏联足球选手的身世，而且与捷勉膺叶夫和西姆良是朋友。只是如果维契卡不去，他就什么也不愿讲。这只是因为维契卡昨天早上在院子里玩过，你看，这么一个怪人！”
就这样，查清了有关神秘的黑色轿车的初步情况。
但是，这辆汽车是来找谁的呢？于是科斯加顺便拜访了院里的各个住户：很可能会有某个汽车司机顺便乘车回家吃饭；或者汽车是某个住户的；也可能是某人从车站回来；要不然就是到这儿来办什么事情的。
这实在是一个难题——必须在所去的地方都至少碰上一个星期五早晨在家里的主妇，帮助她清楚地回忆起那天早晨的一切事情，并且仔细地听完她的叙述。这时，科斯加发现，自己每次都非常害怕听人提起关于黑色轿车来过的事。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因此，他好像在每一所住宅里都获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黑色轿车的重要性正不断地增长着，只是还未成事实。直到在最后一所住宅里的谈话结束，黑色轿车才终于变成了宝贵的事实，变成了特殊锁链上的一环，只是这个环节还不够坚固可靠：因为注意到这辆汽车的仅仅只有三个小孩儿，而且关于黑色轿车的材料也实在少得可怜。
于是，科斯加又决定采取另外一个办法。
就在谢尔盖和果利科娃谈话的这一天，科斯加一清早又来到他熟悉的楼房前，这已经是第若干次了。孩子们在不远的地方玩儿着，一见到他那穿着浅灰色便服的、戴着草帽的高大身影，就像对老朋友似地和他打招呼。
格朗宁在大门旁边停下来，开始仔细观察周围的楼房。然后他走下人行道，甚至坐了下来，装作在看地上的什么东西，其实却皱着眉头在端详对面楼房的窗户。
后来，他直起身子，将帽子向后脑勺一推，把一个熟识的小朋友叫到自己的面前来。
“听我说，你这个出色的驯兽师，上次你曾经告诉我，你们的公馆就在那幢楼房里，对吗？”
“一点儿也不错，斯捷巴叔叔。”小孩儿摹仿他的语调回答说，“不过公馆是什么？是训练狗的地方，对吗？”
“啊，不是。”科斯加笑了笑，“那是大人物住的地方，可是你为什么把我叫成‘斯捷巴叔叔’呢？”
“因为您的个子很高。”
“啊哈，是这么回事。那么告诉我，那些窗子不是你家的吗？”
“不是，那是七号的，我住在九号。”
“瞧，这些窗子呢？”
“那是八号的，是我们的邻居。”
“嗬，你辨别得还挺清楚。”科斯加称赞说，“那么那儿有谁早晨经常在家呢。”
“有薇拉。她这个月在第二班工作。还有克拉娃婶婶，她是薇拉的母亲，她哪儿也不去工作。”小孩非常乐意地回答问话，显然是因为受到了称赞。
“那么这个薇拉的父亲在工作吗？”
“父亲？不在，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是这样的，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就没有回来。克拉娃婶婶总是哭，我听见妈妈这么说：‘无耻的家伙，把家都扔了。’可是我想，家怎么能扔掉呢？这又不是一件东西，对不对？”
“对，小兄弟，这种事情我们是弄不明白的。”
“对了，我的父亲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还吻了妈妈一下。”
“那么薇拉怎么样呢？她是共青团员吗？”
“怎么会不是呢？她是一个非常自觉的人。”孩子郑重其事地说，“她已经第二次参加选举了。在工厂里她又是委员会的委员。就是她，那次我哥哥别捷卡邀她跳舞，她拒绝了没有去，可是后来却和十四号房间的科里卡•索洛夫也夫一起去了。所以，从那个星期五起，我就不愿理她了。”
年轻的驯兽师还把其它引起科斯加兴趣的住户也同样详尽地叙述了一番。
科斯加道了谢，要他代向小狗列克斯问好，并劝他为了小狗的健康应该节省一些糖，然后就向对面的楼房走去。
在第七号寓所里所进行的冗长的谈话没有得出什么结果：那位领养老金的老太太和年轻的家庭女工无论怎样努力，也想不起星期五早晨她们在自己窗口看见过什么了。
八号寓所的门是一个高高的、清瘦的姑娘打开的。她穿着朴素的蓝色连衣裙，肩上披着一条花头巾。
“您是薇拉吗？”科斯加问。
“是，可是我不认识您，您是哪里的？”
科斯加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了她。
“请进屋来吧，同志。”姑娘连忙说，“只是很对不起，我们这儿很乱。”
房间不大，可是非常洁净。在铺着白色被单的单人床旁的墙上方，挂着列宁肖像，它的下面是欧洲地图。不知怎么，这使科斯加感到很喜欢。于是他就坦率、认真、毫不拐弯地问：
“我想，您已经猜到我为什么来打扰您了吧？”
“嗯，当然喽。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谈这件事。我非常高兴能够帮助您。”
“好，那就请您尽量想一想，”科斯加从容不迫、极其诚恳地说，“好好地想一下，那天早晨您在窗口看见了什么？”
“行，让我尽量想想看。”薇拉一面略微有点茫然地答应着，一面做了个手势请科斯加坐下。
两个人都在桌旁坐了下来。科斯加把帽子放到桌角上，抽出了记事本。薇拉用双手托着面颊，沉思起来。
“星期五……星期五……我到底做过什么呀？”
“那天您跳舞去了。”科斯加忽然提醒说。
薇拉抬起惊奇的眼睛望着他。
“不错，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这是九号的一个小朋友维契卡——列克斯的主人告诉我的。”
“维加？”薇拉微微一笑，“他没有对您说，他现在不理我了吗？”忽然间，她激动地抓住科斯加上衣的袖子，说：“想起来了！哎呀，这一切都记得好清楚呀！听我说，这一切都是这个维加惹出来的。那天早晨他在院子里玩球，无意间把球打到了我们的玻璃窗上，等我跑到窗前一看，孩子们早跑得无影无踪了。正对面，就在那个大门口，我看见一辆非常漂亮的黑色大轿车，但不是‘吉士’牌的，大概是辆外国牌子的车。”
“这一点您记得清楚吗？”科斯加又问了一遍，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得有些厉害，可是却尽力装出平淡的口气，好让薇拉能够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回忆起所有的详情细节来。
“当然，车子里坐着司机，我仔细看了他一下，是个年纪很轻，浅色头发的人，长着鸟型的尖脸。知道吗？他穿着有拉链的皮夹克，旁边还坐着一个姑娘。”
“姑娘？”科斯加忍不住问道，“是金黄色头发的吗？”
“嗯，是金黄色头发的。”
“她的脸您看清没有？”
“没有，”薇拉沮丧地回答，“当时我看了相当长时间，这个司机很像我们厂里的一个小伙子，所以我在想，到底是不是他呢。后来我就离开了窗口，过了几分钟，妈妈从店铺里回来，我们便坐下来吃早饭了。等到我再看窗外时，车子还停在那里。后来从大门里，就是那个大门，”薇拉皱起眉头又着重说了一遍，“出来一个男人，车子马上就开走了。事情就是这样。”薇拉看了科斯加一眼，“您说，这对您会有一点帮助吗，嗯？”
这时，科斯加竟然没有勇气对她耍滑头了：眼前，她的目光是那样真诚、明亮，而且这目光中又含有那么多善意的关切和信任。
“对，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科斯加坦率地承认说。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再稍微耽误您一会儿，好把您说的这些话记下来。”
薇拉点点头。有几分钟的时间，室内笼罩着一片寂静。科斯加迅速地写着，忽然他停住笔，考虑着什么，然后抬起头来。
“请您说说，薇拉，就是在您妈妈回家的时候，正好这辆汽车停在那里，是吧？那么她一定看见它了，对吗？”
“嗯，大概是看见了。”薇拉表示同意。
“我想和她谈谈，行吗？”
“当然行，她在隔壁熟人家里，我现在就去把她找来。”薇拉说着，连忙从椅子上匆匆地起身而去。
“只是让我们先说好，”科斯加提醒她，“您暂时一点儿也不要提到我到这儿来的目的，行吗？”
“好，好，我就来。”
薇拉跑了出去。
五分钟后，科斯加面前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瘦瘦的女人，她的脸色显得十分疲倦，不安地揪着披在肩头上的头巾。
科斯加想尽可能地平静些、委婉些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可是却显得过分地小心了，甚至还有些发憷。女人突然微微一笑，这样一来，她的整个面容立刻显现出一种慈祥、柔和的光彩。
“您怎么像对一个重病号那样对我讲话呢？难道我的样子像个病人吗？有什么法子呢，孩子，我实在太伤心了。老实说，正是因为他，我才注意到这辆黑汽车的。真的，说说都叫人脸红！所以当时我连薇拉都没有告诉……不过，您是为了办案需要，那我就说说吧。”
科斯加看见薇拉的眼睛里闪烁着泪珠，他自己也对这样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人感到无限同情。
“我从店铺里回来，忽然看见这么一辆汽车停在这儿，这样的车从未到我们这儿来过。那时，我的头就好像被猛敲了一下，于是产生了那么傻的念头，我想：‘莫不是我的米加突然回来了？’我跑到司机面前，声音也变了，问他：‘谁的车子？谁来了？’不料，那司机恶狠狠地瞪着我，嘴一撇，张口就噎人：‘不是上你家的，走你的吧！’我这才清醒过来，好像被人唾了一口，赶紧走开了。您看，就是这些，难道这对您有用吗？”
“非常有用，克拉芙济娅•伊万诺芙娜！”科斯加十分感激地回答，同时也意识到，这样的叙述对她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请您告诉我，您还认得出这个司机吗？”
“面对面吗？那还用说，这么一个粗暴无礼的家伙！”
“好，至于车子的号码大概没有注意吧？”科斯加为防万一疏漏，又追问了一句。
“您猜怎么着，我真注意到了。”克拉芙济娅•伊刀诺芙娜笑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眼睛怎么会落到这上面去的。可到底是多少号，您就别问了，再也想不起来。只有两个数字不知怎么在脑子里生了根，两个‘8’字连在一起的。”
科斯加赶忙把一切记下来，字母在纸上快活地跳跃，脑子里像浪潮似地翻滚着某种狂喜的预感。好运气！也不知道这种运气到底从哪儿落到他身上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格朗宁被召到桑德列尔那儿去，继谢尔盖之后，报告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
当格朗宁谈到汽车上有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时，谢尔盖高兴得叫了起来：“好，你们瞧！这就是阿莫索娃！”
桑德列尔生气地扬了扬手。
格朗宁讲完后，由罗巴诺夫报告自己的工作，他是负责调查柳芭•阿莫索娃的社会关系的。
“她最要好的朋友是鲍里斯•格里科夫，他们常常通信，一般来说，应当认为他们在恋爱。还查明，有四个小伙子和六七个姑娘和她也很好。他们都是大学生。目前有嫌疑的有两个人——维克多•斯皮林和伐契斯拉夫•格列洛夫。可是还没有掌握任何有关他们的罪证。我正在继续收集材料。”
“嘿，萨沙，”谢尔盖暗中嘲弄地想到，“倒是想跟往常一样夸耀一番，可惜没什么可夸耀的。你那个样子简直惨不忍睹。”
罗巴诺夫是个身材矮胖，头发微微发红的小伙子，长着雀斑的鼻子向上翘着，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出来。现在，他的脸上显出既不满意又有些委屈的样子，他那一副神情就像在说：“派我这么一个倒霉的差使，还想指望什么成就呢！”
罗巴诺夫报告完毕后，桑德列尔看了左托夫一眼，问道：“你的意见怎么样，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我认为，环绕着阿莫索娃已经有一连串的间接证据，如果还继续让她自由，未免有些危险。”
“你是不是太着急了？”桑德列尔眯缝着眼睛，瞟了谢尔盖一眼。
“可是，上校同志，她信口开河地撒谎！”谢尔盖又忍不住了，“我以名誉保证，她是别有用心的！”
“我倒不是着急，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左托夫回答说，“实质上，其它线索上的工作，我们不仅不中断，而且还要加强。”
桑德列尔摇了摇头，说：“撒谎——这对于犯罪来讲，还不能说明问题。光有贪婪、妒忌的毛病也还犯不了这样的罪。这里必须有一种积极而狠毒的意志。可是这一点我在她身上还没有感觉到。我不同意现在逮捕她，这还太早。首先必须找出直接罪证来，即使一个也行。要从她那儿弄到新的材料。其次，无论如何也要替我把那辆轿车查到。同时，您，罗巴诺夫，应当加紧您的工作，我对这个工作非常感兴趣。完了。同志们，会议到此结束吧。”
大家都站了起来。谢尔盖走到了桑德列尔面前。
“上校同志，我们终究会证明：我们是对的。”他信心十足、高高兴兴地说，“直接罪证一定会找到的。”
桑德列尔回答他时善意地笑了笑，说：“科尔舒诺夫，您对谎言很敏感。但是还要锻炼自己对犯罪的嗅觉。这不是一回事。至于阿莫索娃，那有什么呢，现在只要有一个直接罪证，就可以决定她的命运。”
可是现在连左托夫也同意我的意见了。”谢尔盖试图提出反驳。
“嗯，左托夫吗，”桑德列尔又笑了，但已带有一点高傲的口气，“他只不过非常谨慎罢了。要想成为像左托夫那样的人，您还必须学习许多东西。同时，您再看看，他是多么沉着镇静，而您在这方面却非常欠缺。”
但是，不论谢尔盖在审问阿莫索娃时如何努力，甚至差不多时时刻刻都在揭穿她的谎话，她始终没有说出一点新材料。审问过她的还有左托夫。瓦伦丁娜哭着，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推翻，然后再捏造出一些新的谎话，而谢尔盖为了要证实这一点就只有白白地浪费时间。他焦躁不安，要求她坦白承认，可是阿莫索娃只是痛哭流涕，然后仍然是撒谎。
在桑德列尔那儿开过会以后的第三天早上，格朗宁像往常一样地问谢尔盖：“有什么新材料吗？”
谢尔盖气恼地回答：“和平常一样，谎话连篇罢了。告诉你，有时我真想勒死她。”
“嘿嘿，”科斯加淡淡地一笑，“医治一下自己的神经吧，来，我现在就来帮你做到这一点。仔细听我说，”他坐到桌子边上，一面请朋友抽香烟，一面严肃地继续说下去，“左托夫指示，让你帮助我进行工作。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和汽车登记处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号牌上有两个‘8’的汽车都选了出来，然后再把大号的黑色轿车拣了出来。这样的汽车有两百辆左右。现在要在这些车中查明哪一辆被用来进行过犯罪活动，明白吗？”
“嗬，这个工作真不简单！”谢尔盖吹了一声口哨。
“的确不简单。”科斯加表示同意，“就为这个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你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担任组长，现在就要给你任务。”
“那么阿莫索娃呢？”
“让她去养养神吧。”科斯加讽刺地说，“到时候这个姑娘还会想出一些新花样来呢。”
谢尔盖忙碌的日子到了。二十个汽车司机的姓名还牵连到一百多个其他人的姓名。从早到晚都有人上谢尔盖这儿来。一天快结束的时候，他的手由于记录变得麻木了，头脑也因为无休无止的谈话和愈来愈多的新材料而弄得嗡嗡作响了。
一个接着一个，二十个司机连带他们的生活、社会关系、性格、嗜好都逐次通过了谢尔盖的审查。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特别的接近方法。这是些形形色色的人：有的年老，有的年轻；有的爽直，有的狡黠；有的文质彬彬，有的性格暴躁；有的阴沉拘谨，有的却善于交际；有的为人严肃，有的处世轻浮。其中既有先进生产者，也有中间分子；有党员，也有非党人士。
然而，这都是些诚实的人。被桑德列尔发现的谢尔盖的那种对谎言的敏锐感觉，帮助他迅速而正确地审查这形形色色的人们。
工作出乎意料地中断了。
中午的时候，左托夫把科斯加和谢尔盖叫了去。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罗巴诺夫。
“同志们，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左托夫对大家说，他颇为担心地搔了搔新剃过的头，随即问：“格朗宁，您讲一下，您审查过汽车司机查依契柯夫没有？”
“还没有呢，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我只是把他的履历材料转交给了您。”
“好。”左托夫似乎十分满意地确定了这一点，“这份材料也就不算少了。”他吃力地把身子转向罗巴诺夫，“喂，那么您呢，您调查过柳芭•阿莫索娃的朋友——格列洛夫了吗？”
“调查过了。”罗巴诺夫回答道，“他的社会关系很不好，酗酒，身上常有些来历不明的钱。可是他好像在追求柳芭，他爱上了她。”
“追求的时间很长吗？”
“他们是在凶杀之前的一个月认识的，他常到她家去，不过也和其他那些熟人一样。”
“看，事情是这样的：”左托夫强调说，“我看了你们送来的材料。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节。查依契柯夫和格列洛夫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们很可能是朋友。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一方面，查依契柯夫就是汽车司机；另一方面，格列洛夫是内线。立刻根据这个推断着手工作。你们三个人成立一个新小组，我派格朗宁做组长。”
“应当查明他们和瓦伦了娜•阿莫索娃的关系。”谢尔盖建议说。
“不。”左托夫断然反对，“忍耐些吧，科尔舒诺夫。暂时把阿莫索娃忘掉。首先应当查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在那个星期五干了些什么事。要查明这一点是很困难的，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天了，但是这一点非做到不可。”
半个小时之后，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出发到指定的地点去了；罗已诺夫则带着另一项特别任务走了。
莫斯科河区有一条狭长而弯曲的巷子，这是上一世纪的遗物，保存至今的确是个奇迹：到处是带有小花园、阁楼和走廊的一层的、两层的木制平房和楼房。门前放着长凳，道路是鹅卵石铺砌的。只有电视的接收天线和停在人行道旁的两三辆汽车影响了这种格局。
谢尔盖和科斯加并排走着，由于炎热感到十分疲惫。两人懒懒地交谈着。
“门牌十四号，再过四所房子就到了。”科斯加说。
两个朋友转过拐角，突然停住了脚步，互相交换了个眼色。前面，在离他们有两幢房子远，靠人行道的地方，停着一辆黑色大轿车。号牌看得很清楚：“Mг—14—88”。一个二十岁上下、穿着红背心的小伙子，坐在屋旁的长凳上，正在慢条斯理地拉手风琴，还不时将耳朵贴到琴上。
“怎么样，开始吧。”科斯加低声说。
他们走到小伙子跟前，打过招呼，就并排坐到了长凳上。
“嘿，好漂亮的小汽车！”科斯加赞美地说，“你们这儿住着什么首长吧？”
“首长，”这个年轻人轻蔑地拖长声调说，“去他的吧，这是司机科尔卡•查依契柯夫把车子开回家来了。”
“回来吃饭吗？”
“谁知道他呢。就这样他一天要回来个四五次。很明显，首长在开会，所以查依契柯夫就自由自在地到处兜风了。昨天还把他妈送到市场上转了一趟呢，你们能想象得出是什么情况吗？”
“大概也常带朋友们出去逛吧？”谢尔盖也参加了谈话。
“可不是吗，还带着姑娘们逛呢。”
“你也去玩儿过吗？”
“以前去过，现在不去了。我和查依契柯夫差不多已经有十天不讲话了。我才不在乎他呢。明天到乡下去休假，瞧，”他指了指手风琴，“我现在正准备节目呢。”
“您怎么会和查依契柯夫吵起来的呢？”科斯加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
“那还能不吵！”小伙子忿忿地回答说，“本来说好了那天一早他带我出去玩儿的。我正巧是第二班去护理一个人，有个工长病了，人家也把事情托付给我了。于是，我就在这儿等查依契柯夫，甚至还穿上了出门的衣服。更糟糕的是我又邀了女朋友。好容易才盼着他把车子开了过来。忽然间，也不知从哪儿跑出来他的一个朋友——斯拉夫卡•格列洛夫，他们悄悄地说了些什么，接着两个人就把车开走了。”
“他怎么能这样呢？”谢尔盖惊奇地问。
“后来他还笑呢，说是当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去赚了一笔外快。这倒是真的，第二天他和格列洛夫俩人痛痛快快地逛了一天。至于格列洛夫，那是有名的无赖，虽然说起来他还是个大学生呢。”
“这是哪天的事？你要玩儿没玩儿成，还记得起来吗？”科斯加问。
“记得清清楚楚。是上个星期五。不过，说实在的，你们问这些干什么呀？”小伙子警惕起来。
“喂，朋友，看来不用和你绕弯子了。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看一看吧。”科斯加把自己的证件递给他。
小伙子惊奇得吹了一下口哨。
“这就是说，他们犯案了？”
“大概是这样。”
“活该！简直是败类，不是人。”
彼得•格沃司捷夫从外表上看虽然有些粗率，其实却是一个精明、能干而又有观察能力的人。他不仅提供了非常确切和详尽的材料，还把他的房间变成了战斗司令部。根据他的建议，还把其他一些人也叫来作证了。这是格沃司捷夫亲自去叫的，做得很巧妙，没有惊动周围的群众。开始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提出那骤然看来并无恶意的问题：
“你还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准备坐查依契柯夫的汽车那回事吗？”
“那怎么会记不得呢？”一个长着花白胡子的邻居笑着说，“你本来是那么神气，结果却出其不意地当着整个院子的人受了窘。也是活该。”他又教训地补充说：“以后不要再和这些家伙在一起鬼混了！什么查依契柯夫啦，什么格列洛夫啦。你是一个技术熟练的旋工，有才干，得过奖状，而且还给你照过相。”
格沃司捷夫的脸红了，只是装出不在意的样子，去拿香烟。
“为什么您认为这件事恰恰发生在上星期五，也就是七号那一天呢？”科斯加问。
“嗯，为什么？为什么……”老头子感到有些困惑。
“啊，普洛科费•基里洛维奇，你难道忘了，那天不是去领养老金的吗？”格沃司捷夫插嘴说。
“一点儿也不错。”普洛科费•基里洛维奇高兴起来。
很显然，格沃司捷夫对于这次侮辱真是刻骨铭心。全院子的人都知道这回事，而且都同情格沃司捷夫。
傍晚，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回局里去了。
“瞧，碰上了这么一个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谢尔盖称赞地说，“可是我们终究妨碍了他准备音乐会的节目。”
“这倒不用替他担心，这样的人是不会丢丑的。”科斯加笑了笑说。
回到局里以后，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遇见了罗巴诺夫，他坐在谢尔盖的位子上，仰靠着安乐椅背，已经不那么热了的落日余晖使他眯缝起眼睛来。
“你看看，”谢尔盖指着他说，“就像一只吃饱了的猫伏在台阶上一样。”
“不要开玩笑了。”格朗宁的脸色严肃起来，“罗巴诺夫，你报告工作吧。”
“马上就报告，”罗巴诺夫从容不迫地应声说，“我已经等了你们两个钟头了。科斯加，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弄到了查依契柯夫的照片，我们这儿立刻就将它翻拍、放大了。我当即赶到了克拉芙济娅•伊万诺芙娜和薇拉那儿。老实说，那真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姑娘，而且还问你来着。”
“这与案件无关，”科斯加打断了他的话，“不要啰嗦，萨沙。”
“简单点说，”罗巴诺夫兴奋地一吐为快，“不论是妈妈，还是女儿，都在给她们看的一大包相片里，毫不犹豫地认出了查依契柯夫。”
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看了一眼。
第二天早上，查依契柯夫刚来到汽车房就被捕了。他是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头发眉毛都是白色的，穿着脏兮兮的粉红色衬衫，卷着袖子，敞着衣领。
审问是在格朗宁和科尔舒诺夫的参与下，田左托夫亲自进行的。
查依契柯夫说话的腔调十分委屈，好像要哭出来似的。开始他企图否认一切，但是一经见证人的指认，他就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了。他终于承认，自己的确在那一天曾把朋友格列洛夫载到指定地点，并因此得了四百卢布。
“以后又怎么样呢？”左托夫严厉地问。
“以后他走进了大门，隔了半小时就带着一堆东西回来了。而我们这时候一直坐在汽车里。”
“‘我们’是谁？”
“我和一个姑娘，她是格列洛夫的朋友，好像格列洛夫想带这个姑娘去兜风。”
“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头一次看见。叫薇拉或者叫瓦利雅，可能是叫瓦利雅，记不清了。她是在半路上车的。”
“在什么地方？只是要说准确了。”
“我们到‘小燕咖啡馆’去接的她，靠着库尔斯克车站。”
“嗬！您为什么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儿呢？”
“我怎么会知道，是格列洛夫叫这么走的。”
“好，在咖啡馆里还碰见过什么人？和谁谈过话？”
“和女招待说过话，还能和谁说呢？”
“您自己知道得最清楚。”
“我再没有和别人说过话了，至于格列洛夫，我又没有看着他。”
左托夫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坐在他面前的这个小伙子，沉默了一会儿，摆弄着桌子上的铅笔，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很清楚，您害怕把事情彻底说出来，也许，连咖啡馆的事也不该说吧？还有女招待，是不是？”
查依契柯夫默不作声。
“是的，您害怕啦。”左托夫仍然用那种语调说下去：“可是我却认为您是偶然牵连到这个案子里来的。”
“我没有害怕。”查依契柯夫终于愁眉不展地开口了，“但是我也不愿意凭空乱讲。事实上我再也没有什么过错了。”
“我们也是从不凭空乱来的。”左托夫回答说，“您现在被牵连到一个重大的案件里来了。您以为只不过是平常的投机买卖，把东西从一个地方转运到另一个地方就完了？不是的，小伙子。这里面发生了凶杀案。”
查依契柯夫的脸色变得惨白，后来下巴颏儿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吞了一口涌上来的口水。
“这是不可能的。”他嚅动着麻木的嘴唇。喃喃地说，“您想吓唬我。”
“未必吧，我也不是干这种事的人。”左托夫冷冷地反驳着。
查依契柯夫无可奈何地用双手抱住头，他那瘦削的肩膀神经质地颤抖着。就这样坐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突然用嘶哑的声音说：“好，请您问吧，我现在算是毁在格列洛夫手里了。没想到他去干这样的事，要不然……唉，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瞧，请瞧，我没有弄错吧。”左托夫说着，好像他也因为自己的洞察力而感到惊异，“好吧，那么你们在咖啡馆里碰见了什么人呢？”
格列洛夫走到一个小桌子踉前，在一个老头子旁边坐了下来，后来他说是遇见了自己的老师。不过实际上是在撒谎。
“为什么您认为他是撒谎呢？”
“老师……”查依契柯夫拖长声音苦笑着说，“什么样的老师会被人称呼为‘老爷子’呢？可是我亲耳听见格列洛夫这么称呼他，只是不知道他们谈的什么事，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很明显，这老头儿命令格列洛夫去做什么事，并且灌了他很多‘伏特加’。起初他们好像吵了起来，可是后来就谈妥了。”
“这老头儿长得什么样子？”
“是那种平平常常很不显眼的老头儿。再碰见，我也认不出来。高高的、瘦瘦的，戴一顶便帽。”
“您讲的是实话吗，查依契柯夫？可别想糊弄我们。”
“谁敢糊弄你们呀，我自己也知道个大概，这是进了刑侦局啦，已经听说了。”
“那就好，我们会查清楚的，哪怕去问问女招待呢。她叫什么名字？什么长相？”
“格列洛夫叫她卓娅，是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身材苗条，个子不高，很漂亮。”
“好吧，这就是说，她和格列洛夫认识。现在说说，你们把抢来的东西运到哪里去了？”
查依契柯夫皱起眉头，隔了一会儿，便说出了街道名称和房子的门牌号码。
“房间是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车停在大门口，所有的东西都是格列洛夫自己拿进去的。他很快就出来了，显然是把东西交给了别人。”
“所有的东西都搬进去了吗？”
“留了一个提包。本来也想拿去，后来考虑了一下，眼睛瞟了瞟大门，就将它藏起来了。就是这些。”查依契柯夫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真的，别的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吧。”左托夫同意了，“那么现在谈谈您自己吧。”
审问继续进行着。
就在当天晚上，格列洛夫被捕了。他是一个高身材，宽肩膀的小伙子，长着一对贼溜溜的眼睛，留着时髦的长头发。
“怎么，你们需要小品文的材料吗？”他厚颜无耻地笑着问左托夫。“那么该到高尔基大街的鸡尾酒馆里去找，不能乱抓好人，而且抓的还是大学生。”
“我们这就会弄明白的。”左托夫一面安详地回答他，一面翻阅着文件。
“这儿没有什么可弄明白的！”格列洛夫瞪着眼睛喊道，“你们不会获得任何材料的。”
“您被控告谋杀柳芭•阿莫索娃。”左托夫抬起头来。
“我根本不认识这么一个人。”格列洛夫挑衅地一口否认说，“请你们停止这种侮辱人格的审问。”
“不认识？”左托夫又问，“您要当面对质呢？还是只读一读见证人的口供就够了呢？”
左托夫举出了几个人的姓名。
格列洛夫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着，后来忽然抱住头：“天啊，我说的什么话呀！柳芭？我一下子都没有往心里去，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的柳芭被谋杀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这么爱她。放我走！”他叫喊着从椅子上跳起来，“我要亲自把凶手找出来！”
“不要演滑稽戏了吧，格列洛夫！”左托夫用他那沉重的手掌拍了一下桌子，威严地说：“您愿意回答问题吗？”
“不愿意！”格列洛夫一面擦着脸上的泪水，一面嚎叫着，“啊，我要报仇！我要证明给你们看！……”
左托夫转向谢尔盖：“请把押送员叫来，明天再继续和他谈。在这一段时间内让他考虑考虑。”
可是，格列洛夫直到第三天才改变了态度。
“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我算完了。”他带着谢尔盖早已熟悉的那种厚颜无耻的微笑对左托夫说，“随便你们写吧，只是请先告诉我，是谁出卖我的？”他恼怒得咬牙切齿，“我要打死这个混蛋！”
左托夫对他冷笑了一下，严峻地说：“揭发您的人很多，格列洛夫，他们都是一些诚实的人。现在您回答问题吧。您在一九四四年因为什么被判的罪？”
“要翻老账吗？”格列洛夫恶狠狠地透过牙缝说，又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补充一句：“因为扒窃。”
“好，就是说，现在发展到凶杀了？同谋者都叫什么？”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格列洛夫阴沉地回答。
“不对，您一个人是不可能打定这种主意的，这不像您掏人家衣兜那么简单。查依契柯夫说，您那时醉得厉害，是这样吗？”
“是。”
“有人把您灌醉了，格列洛夫。有人唆使您去进行这次凶杀的。”
格列洛夫一声不吭。
“回想一下，”左托夫继续说，“当您坐上查依契柯夫的汽车时，您知道柳芭在家吗？”
“我以为她的家里没有人。”
“就是说，您本来是企图偷窃而不是去行凶了？”
“本来是这样。”
“换句话说，假如柳芭在家就把她杀死，这是您后来才决定的，对吧？”
格列洛夫又闷声不响了。
“您害怕空手离开柳芭的家。您非常害怕，格列洛夫，我说得对吗？”
格列洛夫惊慌地看了左托夫一眼，脸色略微有些苍白，他问：“您打算追究什么呢？”
“回答我的问题。”
“我不想回答，你们不能强迫我。”
“随您的便吧。不过依我看，这样对您有好处。您不是明白我想追究什么吗。”
格列洛夫没有答话。
“好吧，”左托夫继续说，“现在谈谈，您和柳芭•阿莫索娃是在哪里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在晚会上。由邻居别契卡•格沃司捷夫介绍认识的。他和她的父亲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作。那次晚会就是在他们工厂的俱乐部举行的。”
“好。那么是谁接收了您的东西呢？”
“一个外地的投机商。我是偶然在车站上认识他的。”
“是赃物收买人吗？是偶然的吗？说得太高明了。”左托夫讽刺地说，“可是我们掌握的情报却和您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我才看不上你们的情报呢！”格列洛夫目空一切地回答道，“我说的是真话。”
“就算是这样吧。”左托夫不动声色地继续追问：“还有一件事请您说说：和你们一起在汽车里的还有一个姑娘，她是谁？是在哪儿碰见你们的？她来干什么？”
“她和这事毫无关系，”格列洛夫连忙为之开脱，“她是坐车去玩儿的。”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你们在哪儿碰见她的呢？”
“在街上。我可以把地点指出来。”格列洛夫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是真的吗？”
“你们如果纠缠不清，我还可以想出一些更巧妙的玩意儿来。”
“不，何必多此一举呢，”左托夫冷笑了一声，“用不着胡编乱造，您现在的回答我很满意。”
格列洛夫不安地瞟了他一眼，左托夫心平气和地抽着烟，仿佛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后来他不动声色地说：“‘老爷子’问您好。”
“什么‘老爷子’？”格列洛夫粗暴地反问，他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什么‘老爷子’？”他吼叫着，身子向前挪动了一下，“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听见没有？”
“可是他认识您，”左托夫仍然是那么平静地说，“甚至还知道您欺骗了他，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我没有欺骗过他！没有欺骗过他！……有人想出卖我！……对吧？！”
格列洛夫就像被追赶的野兽一样环顾着四周，他的手颤抖着。
“瞧，可见，您是认识这个人的！”左托夫严厉地说，“您准备招供了吗？”
“不！”格列洛夫用双手蒙住眼睛狂呼起来，“我没有见过他！我不认识他！滚开！哎……啊！……”他突然像野兽般地咆哮起来。
由于嫌恶和愤怒，谢尔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在我们这儿，这样的人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他气愤地想。这时左托夫说话了，就好像在回答他的问题：
“冷静一点儿吧，格列洛夫。听见没有？现在停止您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我们谈谈别的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四年您因为扒窃衣兜，头一次受到审讯。那时您正在七年级上学，对吧？父亲从战争一开始就上了前线，母亲爱上了别人后，离开了莫斯科，却把您留在了姑母家。”
“我恨她！”
“恨谁？”
“母亲！”
“父亲呢？”
“啊，父亲……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格列洛夫突然十分伤感地说了句不连贯的话。
“如果他还活着，那他现在一定要咒骂自己的儿子。”左托夫确信不疑地说，“在搜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他给您的信。他可是一个诚实、勇敢的军官。”
“一切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格列洛夫摇了摇头。
“可是您忘记了您的父亲。”
“没有！”格列洛夫叫喊起来，可是马上就哽住了，“是忘了……您说得对，我忘了……”
左托夫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又继续说：“两年以后您回到莫斯科来，读完中学，考入了学院。是什么学院？”
格列洛夫回答了他的问题。
“莲娜也在那里。”突如其来的念头在谢尔盖心中一闪而过。
“您的姑母说，您起初学习得还不坏，可是后来……”
“姑母！姑母！……”格列洛夫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她懂得什么！学院里知道了我判罪的事。于是所有的人都避开我，差不多是所有的人，但是我并没有向他们卑躬屈膝，我根本瞧不起他们！”
“找到了新朋友，是吗？”
格列洛夫只是点了一下头表示回答。他坐着，脸色很难看，高高的个子，颧骨突起，穿着揉皱了的时装，蓬乱的头发垂覆在前额上，黑色的大眼睛里已没有了那种挑衅的光芒。
“是啊，您的父亲已经不和您在一起了，”左托夫十分沉痛地继续说道，“可是您还保留有他的来信，应该说这是些很有价值的信，我在其中读到这么一段。”他戴上眼镜，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不慌不忙地读了用红铅笔划出来的那几行：“……儿呀，要记住，我们现在正进行着骇人听闻的、殊死的战斗。正在为祖国、为光明的未来、为幸福和自由而战斗。可是，我的未来——就是你。我现在没有比你更亲近、更心爱的人啦。我希望看到你生活得健康而幸福。学习吧，孩子，要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勇敢、正直、有本领的人。现在我给你讲……”再后面是一个极富教育意义的战斗故事。左托夫一面把信放到一边，一面摘下眼镜说：“瞧，您父亲对您说了些什么。”
他看了格列洛夫一眼。后者伛偻地坐着，低垂着头，无声地啜泣着。
谢尔盖听着，不由想道：“生活是多么复杂呀。要在生活中选出一条正确而又光明的道路，有时又是多么不容易呀。”同时他也想道：“要能像左托夫那样和人们谈话，洞察别人的肺腑，就得去了解、亲身体验并反复考虑多少事情呀。”
“格列洛夫，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知道，和您一起坐车的那位姑娘是谁。”左托夫轻声地，但却十分坚决地说。
“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和案子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格列洛夫头也不抬地回答。
“这是她吗？”左托夫一面把瓦伦丁娜•阿莫索娃的照片指给他看，一面问道。
谢尔盖屏住呼吸，两眼死盯着格列洛夫的脸。他觉得现在好像就要决定他自己的命运了。
格列洛夫抬起头，冷笑了一下说：“你们这里没有她的照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和我们在一起的是我那个学院的瓦利雅•别洛娃。我邀她来坐汽车是为了转移查依契柯夫的视线。”
审讯继续进行着。格列洛夫回答着所有的问题。而且可以感觉到，他说的是实话。他那恶毒的意志已经被摧毁了。
可是每当左托夫提到“老爷子”的时候，格列洛夫的脸上就泛起了红晕，同时他还粗暴地、几乎是疯狂地拒绝回答。
最后，格列洛夫终于被带走了。这时，左托夫疲倦地靠到椅背上，开始抽起一天中的最后一支烟来（这是他早就保存着以便此刻享用的）。他说：“朋友们，案件算是结束了。罪行的真相已经大白了。”
“可是这个‘老爷子’也太狡猾了，”谢尔盖勉强笑着说，“瞧他把小伙计们吓成了什么样子呀，自己却招财进宝、坐享其成。”
谢尔盖由于自己的失败沮丧极了，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将这一点掩盖住，不让周围的人知道。
左托夫皱着眉头看了谢尔盖一眼，随即严厉地强调说：“谢尔盖，在和同志们谈工作时，特别是在其它场合，不要使用罪犯们的黑话。我希望以后再也听不见您说这样的字眼！明白吗？”
“明白了，少校同志。”谢尔盖红着脸回答。
“至于这个‘老爷子’，事情可不那么简单。”左托夫沉思着指出来，“格朗宁，您怎么看？”
“我也是这么想。”响起了科斯加的男低音，“这是个有趣的怪人。”
“有趣的——这个字眼用得不恰当。”左托夫意味深长地纠正他说。
晚上相当晚的时候，谢尔盖传瓦伦丁娜•阿莫索娃来作最后一次审讯。正当他准备进行时，桑德列尔跨进了房间，谢尔盖站起身来。
“您问吧，科尔舒诺夫，我来听一听。”桑德列尔一边说，一边坐到格朗宁的位子上。
谢尔盖坐下来，把审问记录向面前挪了挪，严厉地看了一下瓦伦丁娜微微发白的、哭过的脸。
“阿莫索娃，真正的凶手已经被查明、破获了。”他说，“您解释一下吧，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撒谎，妨碍审讯工作？”
瓦伦丁娜呜咽着，低下了头，不作回答。
“为什么您要撒谎，捏造出一些到莫斯科来的旅伴？”
“好让你们容易相信些。”阿莫索娃轻声回答。
“关于手绢的事为什么要欺骗果利科娃？”
“我当时就把这条手绢搞丢了，又怕承认这件事。”
“好，那么关于冬大衣的事为什么又撒谎呢？”
“我本来是想把这件大衣卖掉，在出了凶杀案以后，我以为叔父会可怜我，替我买件新的。”
“阿莫索娃，您处处都在撒谎。”桑德列尔参加到谈话里来，“讲讲看，大概您过去也是经常骗人的吧？”
瓦伦丁娜转过头来，碰上了他的眼光，突然十分疲倦而悲伤地说：“我一向都觉得，人在说谎的时候就活得轻松些。这次得了一个很好的教训，一辈子的教训。”
“我们以后再看这次教训对您是否有益吧。”桑德列尔沉思着说，接着又转身对谢尔盖加了一句：“给她开一张出门通行证，让她回家吧。”
等到阿莫索娃走出房间后，桑德列尔看了看谢尔盖怏怏不乐的脸，不由得大笑起来。
“不要灰心丧气，科尔舒诺夫，您只不过是缺乏经验罢了。可是，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所必须有的主要品质您都具备。这一点我很喜欢。”
桑德列尔沉默了片刻，后来再说话时，已经完全换了一种语调，他忧心忡忡地指出：“请注意：这个案子并没有因为逮捕了格列洛夫而告结束。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更加危险的人物——这就是‘老爷子’。能够把格列洛夫这样的坏蛋吓唬住，并迫使他去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您明白吗？然而，眼下有关他的线索却一点儿也没有。‘老爷子’……”他思索着又重复了一遍，“不，我不知道这个绰号。真奇怪，按说他该是个惯匪了！真的，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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