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个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涌到广场上去。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崩得”，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译者］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近卫骑兵个个红光满面，身材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色的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绦子，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匆匆离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成列车地涌来了。

    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准备截住列车，但是却遭到了车上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冲了出来。

    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衣的士兵把骑兵压回城里去了，然后他们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真是无聊，平时的那些游戏都玩腻了。他们开始动脑筋，怎么才能更好地消磨这一天的时间。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全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弄点水来喝喝！”骑马的人请求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呀，操心操过头，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一抖缰绳，立即朝松林驰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十拿九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都同意了。

    三个朋友还没有谈论完这个问题，公路上又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他们都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目力所及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朝这边走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

    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从旁边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准是游击队，要不是游击队，就叫我瞎了眼……”说着，高兴得喊了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跳到外面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人朝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边走边说：“这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个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四个人坐着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已经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在图上移动指甲，寻找路线，一边向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明天一早就撤走。今天连夜撤最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先赶到卡扎京。拿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能顶什么用……德国人正像洪水一样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同志，我们还必须注意，除了德国人之外，沿路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掉。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

    这样，他们暂时就不能沿铁路线往前推进了。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我……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人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跟三个朋友谈过话的那个人，摇头反对。他说：“那我们还建立这支队伍干什么？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照我的意见，我们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跑得叫人腻烦了……要是由着我的性子，非在这儿打一仗不可。”他猛然把椅子推开，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仗要打得有道理，叶尔马琴科同志。明知道是吃败仗，是送死，还硬要战士往上冲，这种事咱们不能干。要这样干，就太可笑了。在咱们后面，有敌人一个整师，而且配备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咱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对大家说：“就这么决定了，明天一早撤。”

    “下一个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批撤，当然就得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的任务。这儿是铁路枢纽站，地方不大，可是有两个车站。应当安排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车站上工作。现在咱们就决定一下，把谁留下来。大家提名吧。”

    “我认为应当把水兵朱赫来留下来。”叶尔马琴科走到桌子跟前，说。“第一，朱赫来是本地人；第二，他又会钳工，又会电工，准能在车站上找到工作。另外，谁也没有看见他跟咱们的队伍在一起，他今天夜里才能赶到。这个人很有头脑，一定能把这儿的事情办好。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说：“对，叶尔马琴科，我同意你的意见。同志们，你们有没有反对意见？”他问另外两个人。“没有。那么，就这样定了。咱们给朱赫来留下一笔钱和委任令。”

    “同志们，现在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接着说。“就是处理本地存放的武器问题。这儿存着一大批步枪，一共有两万支，还是沙皇那个时候打仗留下来的。

    这些枪支堆放在一个农民的棚子里，人们早都忘记了。棚子的主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不愿再担这个风险……把这批枪留给德国人，当然是不行的。我认为应该把枪烧掉。马上就得动手，赶在天亮以前把一切都办妥。不过烧起来也有危险：棚子就在城边上，周围住的都是穷苦人，说不定会把农民的房子也烧掉。”

    斯特鲁日科夫是个身板很结实的人，胡子又粗又硬，已经很久没有刮了。他欠了一下身子，说：“干……吗……要烧掉？我认……认为应当把这些枪发给居……民。”

    布尔加科夫立即转过脸去，问他：“你是说把这些枪都发出去？”

    “对，太对了！”叶尔马琴科热烈地拥护说。“把这些枪发给工人和别的老百姓，谁要就给谁。德国人要是逼得大家走投无路，这些枪至少可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德国人来了，日子肯定不好过。到了受不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反抗。斯特鲁日科夫说得很好：把枪发下去。要是能运一些到乡下去，那就更好了。农民会把枪藏得更严实，一旦德国人征用老百姓的财物，逼得他们倾家荡产，嘿，你就瞧吧，这些可爱的枪支该能发挥多大作用啊！”

    布尔加科夫笑了起来：“是呀，不过德国人一定会下令，让把枪都交回去，到时候就都交出去了。”

    叶尔马琴科反驳说：“不，不会都交出去的，有人交，也有人不交。”

    布尔加科夫用询问的眼光挨个看了看在座的人。

    “把枪发下去，发吧。”那个年轻工人也赞成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

    “好吧，那就发下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问题都讨论完了。”说着，他从桌旁站了起来。“现在咱们可以休息到明天早晨。等朱赫来到了，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我要跟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查查岗去吧。”

    大家都走了，只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个人。他走进客厅旁边原房主的卧室，把军大衣铺在垫子上，躺了下来。

    早晨，保尔从发电厂回家去。他在厂里当锅炉工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城里非常热闹，不同往常。这一点他一下子就发现了。一路上，拿着步枪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一支，有的两支，还有拿三支的。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急忙往家走。在列辛斯基的庄园近旁，他昨天见到的那些人正在上马，准备出发。

    保尔跑到家里，匆匆忙忙地洗了把脸，听母亲说阿尔焦姆还没有回来，随即跑了出去，直奔城的另一头，去找住在那里的谢廖沙。

    谢廖沙是一个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自己有一所小房子，还有一份薄家当。谢廖沙不在家。他的母亲，一个胖胖的白净妇女，不满地看了保尔一眼。

    “鬼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天刚蒙蒙亮，就让魔鬼给拽跑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准在那儿。你们这帮鼻涕将军，都欠用柳条抽。太不像话了，真拿你们没办法。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要跑去领枪。你告诉我那个小无赖，别说枪，就是带回一粒子弹，我也要揪下他的脑袋。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家拿，往后还得受他连累。你干吗，也想上那儿去？”

    保尔早就不再听谢廖沙的母亲唠叨，他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

    路上过来一个人，两肩各背着一支步枪。保尔飞快跑到他跟前，问：“大叔，请问，枪在哪儿领？”

    “在韦尔霍维纳大街，那儿正在发呢。”

    保尔撒开腿，拼命朝那个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你从哪儿搞来的枪？”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现在一支也没有了，全都拿光了。发了整整一夜，现在只剩下一堆空箱子了。我连这支一共拿了两支。”小男孩得意洋洋地说。

    这个消息使保尔大为懊丧。

    “咳，真见鬼，直接跑到那儿去就好了，不该先回家！”他失望地想。“我怎么错过了这个机会呢？”

    突然，他灵机一动，急忙转过身来，三步并作两步，赶上已经走过去的小男孩，一把从他手里夺过枪来。

    “你已经有了一支，够了，这支该是我的。”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说。

    小男孩见他大白天拦路抢劫，气得要命，就朝他直扑过去。保尔向后退了一步，端起刺刀，喊道：“走开，小心刺刀碰着你！”

    小男孩心疼得哭了起来，但是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骂，一边转身跑开了。保尔却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他跳过栅栏，跑进小棚子，把弄来的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然后开心地吹着口哨，走进屋里。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中心是市区，四郊是农村——夏天的夜晚是美丽的。

    一到夏天，在宁静的夜晚，年轻人全都跑到外面来。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或者成群成帮，或者成双成对，有的在自家门口，有的在花园和庭院里，有的就在大街上，坐在盖房用的木料堆上。到处是欢笑，到处是歌声。

    微微流动的空气里，充溢着浓郁的花香；星星像萤火虫一样，在天空的深处闪着微光；人声传得很远很远……

    保尔挺喜欢他的手风琴。他总是爱惜地把那架维也纳造的、音色优美的双键手风琴放在膝上。灵活的手指刚刚触到键盘，便飞快地由上面滑到下面。低音键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接着便奏出大胆的跳跃式的旋律。

    手风琴扭动身子，起劲地演奏着。在这样的时候，你怎么能不闻声起舞，跳个痛快呢？你是忍不住的，两只脚会不由自主地动起来。手风琴热情地演奏着——生活在人世间是多么美好啊！

    今天晚上特别欢畅。一群年轻人聚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又说又笑。声音最响亮的是保尔的邻居加莉娜。这个石匠的女儿喜欢跟男孩子们一起唱歌、跳舞。她是女中音，声音又嘹亮，又圆润。

    保尔一向有点怕她。她口齿很伶俐。现在她挨着保尔坐在木料堆上，紧紧搂住他，大声笑着说：“嘿，你这个手风琴手可真棒！可惜就是小了点，要不然倒是我称心如意的小女婿！我就爱拉手风琴的，他们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保尔羞得满脸通红，幸亏是晚上，谁也看不见。他想推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可是她却紧紧地搂住他不放。

    “亲爱的，你要往哪儿躲？真是个小冤家！”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觉得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贴在他的肩膀上，他感到局促不安，四周的笑声却惊醒了素常寂静的街道。

    保尔用手推着加莉娜的肩膀，说：“你妨碍我拉琴了，离远点吧。”

    于是又是一阵戏谑和哄笑。

    玛鲁霞插嘴说：“保尔，拉一个忧伤点的曲子吧，要能动人心弦的。”

    手风琴的风箱缓缓地拉开了，手指慢慢地移动着。这是一首大家都熟悉的家乡曲调。加莉娜带头唱起来。玛鲁霞和其他人随即跟上：

    所有的纤夫

    都回到了故乡，

    唱起歌儿

    抒发心头的忧伤，

    我们感到亲切，

    我们感到舒畅……

    青年们嘹亮的歌声传向远方，传向森林。

    “保尔！”这是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收起手风琴，扣好皮带。

    “叫我了，我得走了。”

    玛鲁霞央求他说：“再呆一会儿，再拉几个吧，耽误不了回家。”

    但是，保尔忙着要走，他说：“不行，明天再玩吧，现在该回家了，阿尔焦姆叫我呢。”

    他穿过马路，朝家跑去。

    他推开房门，看到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坐在桌子旁边，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

    “你叫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向保尔点了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他就是我的弟弟。”

    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弟弟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替他。要的话，你回来告诉一声。”

    那个人插嘴说：“不用了，我跟他一块去。我自己跟老板谈吧。”

    “当然要雇人啦。”保尔说。“因为电工斯坦科维奇生病，今天机器都停了。老板跑来两趟，要找个替工，就是没找到。

    单靠一个锅炉工就发电，他又不敢。我们的电工得的是伤寒病。”

    “这么说，事情就算妥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咱俩一块去。”他对保尔说。

    “好吧。”

    保尔看到他那双安详的灰眼睛正在仔细观察他。那坚定的凝视的目光使保尔有点不好意思。灰色的短上衣从上到下都扣着纽扣，紧紧箍在结实的宽肩膀上，显得太瘦了。他的脖子跟牛一样粗，整个人就像一棵粗壮的老柞树，浑身充满力量。

    他临走的时候，阿尔焦姆对他说：“好吧，再见，朱赫来。明天你跟我弟弟一块去，事情会办妥的。”

    游击队撤走三天之后，德国人进了城。几天来一直冷冷清清的车站上，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就是他们到来的信号。消息马上传遍了全城：“德国人来了。”

    虽然大家早就知道德国人要来，全城还是像捅开了的蚂蚁窝一样，立即忙乱起来，而且对这件事总还有点半信半疑。

    这些可怕的德国人居然已经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开到城里来了。

    所有的居民都贴着栅栏和院门，向外张望，不敢到街上去。

    德国人不走马路中间，而是排成两个单行，沿路的两侧行进。他们穿着墨绿色的制服，平端着枪，枪上上着宽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身上背着大行军袋。他们把队伍拉成长条，从车站到市区，连绵不断；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随时准备应付抵抗，虽然并没有人想抵抗他们。

    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两个拿着毛瑟枪的军官，马路当中是一个担任翻译的乌克兰伪军小头目，他穿着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戴着一顶羊皮高帽。

    德国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列成方阵，打起鼓来。只有少数老百姓壮着胆聚拢过来。穿乌克兰短上衣的伪军小头目走上一家药房的台阶，大声宣读了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本市全体居民，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所有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缴出，违者枪决。

    第二条本市宣布戒严，自晚八时起禁止通行。

    城防司令科尔夫少校

    从前的市参议会所在地，革命后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办公处，现在又成了德军城防司令部。房前的台阶旁边站着一个卫兵，他头上戴的已经不是钢盔，而是缀着一个很大的鹰形帝国徽章的军帽了。院子里划出一块地方，用来堆放收缴的武器。

    整天都有怕被枪毙的居民来缴武器。成年人不敢露面，来送枪的都是年轻人和小孩。德国人没有扣留一个人。

    那些不愿去交枪的人，就在夜里把枪扔到马路上，第二天早上，德国巡逻兵把枪捡起来，装上军用马车，运到城防司令部去。

    中午十二点多钟，规定缴枪的期限一过，德国兵就清点了他们的战利品，收到的步枪总共是一万四千支，这就是说，还有六千支没有交给德国人。他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但是搜到的很少。

    第二天清晨，在城外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边，有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了，因为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步枪。

    阿尔焦姆一听到命令，就急忙赶回家来。他在院子里遇到了保尔，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郑重其事地小声问道：“你从外面往家拿什么东西没有？”

    保尔本来想瞒住步枪的事，但是又不愿意对哥哥撒谎，就全都照实说了。

    他们一起走进小棚子。阿尔焦姆把藏在梁上的枪取下来，卸下枪栓和刺刀，然后抓起枪筒，抡开膀子，使出浑身力量向栅栏的柱子砸去，把枪托砸得粉碎。没碎的部分则远远地扔到了小园子外面的荒地里，回头又把刺刀和枪栓扔进了茅坑。

    完事以后，阿尔焦姆转身对弟弟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保尔，你也明白，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得跟你说清楚，往后什么也不许往家拿。你知道，现在为这种事连命都会送掉。记住，不许瞒着我，要是你把这种东西带回来，让他们发现了，头一个抓去枪毙的就是我。

    你还是个毛孩子，他们倒是不会碰你的。眼下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你明白吗？”

    保尔答应以后再也不往家拿东西。

    当他们穿过院子往屋里走的时候，一辆四轮马车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停住了。律师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涅莉和维克托从车里走出来。

    “这些宝贝又回来了，”阿尔焦姆恶狠狠地说。“又有好戏看了，他妈的！”说着就进屋去了。

    保尔为枪的事难过了一整天。在同一天，他的朋友谢廖沙却在一个没有人要的破棚子里，拼命用铁锹挖土。他终于在墙根底下挖好一个大坑，把领到的三支新枪用破布包好，放了下去。他不想把这些枪交给德国人，昨天夜里他翻来覆去折腾了一宿，怎么想也舍不得这些已经到手的宝贝。

    他用土把坑填好，夯结实了，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盖在新土上。然后又从各方面检查了一番，觉得挑不出什么毛病了，这才摘下帽子，擦掉额上的汗珠。

    “这回让他们搜吧，就是搜到了，也查不清是谁家的棚子。”

    朱赫来在发电厂工作已经一个月了，保尔不知不觉地和这个严肃的电工成了亲密的朋友。

    朱赫来常常给他讲解发电机的构造，教他电工技术。

    水兵朱赫来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孩子。空闲的日子，他常常来看望阿尔焦姆。这个通情达理、严肃认真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讲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尤其是母亲埋怨保尔淘气的时候，他更是耐心地听下去。他总会想出办法来安慰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劝得她心里舒舒坦坦的，忘掉了种种烦恼。

    有一天，保尔走过发电厂院子里的木柴堆，朱赫来叫住了他，微笑着对他说：“你母亲说你爱打架。她说：‘我那个孩子总好干仗，活像只公鸡。’”朱赫来赞许地大笑起来，接着又说：“打架并不算坏事，不过得知道打谁，为什么打。”

    保尔不知道朱赫来是取笑他还是说正经话，便回答说：“我可不平白无故地打架，总是有理才动手的。”

    朱赫来出其不意地对他说：“打架要有真本领，我教你，好不好？”

    保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有真本领怎么打？”

    “好，你瞧着。”

    他简要地说了说英国式拳击的打法，给保尔上了第一课。

    保尔为了掌握这套本领，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学得很不错。在朱赫来的拳头打击下，他不知摔了多少个倒栽葱，但是这个徒弟很勤奋，还是耐着性子学下去。

    有一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回来，在屋子里转悠了一阵子，没有什么活要干，就决定到房后园子角落里的小棚顶上去，那是他最喜爱的地方。他穿过院子，走进小园子，登着墙上凸出的地方，爬上了棚顶。他拨开板棚上面繁茂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当中，躺在暖洋洋的阳光下。

    这棚子有一面对着列辛斯基家的花园，要是爬到棚顶的边上，就可以望见整个花园和前面的房子。保尔把头探过棚顶，看到了院落的一角和一辆停在那里的四轮马车。他看见住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用刷子刷他长官的衣物。保尔常常在列辛斯基家的大门口看到那个中尉。

    那个中尉粗短身材，红脸膛，留着一小撮剪得短短的胡须，戴着夹鼻眼镜和漆皮帽舌的军帽。保尔知道他住在厢房里，窗子正朝着花园，从棚顶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中尉正在桌旁写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写好的东西走了出去。他把一封信交给勤务兵，就沿着花园的小径朝临街的栅栏门走去。走到凉亭旁边，他站住了，显然是在跟谁说话。涅莉从凉亭里走了出来。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个人出了栅栏门，上街去了。

    这一切保尔都看在眼里。他正打算睡一会儿，又看见勤务兵走进中尉的房间，把中尉的军服挂在衣架上，打开朝花园的窗子，收拾完屋子，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转眼间，保尔看见他已经到了拴着马的马厩旁边。

    保尔朝敞开的窗口望去，整个房间看得一清二楚。桌子上放着一副皮带，还有一件发亮的东西。

    保尔为按捺不住的好奇心所驱使，悄悄地从棚顶爬到樱桃树上，顺着树身溜到列辛斯基家的花园里。他弯着腰，几个箭步就到了敞开的窗子跟前，朝屋里看了一眼。桌子上放着一副武装带和一支装在皮套里的很漂亮的十二发曼利赫尔手枪。

    保尔连气都喘不上来了。有几秒钟的工夫，他心里斗争得很激烈，但是最后还是被一种力量所支配，他不顾死活，把身子探进窗子，抓住枪套，拔出那支乌亮的新手枪，然后又跳回了花园。他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把枪塞进裤袋，迅速穿过花园，向樱桃树跑去。他像猴子似的攀上棚顶，又回过头来望了一眼。勤务兵正安闲地跟马夫聊天，花园里静悄悄的……他从板棚上溜下来，急忙跑回家去。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没有注意到他。

    保尔从箱子后面抓起一块破布，塞进衣袋，悄悄地溜出房门，穿过园子，翻过栅栏，上了通向森林的大路。他一只手把住那支不时撞他大腿的手枪，拼命朝一座废弃的老砖厂跑去。

    他的两只脚像腾空一样，风在耳边呼呼直响。

    老砖厂那里很僻静。木板房顶有的地方已经塌了下来，碎砖东一堆西一堆的，砖窑也毁坏了，显出一片凄凉景象。这里遍地杂草丛生，只有他们三个好朋友有时候一起到这里来玩。保尔知道许多安全可靠的隐蔽场所，可以藏他偷来的宝贝。

    他钻进一座砖窑的豁口，小心地回头望了望，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松林在飒飒作响，微风轻轻扬起路边的灰尘，松脂散发着浓烈的气味。

    保尔用破布把手枪包好，放到窑底的一个角落里，盖上一大堆碎砖。他从窑里钻出来，又用砖把豁口堵死，做了个记号，然后才回到大路上，慢腾腾地往家走。

    他的两条腿一直在微微打颤。

    “这件事的结局会怎么样呢？”他想到这里，觉得心都缩紧了，有点惶恐不安。

    这一天，还没有到上工时间，他就提前到发电厂去了，免得呆在家里。他从门房那里拿了钥匙，打开门，进了安装着发动机的厂房。当他擦着风箱，给锅炉上水和生火的时候，还一直在想：“列辛斯基家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已经很晚了，约摸是夜里十一点钟的时候，朱赫来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压低了嗓音问他：“今天你们家里为什么有人去搜查了？”

    保尔吓了一跳。

    “什么？搜查？”

    朱赫来沉默了一会儿，补充说：“是的，情况不大妙。你不知道他们搜什么吗？”

    保尔当然清楚他们要搜什么，但是他不敢把偷枪的事告诉朱赫来。他提心吊胆地问：“阿尔焦姆给抓去了吗？”

    “谁也没抓去，可是家里的东西都给翻了个底朝天。”

    保尔听了这话，心里稍微踏实了些，但是依然感到不安。

    有几分钟，他们俩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一个知道搜查的原因，担心以后的结果；另一个不知道搜查的原因，却因此变得警惕起来。

    “真见鬼，莫不是他们听到了我的什么风声？我的事阿尔焦姆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可是为什么到他家去搜查呢？往后得格外小心才好。”朱赫来这样想。

    他们默默地分开，干自己的活去了。

    列辛斯基家这时可闹翻了天。

    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就把勤务兵喊来查问。等到查明手枪确实是丢了，这个平素彬彬有礼、似乎颇有涵养的中尉，竟然甩开胳膊，给了勤务兵一个耳光。勤务兵被打得晃了晃身子，又直挺挺地站定了。他内疚地眨着眼睛，恭顺地听候发落。

    被叫来查问的律师也很生气，他因为家里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一再向中尉道歉。

    这时候，在场的维克托对父亲说，手枪可能叫邻居偷去了，尤其是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嫌疑最大。父亲连忙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了中尉。中尉马上下令进行搜查。

    搜查没有什么结果。这次偷手枪的事使保尔更加相信，即使是这样冒险的举动，有时也可以安然无事。